第十二章逃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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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冬天到來的時候，沒剩下幾架飛機了。天上落下來的光是雨。然後，有一天，天變冷，下雪了。

正是在這個星期，我們從揚州又轉到南京，兩地之間坐車要不了幾小時。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見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球在空中飄來飄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們也有一個空軍派來的勤務兵。這一個跟揚州的那個不同，沒那麼瘋。他老是說，"別擔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級軍官，不會常來，來了也待不長。"我和胡蘭從一所大宅子一樓的窗子向外望著。這地方原是個外國商人建造的漂亮別墅，現在成了各人等的臨時大本營。它共有兩層，有四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圍全是樹——勤務兵說，這些樹全是法國進口的。但現在樹葉已經凋落，本就分不出是中國樹還是法國樹。屋子坐落在城裡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牆，再走一段路過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離市中心不遠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裡面望一眼，情況就完全兩樣了。一進去馬上就會看到:沙發已經被無數人的股磨損了，地毯已經被年復一年來來往往的腳步踏薄了，每間房間裡的牆紙都已剝落髮黃，廚房角落裡有漏雨的裂縫，整個屋子看上去就像一個沒人照管的孤兒。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務兵怎麼清煤爐，免得下次得煙霧騰騰。這時，文福回來了，說，"你清這個，不過替別人清罷了。"然後他告訴我們，空軍已經發出通知，我們不久就要離開南京，也許在兩星期內，也許更快。

"我們來這兒還不到一星期呢。"我說。文福沒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本人來了。

那天我去空軍的郵局發兩封電報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錢的銀行，要他們匯四百元錢給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給文福的妹妹，告訴她送錢的地方。發電報的小姐幫助我儘可能用最少的字把電文發出去。在給文福妹妹的電報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們馬上就要逃難。"逃難這個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這事看得嚴重點，辦得快一點。也許我有點誇大，也許沒有。不管怎麼說，我在那地方加上這個字，因為這個字能使大家都跳起來。

逃難，這個字什麼意思？我覺得美國沒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國我們有許多不同的字來表達所有這一類麻煩。不，"refugee"①不是這個意思，不準確。"refugee"是指你逃難後還活著。要是你還活著，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麼使你逃難的。

①難民。

你很幸運，從來沒經歷過逃難。這個字的意思是指一種可怕的危險來了，不光是對你一個人的，而是對很多人的，所以每個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這是一種追趕你的恐懼，一種病，就像發高燒那樣。所以你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快逃！快逃！"——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沒別的念頭了。你頭上的頭髮都豎起來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連那個要殺你的人的氣聲都聽到了。你只要聽到一聲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夠了，高熱就變成了寒顫，遍你的全身，從背脊一直到腳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來，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運，連這個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訴你，它是什麼樣的，它是怎樣差點兒就落在我頭上的。

我寫完電文，發電報的小姐問我，"你真的以為我們馬上就要逃難了嗎？"我不想嚇著她，就說，"因為我小姑有點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這麼說，這樣她就會抓緊去辦。"那姑娘笑起來了，誇我真聰明。我很喜歡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麼，但大家都叫她王貝蒂，"漂亮貝蒂"，因為她跟大家都很喜歡的影星戴維斯·貝蒂長得很像，也是同樣的髮式，嗓子也有點沙啞，眼睛也是那麼大，只不過眼皮有點下垂，上面有點浮腫。我覺得她有甲狀腺亢進或腎臟炎，才會成這個樣子。

她是一個典型的南京人，"閃電式結婚"——認識了一個飛行員，馬上就嫁給他，就這麼快。這個飛行員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認識。婚後大概才兩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陣亡了。但他總算還有時間給她留下一個遺腹子。

四天後，我又去了郵局。我的小姑真夠厲害的，取到錢後兩天她就把錢匯出了，但不是匯給我，而是匯給了文福！這是王貝蒂告訴我的。文福已經來過，把這筆錢取走了。她又能怎麼辦？收款單上寫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錢，是我的陪嫁錢！"我告訴王貝蒂，"再說這錢是逃難用的，是要緊關頭救命用的。"貝蒂從熱水瓶裡給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厲害了。這種事總是落在女人頭上，真的。當然，我沒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這可是好大一筆錢哩。"

"總共有四千元，"我糾正她，她的嘴都張大了，"還有傢俱，木料都是上好的，許許多多好東西——可現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也是的，"她說著，搖搖頭，"我丈夫死的時候，部隊給了一筆撫卹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個子兒都不讓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為自己，也為肚裡的孩子賺點飯錢。"她敲打著正在發電文，"現在他家裡人又說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來，把這個孫子給他們。他們說了，這以後我就可以走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問你，我幹嗎跑到那兒去，受他們的氣？難道我是一隻鴨子嗎——給他們孵蛋，讓他們吃？"我不笑起來了。王貝蒂就是這麼個人，說話總是很坦白，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過了一會，我也放開來談了。

"我要他把這筆錢還給我。"我說。

"這就對啦，"她說，"好好跟他講道理。這筆錢本來就是你的嘛，是準備逃難用的。"

"這錢是我的，是準備逃難用的。"

"不需要別的藉口。"

"不需要別的藉口。"我們還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說了。"我們需要這筆錢逃難。"我說，"誰知道我們會碰到什麼事。"

"誰說我們要逃難了？"他邊說，邊剔牙。

"不管怎麼說，這是我的陪嫁錢。"我堅持說。

文福做了個鬼臉，"你要那麼多錢幹嗎——要當個又有錢又快樂的寡婦？"

"別說這種話！"我喊起來了。

"那麼你也不該說這種話。"他吼道。就這樣，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陰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陰暗的部分。當然，我沒想過他會死。但這想法一旦被他說破，我的臉就紅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麼能跟這樣的丈夫講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發現我說的一切全是白費口舌，文福早已把錢花得光。四班的一個廣東飛行員在機場裡留下一輛小車，後來飛機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車買來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麼會想到去買一個死去的飛行員的東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樣，把死人的悲劇變成他的快樂。

"要是我們真的要逃難，"他說，"這個車子就派上用場了。你現在可知道你丈夫的明瞭吧。"當然，我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