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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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文: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外部世界給我最大的覺就是恐懼。我們那個村，長期是縣裡大小運動的試點，經常有縣裡各種幹部出入。那些幹部通常是板著臉的，冷不防發現誰說了反動話，就抓住了階級鬥爭新動向。村裡小孩子哭鬧，大人會嚇唬說，別哭了，警察叔叔來了！孩子就嚇得不哭了。那時候，城裡正鬧“水老倌”聽說“水老倌”頭子勾著食指，進嘴裡吹哨子，聲音有火車笛子那麼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嘯而來，聽從命令。誰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條。

“水老倌”就是城裡的氓。所以，恐懼心理伴隨我直到長大成人。三十歲以前，我排隊買火車票，臨近窗口了，口就開始狂跳。我知道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那高高的窗口裡面，無非就是坐著一個脾氣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臟就是不爭氣，偏要劇烈地跳。我必須反覆斟酌一句最簡單的話，放在嘴裡默唸。我練好了這句話，臨到窗口再蹦出來。比方說:長沙一張！絕不多說半個字。如果碰上意外情況，比方窗口裡的女人說沒有票了，我就慌張得說不出話。

現在，我已不至於再害怕買火車票，但仍然恐懼這個世界。塵世喧囂，魑魅魍魎，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這種心理受很奇特。現代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童年經歷會影響他的終身，甚至他成年以後的思維習慣、行為方式，都可以從童年的經驗裡找到理由或印證。不知你的童年是怎麼度過的？

王躍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稱作噩夢。飢餓、孤獨、恐懼，糾纏著我整個童年，只是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絕望。因為少不更事，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希望，也就無所謂絕望。二ooo年，我的人生髮生重大轉折，脫離原來的單位，成了事實上的自由寫作者。那年深秋的某個夜晚，我做了個夢，幾乎原原本本再現了我兒時的生活。夢中，我是副團長。有個晚上，團長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當副團長。我舉手反對。團長嚴肅地對我說:組織上給你一個光榮任務，深入敵後從事地下工作。我二話沒說，掏出別在間的手槍，莊嚴地放在團長手裡。團長把手槍給他弟弟，然後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團長的手是那麼有力，那麼溫暖。

夜中，我貓著，沿著村子裡的土牆和竹籬笆，悄悄兒前行。遇著行人或狗叫，我便機警地埋伏起來。我不能讓敵人發覺。村子的另一頭，戰鬥在烈地進行著。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為了新中國，向我開炮！”我多麼想投入戰鬥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戰友們身邊去，我得從事地下工作。

突然間，不知哪神經開了竅，我發現自己原來被團長和戰友們拋棄了。他們不要我玩兒了。我馬上從遊戲氛圍中清醒過來。我身陷其間的再也不是什麼敵後，而是瀰漫著豬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們玩兒了，回家睡覺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槍，那是我跪在門檻上，一刀一刀削出來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們要還手槍。遊戲還在進行，我若回去，會被當作變節分子抓起來的。他們會藉口遊戲，假戲真做，打我一頓。只有等到天亮之後，我才能理直氣壯地去找他們。

醒來，我不住大笑。原來，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就已經被“組織上”拋棄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剛才說到“遊戲”二字，觸頗深。兒時的遊戲同現實生活中的成人遊戲似有共同之處。遊戲可以造就一個場，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兒不誤。哪怕有人看出遊戲的荒誕，也很少有人膽敢脫離遊戲。頑童的遊戲還可以不當真，比方你突然發現自己被夥伴們拋棄了，乾脆回家睡覺去。可是，現實中的成人遊戲，就沒那麼輕鬆了。

