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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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頭繼續説:“我發現以前相信的很多東西，都錯了。比如階級鬥爭，總以為真像報上説的那樣非常嚴重，現在我做了幾年打倒對象才明白，這是幻想出來的。我在隔離室裏，不管是喝水還是看報，不管是嘆氣還是咳嗽，不管是腳步輕一點還是重一點，都算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聽他這麼説，我就放心了，説:“這是造反派的招數，永遠是捕風捉影、劍拔弩張。”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説造反派，而是在説我自己的過去。我們單位革委會結合進來兩個原來也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與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罷了。”

“你是説，被造反派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可能與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這個反思讓我驚訝。

“差不多。”他肯定地説“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記得在農場時魏主任問我與學院造反派對立的原因，我想來想去，只能説是行為作風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麼本主張上。這是我的切身體驗，可以印證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説“如果有一個造反組織，不打人，不抄家，不給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較講道理，我也有可能參加。只不過，如果我們審查人，會比較重視證據。”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風沒有停止，什麼都是證據。”他的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完全聽懂。

既然説到這裏了，我就問:“你自己的問題究竟怎麼樣了？”爸爸一時呆住。

“現在形勢變了，他們還在説你有什麼問題？”我繼續問。

“大概還是反對主席吧。”他説。

“怎麼反？”我問。

他又一次頓住，然後喃喃地自言自語:“是啊，我怎麼反的呢？怎麼全忘了？”皺了一陣眉頭，説:“好像與陳毅有關。”

“主席都參加陳毅追悼會了，你為陳毅講話有什麼錯？去找他們！”我慫恿着。

沒想到一星期後見到他，他沮喪地告訴我:“沒用。”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説去找過了，現任領導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説:“你過去影主席對陳毅過河拆橋，現在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證明沒有過河拆橋。怎麼能給你平反？”這種邏輯，一切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很悉。

門窗還是緊閉着。

但是，外的門窗卻開出了一條不小的縫。傳來消息，美國總統尼克松即將訪華，還要來上海。

真的來了。二月的一個下午，尼克松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學院捱到南京路的一點尾巴，工宣隊要嚴格清理校園，分批輪值班。在這種情況下住在校園裏很不自由，我嫌囉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媽媽都準備出發，我只能獨個兒待在家裏。

爸爸作為“打倒對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間必須接受單位控制，這是上級文件的神。他反正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關押，早就習慣了，也不用做什麼準備，正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在南京路，媽媽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媽媽為什麼去南京路？説起來有點逗人。尼克松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路邊兩旁那麼多房子的窗口有沒有階級敵人活動？當時的中國，動輒就搞全民防範運動，這次是讓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佔領南京路的每一個窗口。媽媽去，鄰居每家也都要一個成年人去，並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車隊經過的是我家門口的路，那麼該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户來進駐這裏了。

我問媽媽:“他們要你們防範什麼呢？”媽媽説:“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説是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松的車隊開槍，二是要防範有人與尼克松車隊聯繫，車隊裏有大量美國特務。”爸爸笑了，説:“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敵人。”媽媽説:“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打開。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裏。”我問:“為什麼説幸好？”媽媽説:“打開的窗子裏還要安排人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美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主席的客人。”爸爸問:“那怎麼揮？”媽媽説:“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作過示範，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説:“你不用練，你的窗户一定關閉。”正説着，陽台下有人在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還夾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媽媽的是一個白髮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組長。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台上看着。只聽“外婆”在説:“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爸爸説:“我還有別的事，只是順路。”我暗笑，心想“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爸爸、媽媽上路了，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車隊是怎麼經過南京路的呢？尼克松元人和他的隨員對南京路有什麼觀？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着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只要啓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

“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我的命運，我爸爸、媽媽晚年的命運，都將與此有關。尼克松來後才幾個月，顧澤民同學心急火燎地來通知我:李小林同學的媽媽得了癌症，趕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媽媽，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

“文革”開始以後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個打擊，都會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地睜大眼睛，勇敢地身而出，温柔地費盡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確診之後，由女婿祝鴻生馱在腳踏車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醫院，祝鴻生也是我們的同班同學。不到一個月，已經接到病危通知。

當時巴金先生正被羈押在郊區奉賢的“五七幹校”勞動，多麼想請幾天假來陪陪臨終的子。但是，請假總是不準。那隻能靠李小林來為父母的最後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説動了，但是，一到工宣隊負責人手上又被卡住。那個滿臉冷漠的負責人聽李小林説完緊急情況，只是懶懶地説一句:“他又不是醫生，回來能做什麼？”這是一個不在乎人間生離死別的鐵鏽年代，這是一個不知道臨死之人除了見醫生之外還想見見親人的冷血羣落，這是一個不明白家庭本義和倫理責任的卑瑣權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巴金先生終於失去了自己的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説，不知道怎麼活了。

此後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婦，祝鴻生指了指隔壁房間，説:“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於是我們輕聲説話。

不久，突然傳來低悶的四川口音誦聲，才幾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説:“那是但丁，爸爸在背。”我轉頭看去，房門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