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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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寫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說會使兩類人不高興:不開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惡醜，有人為此不高興，甚至撐不住風度終於憤怒起來，這正是作品的價值所在。至於您說我的小說“醜化”云云，那隻能說明您自己神經衰弱，與我無關。我不過是在虛構的藝術空間裡，讓當今官場形形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們集中到一起展示他們的靈魂。因而您對我的小說“上綱上線”我只能把這理解成別有用心。您在這方面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遺憾，也覺得您很可憐。其實我這樣分析自己的作品還太淺顯了，可是說得太深奧了您也不懂，還是不說了吧。聖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我說，您會對我下手的。不過我相信您下手的時候也不敢太明目張膽，只能遮遮掩掩，變著戲法。因為面對真正的良知，您無法光明磊落。我父親二十四歲的時候就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鄉下老家二十一年，受盡磨難。家父因為年輕時的遭遇，空耗青年華，平生無所建樹，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對他無限崇敬，因為他的骨頭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軟體動物們高貴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對我的小說有看法了，他們除了擔心兒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我。我的母親認不得幾個字，卻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說，兒子，不當官沒關係，只要別跟那些貪官汙吏們學壞了。萬一出什麼事了，回老家來，餓不死你的。有這樣深明大義的父母，我什麼都不怕。

最後我說，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兢兢業業。我的文學創作都是八小時以外的事，不過就是晚上不打牌賭博、不走門子而已。著作權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權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許被剝奪的。因此，於情於法，我問心無愧。可是總有人以我業餘寫小說為藉口，把我視為異類。我想錯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虛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將遭遇些什麼事情的，我等待著。

公開信大概就是這些內容。我終於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結果，就是二ooo年被分出局。如果沒有機構改革這個遊戲，還真不知他們會用什麼方法趕走我。冥冥之中有種神秘的東西不為人知，比方我提到過的兒時做的那個夢，它似乎就預示我此生此世總是在被世俗拋棄。

“世俗”二字用得不準確，可我不方便用更準確的字眼。

伊渡:你這封信也夠刺的。可我覺得你說得句句在理，雖然有些火氣。但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襟寬大的官員不多。像伏爾泰當年收到別人的批評，他回信說，我不同意你所說的任何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已成為美談。可惜的是這種懷的人不大可能出現在中國官場。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出局，恐怕同這事有關。

王躍文:事情已經過去了，評說它已沒有意義。但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誰在那個位置上，也許都會發表他的所謂“個人意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會因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他也許有很多敵人，但他沒有一個私敵。我完全敢於毫不謙虛地套用這句話來評價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個人，是件很困難的事。你嫉恨別人，別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覺得自己年過四十以後，心態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為極偶然的機緣，來世上走一遭；又因為極偶然的機緣，有了那些親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確十分討厭的人。但大家都得活著啊，何必著急上火呢？把什麼都看得雲淡風輕，多好啊！

伊渡:但是從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個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極端、很尖銳，有人說你眼睛很毒。

王躍文:我為文有些鋒芒畢，但這同做人平和淡泊並不矛盾。生活當中，真正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當朋友。《國畫》剛出版時，很多官場上的人託人請我聊天。他們同我見面，多喜歡開句玩笑，說我不怕你把我寫進書裡去。真有意思。官場上什麼物種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訴我，有回他在火車軟臥裡遇著位看《國畫》的人，閒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單位的。朋友便問他，看樣子你很喜歡王躍文？那人馬上憤然作，說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訴我，又博我一樂。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書，正像幾十年前免費的一句話:批判地閱讀。我原單位很多同事都看過我的小說，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裡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紙把小說封面包起來，像小學生包新課本一樣，放在辦公室屜裡看，遇著來人了，借站起來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屜關上了。真是好玩兒極了。

我也聽很多人說過，官場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人，提議請我一塊兒去聊聊天。有人馬上反對說，千萬別請他來，別把我們都寫進小說裡去。真有意思。不知這些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我得謝這些反對請我赴飯局的人，他們讓我少去很多應酬。我很討厭這類應酬，得聽很多廢話，自己也要說很多廢話。我明白有些怕見我的人，也許明知道自己壞，卻心安理得地做壞人。

伊渡:這麼多年來，有什麼印象強烈的事情觸動過你的靈魂嗎？我想了解你的思想發展軌跡。

王躍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沒有所謂思想，也就談不上什麼思想發展軌跡。我只有些片斷式的想法，不繫統更不深刻。有人說我看問題一針見血，我也羞於承認。我是個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於隱藏自己真實的看法而已。我自從踏入滾滾紅塵，身邊並沒有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說裡描寫的那樣，庸常而無奈。可是，正是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著我們的人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越來越莫名其妙。

