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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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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一位官員,曾經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這位官員有天喝了點兒酒,豪氣沖天,說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雜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會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著他一臉醉態,點頭而笑。這讓我想起赫魯曉夫有次對一位畫家的作品發表評論,畫家不買賬。赫魯曉夫憤然作說:我當年是基層團委書記時不懂畫,我是地區黨委書記時不懂畫,現在我是黨的總書記了,難道還不懂畫嗎?其實,真有這樣的官員,自己官當大了,就以為什麼都懂了。

懷化黔城有座芙蓉樓,前人為紀念唐代偉大詩人王昌齡而建。樓上有副名聯:天地大雜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豔,百年人事盡如花。一天,有位官員蒞臨參觀,讀了這副對聯,搖頭說:太消極了,應改改。這位領導原是省裡的筆桿子,很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負,於是信口就改了對聯: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偉業;芙蓉多豔,百年人事結碩果。幸好這位官員的職務還不算太高,沒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樓就慘了。

有人說《國畫》影誰誰,純粹是扯蛋。整部小說只有一個細節是我直接從生活當中擷取的,就是那位瘋老太太參加勞動的事。有年,我家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災,損失慘重。省裡有位領導前往視察,見水利工地現場有位白髮老太太在挑土。這位領導健步上前,問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歲了。省領導又問:您這麼大年紀了,還參加勞動?老太太說:謝黨,謝政府!省領導立即接過老人家的擔子,親自參加勞動。當然省領導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樣子。於是,當天電視新聞裡就上演了這位官員接過老太太擔子的動人場面。這位省領導的動持續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聲情並茂地說:同志們,我們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還自覺到工地上參加勞動!當我問起她的時候,她沒有更多的話說,只說謝黨、謝政府!多麼樸實的群眾啊!事實真相怎樣呢?那老太太是個瘋子。她最大的樂趣就是湊熱鬧,趕上紅白喜事、群眾大會之類,她都會去搗蛋。她頭幾句話聽著也還明白,多說幾句就亂七八糟了。當時,那位動的省領導走向瘋老太太的時候,當地幹部可急壞了。萬幸的是等省領導接過瘋老太太的擔子,陪同的各級領導都爭著搶過群眾的擔子,電視鏡頭跟隨著官員們而去,當地幹部這才飛快地把瘋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難怪人家說你眼睛毒。說說你的鄉村吧。

王躍文:我儘管經常回家鄉,對現在的鄉村卻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時的鄉村。我少年時讀《聊齋志異》,投映在腦子裡的場景,總是我童年的鄉村,那祠堂、那古樹、那破屋、那野墳。我的鄉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種種神秘的風俗和忌。路邊的斷梳是不能撿的,那是御風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裡千萬不要到老柳樹下面納涼,空了心的老柳樹都是成了的;轉著旋渦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裡有落水鬼會扯你的腳;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裡頭都有一個取人魂魄的怪。

伊渡:你家鄉花很多嗎?我很喜歡花。

王躍文:我的家鄉雖是山清水秀,花卻並不多。倒是大人給女孩子起名字,喜歡用個“花”字。什麼桂花、蓮花、梅花,一大堆。鄉野人家有點兒閒地便種菜種橘樹,沒有種花的習俗。山上也只在天開一些杜鵑,糊里糊塗紅一陣就過去了。村子的某個寂寞的牆角,偶爾可見一株梔子花或茶花,似乎沒人知道她們的來歷。這些花便越發像《聊齋志異》裡的花,要麼好看而媚人,要麼好看而害人。哪家閨女突然得了某種怪病,比方望著男人痴笑,比方夜不停地唱歌,會做法的師傅就斷定是屋後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唸咒之後被砍去。

