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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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嚴肅的，人生也是可悲的，在某種特定的境況下，人生顯得那麼淺薄，有時候竟完完全全是一場鬧劇！好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小丑，仍人耍，可悲可笑！可氣可惱！

沙河之災。

沙河是四川省金堂縣人，我是四川廣漢縣人，兩處相隔不過50華里，算得上是老鄉。但我和他非親非故，毫無瓜葛。沙河是詩人，我很少讀詩，本不懂詩；我對詩人不崇拜，不模仿，興味十二萬分地索然。我與沙河——按説，是“與”不起來的，但是“我與沙河”卻決定了我的整個青，我的大半生的命運！

1957年，浦熙修女士發表在《文匯報》的《沙河事件》。我讀了，無端地動起來。也許是文章寫得好，有相當的扇動力；也許“沙河”這三個字，引了我；也許沙河是我的故鄉人，是的，1957年，從四川來到北京已經整整三個秋，我是那麼懷舊，那麼思念四川。人到了外面的世界，才覺得家鄉什麼都好，家鄉的草草木木，家鄉的一磚一瓦，點點滴滴我都十分繾綣，十分懷念。我意念中的沙河，是一個白淨臉面、略微羞澀，而有些倔強的青年，此刻正焦頭爛額，受到圍攻，孤立無援。他多麼需要安和援助啊！我想。

恰正成都12中，我母校的班主任老師潘森林，來信説:“同學那麼多在北京，我不能一一都回信，我只給你一個人寫信。”並附上他女兒的照片，他女兒坐在小竹椅上，照片至今留存。説:這是我女兒的照片，你們畢業時，她剛出生，現在她已經三週歲了。”又説:“見到我女兒，你應當想起母校！”一時，我受寵若驚，慨萬端！

成都12中，就是川大附中，是格調不低的學校，我是1952年季統考分來的（在此之前，中小學秋兩季都招生）。我的年歲較小，淘氣逞嬌，很不馴服（1997年，同學重聚蓉城時，都慨嘆我的“個”！），常常惹惱班幹部，惹得班主任潘森林，大動肝火，拍桌子瞪眼！多少次不公平的批評，甚至羞辱！其實我父親是開明開明士紳，縣人民代表，我就不懂得在班裏宣傳宣傳，只説家庭成分“地主”畢業鑑定，潘森林給我的多是貶辭，行是“丙等”當時我還不懂得，畢業鑑定，對於個人前途、升學是多麼地至關重要！川大附中的老師同學，並不是不喜歡我，上課提問，幾乎每個老師都最喜歡叫到我，老師的微笑點頭讚許，給了我多少鼓勵和愉快！每次班集會，全班同學都鼓掌歡我唱歌…高中畢業後，多少封追逐我的，求愛的信！

1997年，我再次出現在成都時，母校的同學老師都驚歎説“一個已死去的同學復活了”而受到熱烈的歡和招待！當年的教導主任黃黎揚老師，西服革履地來了…

當時的課間，總是歌聲不斷。班裏有人拉得一手好胡琴。胡琴一響，全班都要唱歌，我是帶頭最愛唱歌的。

成都12中，地處三瓦窯，一條彎彎的小河包圍着學校。晚飯後同學三五成羣漫步在小河邊，談心、嬉戲。畢業前夕，河裏有一隻木船，課餘，我們全班都擠上小木船，同學程一川，用一大竹竿撐着划着，就這樣從學校劃到三瓦窯，從三瓦窯劃到學校。大家唱着歌，拍着手，大聲地嬉笑、叫喊！真是無盡的樂趣，舒心到了極點！我喜歡高挽褲腳，坐在船舷邊，把腳泡在水裏，不少同學也都把腳泡在水裏…

三年以後，我已在北京18中當了教師，三年以後，我已年滿19歲，成年人了。但我仍舊醉於我的成都12中，我的三瓦窯，我的中學生生活，覺得我還是那麼天真爛漫，那麼愛唱歌，愛遊戲，愛淘氣，愛惹人生氣。

我給班主任潘森林寫回信，不知怎麼，信手就寫了沙河。寫後，也就忘記得乾乾淨淨。

“反右”運動來了，我還一片天真，認為自己是最擁護主席的。那年暑假，學生正在‮試考‬時，我提前回了四川。暑期還沒結束，學校電匯40元，叫我立即返京。回到北京18中，覺異樣，人人都和我疏遠，冷眼瞅着我。接着是黨支部找我談話，讓我接受批鬥，待問題。待什麼？我有什麼？校長曹丐，説:“這是羣眾的意見，我不能壓制羣眾！”開會前，已被斗的高揮，告誡我説:“要開你的會了，實事求是，説過的話承認，沒有説過的，堅決不承認！”高揮13歲參加革命，17歲在上海搞過大學生運動，參加過淮海戰役，參加過渡江，最早在文工團，後上工農速成中學。因父親在台灣，肅反時被鬥。她對共產黨的運動見識過，不像我那麼幼稚無知。

