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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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的罪證只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説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於《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眾席裏説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的災難。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板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板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板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麼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我不想討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只想説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板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面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裏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板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板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板戲”逐級上報。最後的判決是張橋作出的，實在讓人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知範圍之內，至於全國有多少近似的悲劇，連想也不敢想了。現在那幾台“革命樣板戲”又以“現代革命京劇”、“現代革命舞劇”的名義到處演出，甚至演到了台灣，據説還頗為轟動。許多晚會上也會頻頻出現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還是“文革”期間“革命樣板戲劇團”中的原班人馬。

這可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寬容，但我想，時代也應該寬容巴金老人這樣的説法:直到現在，白天聽到幾句樣板戲晚上還會做噩夢。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機裏聽到樣板戲，他一定立即關掉。如果是在電視裏看到，而同時看電視的還有很多家人，他會站起身來，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把房門關上。因為這些唱段不管多麼好聽，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永遠是恐怖之音。

在這裏我要順便説一説“革命樣板戲劇團”裏的那些主要演員。我作為一名戲劇學者，當然很清楚在那場政治災難中即便是得寵的演員也只是工具，本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擔什麼政治責任。但是，近幾年看到他們之中一些人一再在電視訪問中把自己説成是受盡委屈的藝術家，又覺得過分了。戲曲演員可以不懂宏觀政治，卻不可以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在你們這小小的一撥人享盡人間尊榮、出入如同國賓的十年間，不必説全國人民，只説你們所知道的全國數十萬同行在哪裏？在幹什麼？當九州島大地沒有一個角落不響徹你們演唱聲的漫長歲月，他們在發出什麼樣的呻？當然，嚴鳳英不是你們死的，故事員不是你們槍斃的，徐扶明也不是你們關押的，但你們應該知道，死嚴鳳英、槍斃故事員、關押徐扶明的政治勢力，與哄抬、呵護、打扮你們的政治勢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於同一個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聽過“革命樣板戲劇團”演員的報告。不聽不行，是政治問題。他們的報告倒也不像當時別的報告那樣充滿大批判的火藥味，而只是不斷重複一種受到江青“無微不至關愛”的幸福。由於報告者是演員，總是聲音洪亮、字正腔圓，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於他們缺少語言控制常識，表述失度，使很多聽報告的人都以為他們時時能夠見到江青。這當然不是事實，但他們在那災難歲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卻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擁有的安全係數，甚至高於當時的左派領導人。那是因為，這幾台戲已經成為爆發文化大革命的象徵，而這些演員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種政治圖騰。

這種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構成了一種別無選擇的權力文化。全國文藝工作者在經歷了所謂“攻擊革命樣板戲”的鐵血恐怖之後終於獲得了特赦式的恩賜:移植樣板戲、宣傳樣板戲、研究樣板戲、描繪樣板戲、拍攝樣板戲，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標誌之一是上海居然擁有四台樣板戲，佔了全國全部樣板戲的一大半。上海這幾台樣板戲的音樂總監于會泳很快又成了國家文化部長，這屆文化部長的權力，遠遠高於歷屆其它文化部長。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動的重中之重，便是聲勢煊赫、直達天庭的“樣板戲文化”我覺得，上海文化從原來的開放寬容走向後來的自閉排外，有好幾道負面門坎，而囂張十年的“樣板戲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對上海戲劇學院略表自豪了。在當時籠罩全國的“樣板戲文化”中，以西方戲劇文化為主課程的上海戲劇學院已經看不到專業前途。江青顯然是鄙棄話劇的，又傳説澤東主席從來不看話劇，他把沒有唱腔、做功的話劇看成是“開會”説他白天開了一天會，不能讓他晚上再開會。這在當時就意味着，話劇死定了，上海戲劇學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樣板戲。例如以樣板戲作教材，請樣板戲演員做教師，或者，以樣板戲神來排演一些革命話劇。做這些事並不難，畢竟都在戲劇領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險境。然而奇怪的是，這個學院的任何派別、任何部門，都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難能可貴的一致。