《聊齋志異》裡有一篇《香玉》,記嶗山下清宮兩株花與一黃姓書生的情事。兩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風多情,與書生儼然夫婦;一株耐冬,名絳雪。絳雪這名字實在起得好。我沒有女兒,不然一定也叫她絳雪。絳者紅也。這女花妖一襲紅衣,芳豔絕倫,卻又名雪,晶瑩剔透,清冷孤高,不容褻瀆。她與書生雖然詩詞唱和,言談甚歡,卻能終不至於而只是良友。有個情節很有趣,說的是黃生太想見絳雪,而絳雪卻不肯現身。於是香玉便助紂為,帶了黃生來到耐冬花下,用手掌從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約人的腋下處時,開始撓其枝幹,結果絳雪耐不住癢癢,笑著從花樹中走出來。讀此情節,那怕癢的花妖又平添幾分嬌憨。我後來查書,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裡記載那株茶花高二丈,徑數十圍,應是千年古木,不是我們平隨處可見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去撓花樹的癢癢,傻乎乎地指望從花裡撓出一個美女來。我現在住的地方,種有很多茶花,從冬到,奼紫嫣紅。這些茶花太多了,太熱鬧了。不像我鄉村的茶花,開在僻靜的牆角,能叫閨女思

伊渡:你喜歡花?

王躍文:哈哈,喜歡。但願萬花叢中過,一葉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裡也有鄉村生活的經歷。我現在都依然嚮往,雖然那時大家都很窮。記得上小學時,有次放學回家,翻過一座山,就能望見家了。可我望著自家屋頂的炊煙,卻再沒有力氣往前走,餓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躍文:我也是經常餓得哭。我十二三歲就上山砍柴了。那時候家鄉不燒蜂窩煤,灶裡燒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類是不能砍的,只准砍雜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來越遠。有回,我去離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裡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餓得渾身發軟,半步都挪不動了。畢竟年紀太小,癱在路邊哭起來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裡挖薯,問我為什麼哭了?我說餓,走不動了。那大嫂真是菩薩,扔給我一個薯。沒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齒剝掉薯皮,就吃起來。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急人一難,勝造七級浮屠啊!當時沒那個薯,我真回不了家。

飢餓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時候,家裡每年有個把月幾乎斷炊。不知父母從哪裡來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鄉不產玉米。離家五華里左右,有個水磨坊,我們那裡叫碾坊。我同二姐挑著幾十斤玉米,搖搖晃晃地去碾坊。我們都還小,又沒什麼吃的,哪有力氣?我同二姐就拿路邊的樹為標記,說好我挑到哪棵樹下換她挑,她挑到哪棵樹下換我挑。二姐老實,我又有些倚小賣小,老是欺負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麼回事,我聞到玉米粉的氣味頭就暈。沒聽誰說過暈玉米,我就暈玉米。多年之後,子好起來了,玉米之類的糧成了奢侈品,城裡人愛吃。我偏不愛吃。小時的記憶太深了。

我後來從書上讀到原始人的生活狀態,他們採食野果之後,鼓腹而遊,相與而戲,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狀態的,可我童年裡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而且是祖國的花朵,比美帝國主義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啊!我們還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重任哩!學校中午休息,我們這些飢餓的孩子沒福氣像原始人一樣鼓腹而遊,而是空著肚皮瞎胡鬧。上小學時,我們幾乎沒有體育活動,學校的體育器材就是一個打著補疤的籃球,一支尾巴開裂了的標槍。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女同學最常見的體育活動就是跳繩、跳橡皮筋、踢雞鍵子。我們男同學最常見的體育活動就是開褲子追人,把往別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兒這個體育活動,出身不好,膽小怕事。幾個調皮的大個子同學,只要開始,就追得別的男同學滿場跑。敢往別人身上撒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鄉話說,就是青水巖板底子。還有個體育活動很普及,就是男同學相互扯褲子。那時候,我們多穿那種鬆緊帶褲子,別人冷不防將你褲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畢了。每到下課,男同學一律拿雙手按住間,狼顧而行,提防別人扯褲子。要麼就是在走廊裡靠牆站著,環視左右,異常警惕。

中學就更苦了。中學離家十五華里,每清晨起,扒兩碗頭剩飯,背上書包趕路。全年多半時候是打赤腳,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媽媽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著下雨,仍是打赤腳,把布鞋放在書包裡。學校裡有個水塘,進校以後,去塘裡洗盡腳上的泥巴,往褲管上揩幾下,再穿上布鞋。高中畢業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著赤腳。

伊渡:你小時候頑皮嗎?