王躍文:我那天從夢中醒來，大笑之後，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說的這個問題。這讓我想起父親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讀《往事並不如煙》，知道了當年“反右”的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慨良多。同基層“反右”不同，上層“反右”多少還是政治鬥爭，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層“反右”就有些像兒戲了，連政治鬥爭都談不上，無非是藉端整人。但是，就因為上層提供了“反右”這麼個遊戲，基層就玩兒開了。想整誰，就找些事兒，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寫過篇小文章，真實記錄了父親打成右派的經過。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因言獲罪，卻不清楚他到底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有天閒扯，父親偶爾說起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當年我父親只有二十三歲，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只有三十多歲，書記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都是年輕人，平時彼此很隨便，有說有笑的。那位書記夫人雖說身份尊貴，卻是個麻子。有回，我父親開玩笑，在她蒲扇上題了首打油詩: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沒想到我父親年輕時竟如此幽默頑皮，不過這玩笑也太過頭了。他不知道阿q因為禿頭，在他面前連“光”、“亮”都不能說的。但這也僅僅是玩笑，那時候，區委書記同縣委書記或夫人開開玩笑也沒什麼稀奇。可是，我父親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玩笑後竟會為他帶來彌天大禍。

伊渡:你父親當年被打成右派，難道就因為這首打油詩？簡直太荒唐了。

王躍文:是的。一九五七年，縣委書記和他的夫人都想起這首打油詩了。按照當時的邏輯，我父親的打油詩攻擊縣委書記夫人，自然就是攻擊縣委書記了，那當然就是攻擊黨了。於是父親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個玩笑，竟讓我父親終身命運逆轉。記得我讀米蘭·昆德拉的《玩笑》，覺就像讀我們自己的故事，只需將裡面的人名和地名換成中國特的就行了。

伊渡:中國近幾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極其複雜的官場人格。有時候，種種官場人格只是變化著呈現形式而已。

王躍文:我因為曾經混跡官場，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官場的況味。不敢想像父親當年竟敢那麼膽大。但可以推知，畢竟有那麼些年月，中國官場等級並不那麼森嚴。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後，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了。同戰爭年代講究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相比，官場規矩就複雜化了。現在誰敢同上級開玩笑？上級的威嚴是不允許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嚴。所以我曾在小說《西州月》裡寫道，中國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國的官場最像官場。

伊渡:你見過很平易近人的官員嗎？

王躍文:當然見過，同下級打成一片的官員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說起縣長已沒什麼了不起，甚至還有些土的印象，因為那是中國比較基層的官員。但是在縣裡面，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縣長非常了不得。記得我當時剛參加工作沒幾年，隨縣長去沿海地區考察，同去的還有十幾個區委書記。那次經歷，我覺官員身上某種神秘的東西真耐人尋味。我們從火車站出發，離家越來越遠，縣長就越來越隨和。一路上玩兒撲克、開玩笑，很開心。我們在上海、江蘇、福建轉了一圈下來，縣長同下屬們幾乎混成了哥們兒。直到廈門海濱浴場，縣長同我們都光著身子游泳，可謂坦誠相見。縣長還拍著自己的開玩笑說，我們共產黨人，襟懷坦白！可是考察結束後，我們往回走時，離家越來越近，縣長就越來越嚴肅。回到縣裡的火車站，縣長又像往常一樣板著副冷臉了。也許縣長並沒在意自己面孔的變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來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現在時代進步了，有些官員同他賞識的下級或企業家混得跟朋友似的。總有那麼些人，天天圍著官員轉，點頭哈叫“老闆”過去有個時候“老闆”二字在中國近乎於貶義詞，現在卻常用來稱呼有權的和有錢的。你有權，我有錢，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謂朋友？朋友的定義也早與時俱進了。有人說，能夠幫你辦成按黨和國家政策辦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長官一倒臺，牽出一大片，說明這些長官人緣還是不錯的。

我的父親老了，不知這世上的戲演到哪一齣了，卻知道囑咐我一句:別亂開玩笑。

伊渡:可是我發現你的玩笑開得很大。聽說你的《國畫》出版後，在原來工作的單位鬧了些風波。很多關心你的朋友同我說起這事，都說你太沖動了。事情過去近五年了，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或者說，事情發生在今天，你會怎麼處理？