我剛參加工作時，有位極可愛的南下幹部，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位老幹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識，很小就是孤兒。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個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們單位領導經常說，任老黨最強，要我們向他學習。每到發工資那天，任老就選幾張最新的票子，跑到組織委員那裡去黨費。我曾把這個細節寫進長篇小說《西州月》裡。任老最痛恨年輕小夥子的頭髮長得像女人，他每次參加組織生活會都要為這事發脾氣。有回，有位年輕黨員說，頭髮長短同思想覺悟沒關係，主席頭髮長，蔣介石是個光頭，結果怎樣？這下可把任老氣壞了，一定要求組織上處分那位黨員，說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憑他把主席和蔣介石放在一起說，就該槍斃！那位年輕黨員馬上以牙還牙，說你剛才也把主席和蔣介石放在一起說了！任老氣得差點兒背過氣去。任老還愛講一件事，就是他當公社書記時，為了不讓倒寒凍壞秧苗，帶領社員群眾扯著棉被，把秧田團團圍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半點兒革命鬥志！有年輕人笑著問他，那不是做蠢事嗎？這又把任老氣壞了。聽說任老曾給某中央領導牽過馬，誰也沒有看過他的履歷，無法證實。任老卻很願意別人提起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驕傲地微笑。但你千萬不能說他當過某領導的馬伕，只能說他當過某領導的勤務員。他聽見“馬伕”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親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場裡，任老買了菜之後，還要撿走菜攤上的爛菜葉。菜農不肯，也許是人家自己想留著餵豬。任老就同人家衝突起來。任老穿得像個叫花子，菜農哪裡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難懂的北方土話叫罵起來:你知道老子是誰嗎？老子身上有五處傷疤，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沒有老子血犧牲，你還想在這裡賣菜？你得給地主當長工、做短工！菜農說，你怎麼犧牲了？犧牲了還能在這裡做鬼叫？圍觀群眾鬨然大笑。任老更加氣憤了，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你們服務的，你們還要笑話！

伊渡:你說的任老的故事也許是個很極端的例子，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嗎？

王躍文:我當初只是覺得任老有些不合時宜，人還是蠻可愛的。可是，恰恰是這些雞蒜皮的小事，說明了生活本身。荒誕無處不在，已經讓我們習以為常。

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敢到政府門口示威靜坐的群眾並不多。有回，幾個群眾因為一樁兇殺案沒有得到公正處理，跑到政府門口喊冤。任老從政府大門口經過，嚇唬群眾說:你們有問題可以打報告反映，喊什麼冤？要是被美蔣特務拍了照，就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了！喊冤群眾看看他的穿著，聽他講話牛頭不對馬嘴，只當他是瘋子，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氣憤，跑到縣領導那裡大搖其頭:不得了啦，現在老百姓沒有半點兒怕懼了！跑到政府門口鬧事，嚇都嚇不走！

回想我小時候見過的幹部，任老講的話大有來歷。我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群眾對幹部的覺就是一個字:怕。村黨支部書記算是最小的幹部了，嚴格說來還不算國家幹部，老百姓對他們也是害怕的。我們村當時的黨支部書記正好是我們生產隊的，成天黑著臉，從不正眼看人。村裡群眾遇上他，恭敬地叫聲“書記”他總是鼻子裡哼一聲。他的工作主要是開會，一般不參加勞動。偶爾，他扛著鋤頭，出現在地頭，氣氛就緊張起來。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有回鋤油菜地裡的草，社員們邊幹活邊說笑，地裡熱火朝天。快收工的時候，忽然有人輕聲說道:書記來了。地裡馬上安靜下來。書記橫扛著鋤頭來了，慢條斯理地脫下棉衣，取下手錶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塊手錶。太陽一寸寸靠近山頭，社員們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沒人敢吭聲。生產隊長是書記的侄子，也不敢說話。大家都自覺地同書記拉開距離，讓他像個孤家寡人，獨自在田角里鋤草。書記威嚴地勞動了大約四十分，看看手錶，穿上棉衣走了。生產隊長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學時，我們冬天必須經過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調皮的學生會偷甘蔗吃。有回，有個同學剛扳斷一甘蔗，忽然甘蔗地裡閃出一個人。我們都嚇壞了，原來是公社書記。那個偷甘蔗的同學魂飛天外，拔腳就跑。公社書記逮住我們幾個無辜的學生，要我們供出那個同學的名字。我們誰也不肯說，就像電影裡看到的寧死不屈的共產黨人。偏有個同學頑皮，說:他叫向天問。意思是叫公社書記去問老天爺。公社書記火了:我就抓你這個向天問！這個同學很機靈，身子一晃，一溜煙跑了。公社書記追向天問去了，我們幾個同學也得救了。我永遠忘不了公社書記那張胖臉，臉上的是橫著長的。