五四運動以後接受過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創辦這所學校時所制定的國際、經典、實驗標準，已經成為一種遺傳和慣，居然在災難歲月中也沒有完全消解，這真是令人驚訝。莎士比亞、莫里哀、易卜生、契訶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戲劇學院的師生們彎下來去朝拜樣板戲，幾乎沒有可能。

於是，工宣隊想把那個樣板戲演員的父親當作重磅炸彈來轟一轟的企圖，也完全無法實現。

這個院子太悉一個配角演員的父親對戲劇的意義，因此黑衫男子只不過是黑衫男子，沒有構成威權，甚至沒有引起注意。這在工宣隊看來，就是資產階級教學制度對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冷漠和抵拒，他們當然氣不過。黑衫男子踢我一腳，還準備踢其它人，是發積怨。

挖防空一段時間後，那個給我們佈置任務的工宣隊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內，説:“聽説你的業務水準最高，從明天起，每天勞動結束後寫一份挖防空的勞動進度簡報。這位是邵師傅，”他指了指邊上一位禿頂的工宣隊員“給你在文字上把把關。”我以為他不説“在政治上把把關”是為了減少我的政治壓力，誰知那位禿頂的邵師傅真的要在文字上來糾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聲喊我的名字，然後説:“昨天你寫的簡報，有六處語法錯誤，四處修辭錯誤，要改一改…”其實那份簡報頂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頁。

我等他一一指出後點點頭，説:“按你的改吧。”心想，他們多麼渴望在專業領域完成佔領，今天且讓他完成一次。

這個禿頂的邵師傅看我這麼謙虛，態度立即變得和氣。他關上門，輕聲告訴我，他因家貧沒讀完初中一年級就輟學了，後來在工餘時間還看點書，翻到過一本談語文常識的小冊子。他好奇地問我:“你們這些大學裏的高才生怎麼會犯那麼多語文差錯呢？”我想告訴他，語文是一種能力而不是一個套子。如果當作套子到處套，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錯誤。但當我抬起頭來發現他的目光中充滿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當時的一句語:“不是説，讀書越多越愚蠢嗎？”他笑了，説:“不要太灰心，你還年輕嘛！”以後好些子我天天聽他講“語文差錯”實在受不住了，便動了一個不太厚道的腦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學榮廣潤脾氣特別温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讓他來替我抵擋一陣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禿頂的邵師傅説，我的語文差錯給工宣隊帶來那麼多麻煩，於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薦在這方面成績比我好得多的榮廣潤，來寫勞動進度簡報。

“比你成績還好？”禿頂的邵師傅有點驚訝，又有點興奮。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語法和修辭方面。”我説。

“那就讓他來試試吧。”邵師傅立即憋足了勁，準備對付榮廣潤的語法和修辭，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幾天之後，榮廣潤哭喪着臉向我直搖頭，説:“全是你乾的好事。”我央求他:“你千萬要耐心頂住。”直到很多年後才明白，我當時的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倒不是對不起榮廣潤，而是對不起文化。

任何帶有顛覆心理的文化騷擾者總是竭力裝扮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來搶奪顛覆權力。對此我們不應採取不屑理會的遊戲態度來諱避。據説戲劇大師周信芳先生對於各種政治陷害不予抗辯，有一次卻對一個專來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諸多差錯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聲:“去！”

“文革”後期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考教授”運動。一大批工宣隊員、造反隊員一定要考出個“高貴者最愚蠢”、“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讀書越多越愚蠢”的結論來，全都翻着《赤腳醫生手冊》考醫學教授，翻着《學生小字典》考國學大師，據説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識錯誤”教授們受盡屈辱之後，終於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對於那個禿頂的邵師傅，我本該站在文化的立場上訓斥他幾句的，壓一壓這個失學狂漢的無知，他又能怎麼樣？可惜我放棄了，真有點悔恨。

當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條應該守護的文化防線。

情況似乎悄悄有了一點轉機。

林彪事件後，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復了工作，澤東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外上又出現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從農場回來後雖然已經見過幾次面都還沒有長談，就問:“爸爸，我去農場幾年，你還好嗎？”他説:“你走的這幾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張地看着他，怕他説出受造反派幫助而轉變立場的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