王躍文:誰小時候不頑皮呢?可我頑皮的天多半被壓抑著。我是右派分子的兒子!有件小事我終生難忘。當時父親給大隊養蜂,需隨各地花期變化四處遷徙。而那時中國農民是沒有遷徙自由的。那時候有個古怪的罪名,叫“竄犯”中國公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未經許可的走動,居然是犯罪。父親每次去四川或貴州放蜂,須層層開介紹信。不知是父親不願忍受公社幹部的冷眼,還是真認為我長大了應該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蓋章。我那時大概十歲左右,步行十五華里,跑到公社。有個管公章的幹部,拿著我遞上去的報告,嘴裡陰陽怪氣地念著我父親的名字。我父親是全縣有名的右派分子,這個幹部當然知道。幹部看著我父親打的報告,突然輕蔑地笑起來,嘴裡說著兩個字:放牧!

我拿著終於蓋了章的報告出了公社,走出好遠,都不敢回頭,總覺得有雙冷冷的眼睛在後面望著,嘲笑著。直到我確信走得足夠遠了,才掏出父親的報告,邊走邊看。我不知道父親是因為筆誤,還是忌諱“放蜂”二字同“放風”諧音,寫的確實是“放牧”前幾年,我同父親開玩笑,說當年把你打成右派,實在是抬舉你了。因為“反右”是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夠不上資產階級的格,讀書小學都沒畢業,也不是知識分子。我同父親說這些話時,心裡想著的正是當年他報告上寫的“放牧”二字。也許父親真是用詞不當,而不是筆誤。可是反過來想,中國古代把做官的稱作牧民,那麼我父親把“放蜂”說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幹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況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盡是此類屈辱,哪裡還敢頑皮?父親在臺上挨批鬥時,我不僅要坐在臺下看,而且還要跟社員群眾高喊“打倒”之類的口號。我的老家本是個很傳統的鄉村,長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輩是不敢把長輩的名諱放在嘴裡說的,可我不僅要直呼父親的名字,而且還要高喊“打倒”不敢頑皮,凡事就只能在心裡想。我自小就是個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親開介紹信的經歷,我從未同任何人說過。我在外捱了欺負,回家也是不說的。除非身上有傷痕,父母看見了,他們才會拖著我上別人家去說理。

孩子畢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兒的時候,並不在乎誰的家庭出身。只是鬥氣了,打架了,黑五類崽子就要倒黴了。他們會圍攻我,就像社員群眾大會上一樣,高喊打倒我的口號。時局松一陣緊一陣,沒規律可循,就像發羊癲瘋。時局一緊,也就是說來運動了,我家的子就不好過了。晚上我們小孩兒總喜歡玩兒打仗的遊戲,可常常是我們正玩兒得起勁兒,生產隊裡突然開大會了。我很怕看見隊裡開會。只要聽說開會,我就惶恐不安。父親不是被鬥爭,就是獨自關在家裡菸。父親沒有資格參加群眾大會,除非需要他上臺認罪亮相。不論是哪種情況,我都害怕極了。很多次,母親帶著我參加社員大會回來,推開父親房門,裡面濃煙滾滾。父親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煙,味道很嗆人。我望了眼父親的黑臉,大氣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覺去了。

運動來了,自然會影響到學校。記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學校受了委屈,父親就賭氣,不讓我們姐弟倆上學了,回家自己教。父親自己教畢竟不是辦法,等形勢稍好些了,我們又回學校去。我記得當時弟弟還沒有上學。

小時,我躺在上,整夜整夜地睡不著。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紀,怎麼會睡不著。我失眠的病,自小就落下了。母親帶我去看過醫生。醫生百思不得其解,還開玩笑說,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時,我不到十三歲。

伊渡:你小時候有過理想嗎?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只知道玩兒,並沒有想過長大以後幹什麼。

王躍文:我們是同齡人,情形差不多。當時社會上免費一句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崽打。我是農民的兒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兒子,能有什麼理想呢?城裡人都被趕到鄉下當農民來了,我還能被趕到哪裡去?記得當時村裡有位脾氣很犟的農民,同幹部發生衝突,很氣憤地說:我就不怕你開除我當農民,讓我當工人去!

