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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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的發言，嗡裏嗡裏地聽不清楚。

她們兩個，也不想去細聽那些發言了，一門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氣，以及邊上的人是否對他動手。

這天晚上還好，只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説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爸被踢後向前一個踉蹌，因為毫無思想準備，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蹌，引來全場的笑聲。

這笑聲使祖母和媽媽深訝異，立即轉身去看台下的觀眾。這一看不要緊，她們看到了阿堅、趙庸、張茂宏，這些“情同手足”的“當年同事”他們也笑得很愉快。還有不少以前到家裏來過的朋友，也在笑。

媽媽這才嘆了一口氣，説:“這些人心腸也太狠了。他們都知道我家有那麼多人…”

“全是臣！”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貶義詞，卻也不小心把他們抬高了。

但是就在這時，媽媽發覺阿堅和趙庸向這道已經展開不小的門縫投來疑惑的目光。他們應該能夠從祖母的一束白髮、半個側臉認出點什麼。

媽媽怕再生出點事來，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説，她還要與造反派頭頭論理。媽媽説:“秋雨他們去了一次就這麼批，您我再一出場，他更麻煩了。”祖母一想也對，就氣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從爸爸在批鬥會上的神情來看，祖母和媽媽估計他最近還不會自殺。她們覺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殺，就不會對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麼認真地一一抗辯。

這是祖母和媽媽的一次判斷錯誤。

爸爸這人，即便到臨終前一分鍾，也會對某個“提法”認真抗辯，這與很多人都不一樣。幾年前大畫家程十發先生告訴我，他當年被批鬥時常常與京劇大師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本不聽那些批判言詞，只是一直低頭注視着周先生的腳，心想這雙“徐策跑城”和“追韓信”的腳居然並不大，於是耳邊也就響起了隱隱的鑼鼓聲。程十發先生的這種瀟灑只屬於藝術家，我爸爸沒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樣被踢了，而且踢得一個踉蹌，也可能無所覺，他正豎着耳朵在聽今天的批鬥又有了什麼新的“提法”——請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其實，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正以同樣認真的勁頭在策劃着自殺。他對自己早已無所謂，在意的是這些“提法”將會給我們這些子女帶來多大的災難。

他已經看到，這樣的批鬥，時間越長問題越多，而縮短時間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殺。自殺之後必定會有一場陳屍大批判，那畢竟是暫時的，當新的批判對象一批批地挖掘出來，他也就會被人們淡忘。他希望我們這些子女能在人們對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過，自己已經四十五歲，實在已經活得太長了，因為他的八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活過三十歲，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現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信，不知情況可好。

他自己不敢寫信去報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為如果安徽情況很好，去信會是一種破壞；如果那邊情況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邊一切都好，那麼，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點走向人們對他的淡忘。

因此，當媽媽幾天後去看他的時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這套制服走。

我趕緊向宿舍飛奔。走過學院被稱為“南京路”的一個熱鬧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師站在那裏示眾，口裏不斷説着“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不要為了我朝這兒走，看到這個景象。

這位瘦瘦的老年教師已經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稱他“艾克斯先生”吧。這位先生是早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對象”每月領取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驚世駭俗的大字報，説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本用不掉，所以不利於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他的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這張大字報如果不是嘲諷，那就是十足的醜惡。但瞭解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諷，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揚。

這事使當權的造反派們非常尷尬“怎麼，他比我們還革命？他比中央還革命？”於是只有一個辦法，讓他站在大字報前面，不斷説自己是諷刺。

我反對造反派的一切示眾行為，但對這件事，心情有一點複雜。因為萬一這位先生近乎瘋狂的投機心理得逞，我們全家只有死路一條了。

媽媽總算沒有過來，靜靜地站在我們宿舍對門的竹籬下。她不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連頭頂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們學院的這個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號震天，鬧得附近華東醫院的住院病人紛紛逃離，鬧得整個靜安寺地區很不“靜安”何況它現在正懸在我媽媽的頭頂。

媽媽畏縮地站在竹籬前滿臉愁苦。竹籬上也纏滿藤蔓，與媽媽出嫁那天花轎路邊的景緻相同。竹籬衞護着朱家，竹籬導引着餘家，相隔半華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媽媽不會有這種回憶，她只覺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麼陌生，惟有這纏滿藤蔓的竹籬有點悉，可以短暫躲避，躲避在這裏等待她的兒子。

她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是:“阿雨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説着把一張早就捏在手裏的兩元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哪兒來的，只把它擋在媽媽手裏。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着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説明了今天來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給叔叔寫信，寫明家裏的困境。

“本來我也可以寫，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禮儀，不習慣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麼。你是小輩，説得不合適也不要緊。”我説:“媽，相信我能寫好。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他。”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