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博古年少初得志澤東失意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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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25至4月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斯基向國際各支部宣告: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右傾始終都是主要危險。由於共產國際會議定的調子，便把反右傾機會主義模式化了，這給王明“左傾”路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由於國際形勢大氣候的影響，中央蘇區於1931年8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了《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定》，認為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失敗情緒。

王明接手改造了中央領導機構之後，又向全國各地派出了中央代表，去執行國際共產組織的“反右傾”鬥爭，改造各級機關，排除異己。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即9月20中共中央發佈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據這個指示，於11月1到5，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由中央代表團主持這次會議，在反右傾的前提下，同時批評了澤東關於土地革命中的“農民戰爭論”、軍事工作中的“遊擊主義”這是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唱主角，也是開始奪取澤東領導權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會期間，為了避免黨內嚴重分歧繼續下去而導致黨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的錯誤上承擔了責任，要求退出政治局。在周恩來的去留問題上，也引起了一番爭議，後來國際組織的代表米夫提出了“留周去瞿”的方針。

到了1932年1月9，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要努力求得將中央蘇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鄂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為戰略目標。

臨時中央首先致電周恩來，命令周準備行動起來。1月上旬，周恩來考慮到當時敵我雙方的態勢，回電臨時中央，說明中央蘇區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分析了周恩來的建議後，又退了一步覆電周:讓他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據這一指示，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攻打處於蘇區包圍中的贛州，以便將中央蘇區與湘贛蘇區聯成一片，解除向北發展的後顧之憂。中革委發出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1932年1月28，上海爆發了著名的淞滬保衛戰。

1932年2月4，據中革委部署，紅軍3軍團借國民黨淞滬抗戰之機，圍攻贛州。

由於倉促應戰，又加上紅軍的裝備落後，戰幾沒有收穫，於3月7撤圍。

1932年3月，3軍團從贛州撤圍之後，集結在贛縣江口地區，周恩來到江口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後紅軍行動方針。會議決定紅軍主力應向北發展，並以紅1、5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以3軍團、紅16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

1932年3月30，率東路軍行動的澤東致電周恩來，提議東路軍直下贛泉，方能調動敵人贏得戰爭，展開時局。並告以漳州易守難攻。

1932年4月4，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又發表了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內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篇文章，把黨內的正確思想以及對“左傾”冒險主義持懷疑抵制態度的同志，一概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因而號召全黨要加以最堅決無情的鬥爭。

4月10，紅軍東路軍攻佔龍巖。11，澤東、王稼祥致電周恩來，通報戰況和下一步行動說，龍巖勝利原因是為團結兵力，攻敵不備。

4月14，臨時中央發出《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各蘇區黨面前主要的危險。

4月20，紅軍東路軍攻佔閩南重鎮漳州，殲滅守敵張貞部4個團，俘敵1000餘人，22澤東給周恩來致電說:漳州大捷，達到了剪除粵敵一翼的目的，對整個時局影響很大。

1932年5月11，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4月14給各蘇區的信，經過討論，決定接受中央的批評；周恩來起草決議承認蘇區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以來，對目前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號召中央蘇區各級黨部全體同志在紅五月工作中，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堅決進行勝利的進攻，爭取蘇區的擴大，爭取閩贛湘鄂蘇區打成一片，爭取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撫州、南昌與江西及其臨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5月20，臨時中央再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對周恩來到蘇區後的工作仍不滿意，電文中說:“伍豪（周恩來）同志到蘇區後，有些錯誤已經糾正，或部分糾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估計到反蘇戰爭的危險，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轉變，或者還沒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目前應該採取積極進攻策略，奪取一二箇中心城市，來發展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周恩來一時左右為難，他明知臨時中央的決定是錯誤的，但他又不能不去執行。他在臨時中央斥責和督促下，於5月30在蘇區中央機關刊物《實話》第五期上發表《擁護全國紅軍的勝利，堅決執行積極進攻的路線》。

1932年5月下旬，蔣介石調集在淞滬保衛戰中表現得積極頑強的19路軍進駐福州，粵軍3個師開赴贛南，向于都窺進。

6月9，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會剿”會議，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計劃，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後移兵中央蘇區。

6月下旬，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轄1、3、5軍團，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

1932年6月25，周恩來在瑞金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下組織勞動與戰爭委員會。

7月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周恩來任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主席，負責主持“計劃並指導關於革命戰爭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財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1932年7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在贛南、粵北的池江、水口圩，擊潰奧軍15個團，中央蘇區南部得到穩定。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線，後方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於7月21在信豐致電蘇區中央並轉項英，報告一方面軍的情況，並將在月底前渡贛江北進，準備與敵作戰。

同，臨時中央發出了給蘇區中央局及贛閩兩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繼續批評蘇區紅軍沒有及時採取進攻策略，沒有積極地擴大蘇區。

中央蘇區中央局（此時，任弼時為代理書記）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治委員。

周恩來不太同意，於7月25，以澤東、朱德、王稼祥的名義致電中央局，電文中說: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委一級，改設總政委為妥，即以澤東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權決定。

1932年7月29，周恩來鑑於蘇區中央局仍堅持由他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便在陳述信中說:…這將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揮而督促他改正錯誤…有澤東指揮，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請你們考慮…

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繼續整編，前方由周恩來、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並隨軍行動。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朱、王，與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發生了益嚴重的分歧，後方由於有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而不顧前方的實際困難，一味地督促前方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