我家現在的保姆舒姐，五十歲上下，鄉下人。她家裡很窮，男人比她大二十多歲，長年待她。照舒姐的說法，那男人手裡抓著什麼就拿什麼打她，不管是扁擔或是凳子。有回，她說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過一次婚姻，因為不育，被男人休棄了。這時，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男人熱心地照顧她，說想娶她。她家裡窮，沒有依靠，就答應了。可是過了幾天，她發現這個男人很壞，就反悔了。那男人於是威脅說，她已經用掉他二十塊錢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講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給他。舒姐說她一聽說公社幹部就怕，平時看見穿黃衣服的人心頭就怦怦跳。

伊渡:讀你的小說，我覺到官場的人際關係，就是等級關係。官場裡面等級分明，真有你描寫的那麼可怕嗎？

王躍文:說個真實故事吧。我剛參加工作時，有年節單位優惠賣魚，有條鯉魚足有二十多斤。我家鄉是山區，很少見有二十多斤的魚。可是，同事們都患得患失，因為那是條母魚，肚子脹鼓鼓的，滿腹魚籽，買了不合算。我見大家都不想要，就買下了。可是第二天，就傳出些話來，說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魚買下了，那條魚應該是縣長的。也就是說，依我當時的級別，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魚爛蝦才是屬於我的。這是我頭回親身體驗什麼叫官場等級。我曾把這個細節寫進了短篇小說《天氣不好》。

中國官場自古就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說法。等級森嚴，層層相壓，不是個中人物的格或本質所能決定的，而是體制本身，造成了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所以，與其說官場人際關係是等級關係，不如說是人身依附關係。官場一旦形成等級，是輕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開水瓶打壞了，管後勤的同事給我買了個新的，但就是這麼一個開水瓶，竟觸犯了等級問題。因為原來大家配的開水瓶款式老氣，早不生產了，而我新配的開水瓶外觀漂亮，價格比老式的也貴些。領導見了，非常生氣，把買開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評了一頓。還有回，單位給每間辦公室配了個掛衣架子，大家都很高興。不料，領導又不高興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廳級幹部同處級幹部、科級幹部的掛衣架是一模一樣的！這還了得！管後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辦了錯事，馬上把廳級領導的掛衣架換成更高級些的。

伊渡:等級觀念居然會如此？

王躍文:這還只是小小的常細節上表現出來的等級觀念，更深層次的東西越發可怕。不過我也發現有時候官場中人故意搬出等級關係，得神秘、堂皇，其實只是兒戲。比方，有陣子，上頭要求處級以上幹部辦公桌上都要擺上黨旗和國旗。有同事私下疑問:難道愛黨愛國也要講究級別嗎？我們處以下幹部就沒有資格愛黨愛國了嗎？我聽了這種議論，嘴上不說，心裡卻猜想:無非是有關部門為賺錢想出的妙招。因為這黨旗、國旗不是上頭無償發放的，還得各單位花錢買。當然說法上，只會講這是收工本費，但畢竟要各單位出錢啊，不見得每個單位都肯出這錢，於是，有關部門就正而八經地提出要求，處級以上幹部辦公桌上都必須擺放黨旗和國旗。如此一來，事情就顯得莊嚴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這是處以上幹部才有資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錢吧。

有時候官員講究級別，就像三演員擺譜。三演員面，本來沒人認識他，更不會有人圍觀，卻故意些馬仔左右拱衛。老百姓喜歡看熱鬧，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都跑來看。圍上去的人越來越多，三演員就從這種假造的場面中獲得滿足。有回晚飯後，我去家裡附近的公園散步，突然覺氣氛異樣起來。後來知道，原來是某官員散步來了，公園加強了保衛工作。我因為在政府部門混過些子，懂得保衛制度，知道這位官員本就夠不上保衛級別。似乎這種保衛工作，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員散步來了。

伊渡:我還從你的小說中讀出很多官場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過之後又頓覺悲哀。

王躍文:準確地說，官場中可笑的事情還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區別的。我曾寫過篇小文章，叫《中國天天恩節》，其實還可以寫篇《中國天天愚人節》。

有這麼一個段子，說某領導詩興大發，欣然命筆賦詩一首:看見前明月光，懷疑地上起了霜。抬起頭來望明月，低下頭去想故鄉。秘書聽了，動得不得了，說領導這詩寫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詩更勝一籌。別人聽了這個段子，會以為這絕對是瞎編的，我卻相信官場中真有這樣的滑稽。

有的官員為了講話生動，濫用比喻，笑話百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我就聽見有官員做報告說，我們要學會三條腿走路，要拉長第三條短腿，把第三條腿做大做強！官員的意思是工業、農業是兩條腿，第三產業是第三條腿，而這條腿還很不夠，要加快發展，所以就要拉長。我就不明白三條腿怎麼走路？我還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條腿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