王躍文:你是否指“公開信”那件事？可那並不是個玩笑，我覺得是件很嚴肅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機關開會，某官員在會上說到《國畫》，說是發表幾點“個人意見”你知道，中國官場是沒有什麼個人意見的，雖然很多人嘴上這麼說，但多半隻是謙辭，或是策略。過去政治掛帥的年代，很多人就因為某領導發表了幾點“個人意見”就萬劫不復了。現在情形雖說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他的個人意見仍然足以令你子難過。一年之後，政府機關機構改革，我被分出局，這就是印證。當然，沒有誰會承認我被分是因為寫了《國畫》，還寫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開信。官場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來整人的。比方幹部脫產學習，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鍍金，又可以作為排除異己的法門。當然，我並不因為分本身而耿耿於懷，我很樂意過現在這種純粹讀書寫作的生活。但有人拿這個機會來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同前面說到的遊戲差不多，它給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機。所以民間有人說得誇張，說某省政府機構改革取得兩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個省財辦，二是分了一個作家。我初聽此話，笑得肚子痛。當然民間說法難免演義彩，未必完全準確。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了。

伊渡:我記得當時你那封公開信廣為傳，甚至傳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這種情形嗎？你都寫了些什麼內容，居然一紙風行，天下盡知？

王躍文:說天下盡知那也太誇張了，不過在原單位的確引發了軒然大波。我是按人數每個處室送幾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繳。可有些同事推說沒見著公開信，不肯出來。有的處裡負責人就說，你們想留著，就複印吧，原件上去。於是很多人都把公開信複印了。後來我聽說這封信的確傳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級幹部看了公開信，說這個比他的小說還寫得好，這就是魯迅嘛。此話傳到我耳裡，我慚愧不已。我向來敬仰魯迅先生，卻自嘆沒有他那樣的膽略。先生真可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先生當年那種針砭時弊的文章，我寫不出也不敢寫，寫了也沒地方發表。對於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話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的公開信立即就到了那位發表“個人意見”的官員手裡，這都得謝我處裡的某位同事。這位同事見人總是笑容可掬的樣子，平對我也極友善，還盡同我說些掏心窩子的話。不知道的，都會把他當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見著公開信，覺得討好的機會來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實當晚就有人打電話告訴我，說是誰把信送到某官員手裡去的。我聽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為人，並不往心裡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見面，仍是熱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從不把此事點破，沒有意思。此人在官場上混得並不怎麼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國王只准報喜不準報憂的典故，因此顛顛地把壞消息報到長官那裡去。拍馬無術，也是發達不了的。

伊渡:你還能記起那封公開信的內容嗎？我覺這樁公案在目前看來似乎只是則逸聞，多年之後人們會發現它有更多的價值。

王躍文:今後的事情，誰也說不準。那封信至今我還保存著，現在不在身邊。不過我的記憶力不錯，還能記得大致內容。大概是這樣寫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現代文明人的習慣稱呼您“先生”因為我覺得叫您“同志”心裡彆扭。鑑於您可以利用您的職權在非個人場合發表所謂“個人意見”我也只好把這封純個人通信公開給適當的範圍。這樣才公平。

我說，作為作家，我願意就我的作品聽取任何學術意義上的意見，無論是贊同的，或是反對的。但對學術範圍之外的信口雌黃，我只能表示蔑視，不予理睬。可畢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個人場合發表“個人意見”我只好發言了。

現在冷靜下來想想，我當時態度的確有些憤。可是那種情境下，我能不憤嗎？比方，我這些文字就有些年輕氣盛的味道。我說，我沒有義務向您啟蒙文學常識。我只想說，百年之後，我們都會作古，而我的小說會不朽。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說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卻不會因某個人的好惡或譭譽而改變它的價值。對我的小說有爭議是正常的，沒有爭議的才是平庸之作。歷史一再證明，文學作品的價值從來就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無論他如何位高權重。

“文革”時期朝作家們開火的那些子們，早已被歷史證明是滑稽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