當年很多說法,邏輯完全是混亂的。一邊說勞動最光榮,一邊又把有問題的人送到鄉下勞動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勞改。也就是說,誰有問題,誰犯了罪,就讓他最光榮。按照這個邏輯反過來推論,是不是農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實人們口頭上很多說法,就道破了事實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鄉改造的幹部回機關,通常是說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秋筆法,微言大義,把事實上的社會階層劃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輿論卻說: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沒有貴賤之分,蹲牛棚的官員們喊什麼冤?下放知青訴什麼苦?

我不能說當時完全沒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實。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理想,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什麼是共產主義,不是我思考的問題,我也沒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師在課堂上講的話,共產主義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可這意思到了農民群眾腦子裡,就是願幹多少幹多少,想要什麼有什麼。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麼有什麼,喜歡誰就是誰。記得有個社員偷隊上的穀子,被抓住了,開群眾大會批鬥。生產隊長非常氣憤,在大會上批判那個賊,說:隊上的東西,你想拿就拿,你以為到共產主義了?我當時剛上初中,略知邏輯推理,聽出隊長這話有問題:難道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大家就都是賊?

伊渡:你說的老百姓對共產主義的誤解很普遍,我小時候也經常聽大人說,到共產主義就好了,我們要什麼有什麼。我小時候是個懶蟲,聽大人們說有共產主義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躍文:我現在細細回想起來,不同年齡段也有些不同的嚮往。十二三歲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張嘎、劉胡蘭等少年英雄,與其說是敬仰,不如說是羨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時。心想我如果能夠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該多好啊!我也會面對敵人的鍘刀斬釘截鐵地說:不知道!我也會像王二小一樣把本鬼子引進八路軍的埋伏圈,自己壯烈犧牲!我看電影《打擊侵略者》,覺埋伏在草叢裡被燒著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電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敵人碉堡下面舉著炸藥包,轟地一聲我光榮了。可以說我是生活在狂狀態,沒有想過死的真正含義。所謂珍惜生命,這是後來這些年才被認同的理念。當時觀念中,誰敢說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恥的事情。怕死不當共產黨,也被小孩子們說得擲地有聲。現在我們看見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兒童被武裝起來,整個國際社會都表示震驚。戰爭本來是沒什麼人道可言的,可當今國際社會還是認同一個戰時人道主義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兒童、婦女和老人推向戰場。這幾年中國影視界重拍革命英雄主義題材,我就很反把以孩子為戰爭英雄的故事再搬出來讓今天的孩子們看。無論重拍這類題材的理由多麼崇高、多麼堂皇,它都是違揹人道主義的。我專門問過父親,他們小時候的玩具是什麼,他說無非是踩高蹺、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輩的玩具中沒有武器,可是從我們這代開始,一直到現在,孩子們最喜歡的玩具就是槍、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麼可怕的教育!

年歲稍長,我有了比較清晰的嚮往,就是快快長到十八歲。看電影《渡江偵察記》,裡面一個老兵同戰士小馬有兩句簡短對話,深深打動了我。老兵問:小馬,多大了?小馬說:十八!這部電影我不知看過多少遍,只要這兩句對白出來,我就熱血沸騰。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當時我聽廣播裡天天喊,一九八o年中國農村將全面實現機械化!而那時候,我正好十八歲!我整天夢想自己到了十八歲,頭上戴著米草帽,肩上搭著白巾,開著拖拉機耕地。太陽高高地掛在天上,田間的白鷺隨著我拖拉機的進退起起落落。我的這個夢想,其實就是無意間依據當時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傳畫虛構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