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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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雖有莊嚴的面容，卻很難抵拒假裝學問的臆想、冒稱嚴謹的偷換、貌似公平的掩飾、形同證據的偽造。它因人們的輕信而成為輿論，因時間的易逝而難以辯駁，因文痞的無恥而延續謬誤，因學者的怯懦而知錯不糾。結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會進程中的一些最關鍵的隱秘。

尤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隱秘，更其複雜。這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們忘記的時期，因為不管用轉折前還是轉折後的座標都無法讀解它，而無法讀解就無法記錄。

歷史的轉折處大多並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麗的轉折一定是修飾的結果，而修飾往往是歷史的改寫。

我生有幸，經歷了好幾個歷史轉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這兩年。這兩年，一般被稱為“兩個凡是”時期。所謂“兩個凡是”就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先生提出的指導思想:“凡是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四人幫”已經倒台，並開始清查，但“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使歷史變得曖昧“文革”到底結束了嗎？

爸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卻有很多朋友來訪。他對他們，都很冷淡。這一點，與後來很多小説、戲劇描寫的劫後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時，我也依稀聽到幾句他們之間的對話——“老餘，那次批判會上的發言，是造反派強要我…”

“都過去了。這十年你也不容易…”只有祖母還繞在那個問題上轉不出來，那天終於問我爸爸:“你到底什麼時候認識陳毅、陳丕顯的？”爸爸説:“我連一個區長都不認識。”對於這樣一類的常識陷害，整整十年，那麼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終於明白，爸爸為什麼能原諒那幾個造反派頭頭，卻無法原諒那些朋友。

朋友應該知情，知情應該發言，在那麼長的時間內説幾句平實的公道話並沒有太大的風險，而對當事人卻是救命繩索。此刻災難過去，他們現在正合力聲討那幾個造反派頭目，爸爸則背過臉，為晚年選擇了孤獨。

那天家裏只有我和祖母在，聽到敲門聲。進來的是一腔安徽口音，兩位先生來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們高度評價了叔叔，又憤怒批判了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夠“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發現，她眼裏居然湧動着恰似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經八十四歲。

老人的嘴抖動着，問:“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後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沒有回答。

過了好一會兒，來人説:“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説過。”聽説七八年後還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齡，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強硬。”我知道，對於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脈的叔叔，我沒有資格説這句話，卻想借此對這位真正強硬的尊長作一種保證。我估計她會嘲笑我。

沒想到她輕輕一笑説:“這我早就看出來了。”

“憑什麼？”我驚喜莫名。

“憑你一個人離開上海，在沒吃沒喝的荒山上住那麼久。有一股狠勁。”我笑了:“吃喝還是得到，山也不荒。”就在這個期間，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廈見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車文儀，原是海軍政治部的文化部長“四人幫”倒台後，他隨海軍最高負責人蘇振華接管上海，擔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職務還是新職務，大家都叫他車部長。在一場涉及全市的清查運動中執掌指揮大權，他當時在上海的影響力可想而知。

我家當時住在江寧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廈要搭乘19路無軌電車，再走一段。

出家門見隔壁一位同齡人與我客氣地打招呼，這在幾個月前還不可能，因為他是工宣隊員，而我們家是打倒對象。

居民委員會辦的黑板報裏，上面有一排“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是用紅油漆寫的，還在，但底下用粉筆寫的兩個口號“粉碎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後面那個已被路人用手指頭塗花，只能勉強辨認。

19路無軌電車開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氣都爆，那麼擠的車，難免誰踩了誰，誰撞了誰，於是就互罵。罵的結果總是一樣:先由一方惡狠狠地提議到下一站停車時下車打一架，叫“對開”對方當然高聲同意。對於這種決鬥，其它乘客都抱着熱烈鼓勵的態度。如果互罵幾句還沒有達到這個結果，周圍往往一片慫恿；“對開！”

“對開！”兩個人在車站下車後對打時，車子會停一陣，不是等他們打完上車，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讓滿車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飽眼福。

只有在發現提議“對開”的對手是瘦老頭的時候，這方的態度才會緩和下來，因為代代相傳“路邊瘦老不可惹”當然不是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極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很值得稱道，那就是不能在車上“對開”公開的原因是怕傷及無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開手腳。因此，如果有兩個年輕人在車上打起來了，全車都瞧不起。這種風氣全市普及，使車上顯得很安全，不必擔心橫拳飛掌擦面而過。

我當時乘公共汽車最擔心的，是怕車上有竊賊。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們偷了哪個人後整個車子開到公安局，每個乘客被搜身。這會耗費很多時間。

這樣的事情，當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經無法想象，但在那時，卻是家常便飯。如果車上有一個人突然尖叫一聲:“售票員，我的皮夾子沒了！”接下來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裏邊有多少錢？”售票員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