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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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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飢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面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説,吃過了。祖母説,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學院裏,吃飯的時候去食堂。

“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裏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着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同時也讓那裏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着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着“風雷”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就滿街都是。只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於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別的詞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

“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出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於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淒涼。這“風雷”就不一樣了,一見就彷彿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説:“我們是工總司的。”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盪,把別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着一個號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號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鏢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只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於什麼司?”他問。顯然是想拉近關係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裏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輒數萬。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只侷限於“被打倒對象”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內。連我中學裏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掛着袖章有點滑稽。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掛着這類袖章。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掛着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才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隨口問我“屬於什麼司”其實他一出口就發現問錯了。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對象。”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於被打倒對象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只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説着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確實不高!”他不説怎麼不高,只用笑着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態度,比他們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繫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只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説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説到——”他要言歸正題,説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標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權威、宣判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説到——老餘,”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麼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説到老餘”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説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歷史問題、反動言行,只要正視歷史,坦白待,革命羣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他説這些話時儘量壓出嗓門裏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實“老革命”也已經被他們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戰犯也成了他們造反隊放的了。

“遺憾的是”他沒有用當時的習慣語式“讓人憤怒的是”、“令人髮指的是”而是選用了當時幾乎不會有人用的委婉外辭令“遺憾”可見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話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還避重就輕,處處抵賴,能推則推,不痛不癢,鈍刀子割,半天不見血!因此革命羣眾才把他請到單位裏來,好好幫助一下。”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裏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裏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他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麼問題?”他嘴角一牽,説:“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説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里説:“企圖搞復辟,就是要讓我們回到舊社會去。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説什麼,還是沒有説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着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瞇着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説:“我不要緊,家裏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説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帶來,我要穿。”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裏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繁華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台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面,從一道門縫裏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