當時，北京市人事局一位幹部，下放到18中當教導主任，她名叫黃秀琴25歲，18歲入黨，出身好。一見我和高揮挨鬥，驚住了。剛開完鬥爭會，就站在教室門口，她拉着我和高揮的手，憤地説:“學校怎麼搞的？反右反在了兩個小姑娘頭上了？我們人事局就不是這樣…”高揮當即哭了。以後黃秀琴一直對我很好。我被髮配農村勞動，每次回學校領取工資，她都熱情地幫忙我，我借閲圖書或上會計室，她跟上跟下。會計最愛刁難我，不馬上給我錢，讓我等。黃秀琴就立即責令會計快給我工資，説，“人家大老遠地跑來…”她後來調任北京市東鐵匠營一中書記，一直到退休。但我卻未去看望過她，儘管我一直惦記着她，她。最近高揮和我聯繫上了，她説，她專程去過黃秀琴家探望。高揮現是離休幹部，離休前任職中國地質大學圖書館館長。

批判鬥爭我的內容，都是説這部電影好，那部電影不好，這本書好，那本書不好，這個作家好，那個作家不好，而我愛看的書和電影，喜歡的作家，偏偏都是封資修的，是反動的。當然，還有——當時《人民報》連載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讀後，我説過“斯大林真殘暴！”這是批判鬥爭我的重點。

一次、二次，第三次鬥爭會時，突然讓我待和沙河的關係，待為什麼和《草木篇》共鳴？我完全傻眼了，什麼沙河？我不認識，能和他有什麼關係？什麼《草木篇》，我本沒有讀過。在羣情憤的場面，我若堅持説沒有讀過《草木篇》不認識沙河，那就是態度不好，不老實！我若説讀過並有所共鳴，那就是赫然一條罪狀！我該怎麼辦呀！

我咬緊牙關，沙河不認識，《草木篇》沒有讀過！我剛表了態，就是一片震耳聾的“打倒”之聲。接着便宣讀，天我給母校班主任潘森林的信。什麼“我熱血沸騰”什麼“沙河無辜”什麼“我要回四川安沙河”

…

亂了，全亂套了！我竟一點都不記得了，但是信紙拍在了我面前！滿紙的沙河，真真確確是我寫的呀！因為這封信，我的右派升級了！是的，“寵愛我”的班主任老師，揭發了我，遠天遠地，巴巴地從成都寄信來揭發我！在潘森林，是立功了，大義滅親嘛！革命義舉嘛！在我，卻是滅頂之災！永世不得翻身！

這就是現實！嚴酷的現實！

不久，在北京市南苑區全區中小學教師反右鬥爭總結會上，區委張書記親自點了我的名。區委張書記和我同姓張，40多歲年紀，人很瘦，屈背彎的，河南口音。那一天，他身着黑中山服，站在臨窗的高台上，就那麼躬着背，比劃着，聲音並不響亮，卻是字字句句，石頭般沉重地砸在我的心坎上。真是一字一顫抖，他講話的每字每句，都有很強的穿透力，直刺得我血模糊，不分東西！

“沙河，”他説，兩隻手臂就那麼伸出去，再用力一收，彷彿要把沙河從四川抓來北京批鬥！

“大右派分子沙河！就在這裏，”他用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弧形，降低聲音道:“就在我們南苑區，竟有人同情他，可見毒之廣之深！説什麼‘我要回四川安他’安沙河！這不是右派情是什麼？沙河的《草木篇》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是大毒草！和大毒草共鳴，和大右派沆瀣一氣，臭味相投，這樣的人能不算右派嗎？”他的話音剛落，“打倒大右派分子沙河！”、“打倒《章木篇》！”、“打倒沙河在北京的代表！”的口號聲，響徹大禮堂！一時間，我竟成了沙河在北京的代表！，對《草木篇》的聲討，竟衝着我來了！

區委書記講完話，我的右派升了級，處分加重了。右派最後定宣佈處分時，高揮是六類，免於行政處分，我是四類，情節嚴重，監督勞動！

那天從南苑回到學校，我又遭到了窮追猛打，説我“人小鬼大，狡滑透頂。”批鬥會上的口號升級為:“開除她！”、“槍斃她！”火力之猛，前所未有！

從此沙河就成了我的影子，我走到哪裏，跟到哪裏，所有的組織談話，大小鬥爭會，都離不開“沙河”從“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

4/4/07寫於東高地。1/16/0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