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右派紀念照説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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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買了數碼相機，翻出許多老照片，想翻拍後存入電腦中，其中一張“我的右派紀念照”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回憶。

高揮是我的難友，當年我和她同在北京18中語文組，1957年同時淪為右派。

説起“我的右派紀念照”記得當年剛挨完鬥，高揮就去首都照相館照了一張像，她説是她的“右派紀念照”她説要留住這個形象，將來老了看着有意義。她把鬥爭會的記錄都小心地保存下來。她説這樣才知道我的檔案裏有些什麼東西。於是我也學她的樣，立即也去首都照相館照了一張“右派紀念照”高揮，這個人很有意思。她是江蘇人，13歲就跑到解放區去，參加了戰地文工團，17歲在上海搞大學生運動，參加過淮海戰役。肅反時因她父親在台灣，是鬥爭對象。之後，畢業於清華大學工農速成中學。當時她的男友劉玉發，是班上的副班長——旋工出身——被選定為留蘇預備生，條件是，必須和高揮斷決關係。小劉毅然選擇了和高揮朋友而放棄了留蘇機會。畢業時，她因肓腸手術而未升學，分到了北京18中數學組。小劉上了北京地質學院。當時我在語文組，因為和她説得來，便鼓動她改教語文，當時也是缺教師，這樣她便來了語文組。1957年，北京18中劃了四名右派，語文組就佔了三個，其中就有我和高揮。

記得，開我的第一場鬥爭會之前，高揮把我拉在她的宿舍門背後，眼裏轉着淚花，慎重地對我説:“説過的話承認，沒有説過的話打死也不承認！”那天她穿一件前繡着白花的短袖襯衫。但是鬥爭會上，我並沒有按照她教給我的行事，而是胡亂承認了好多。定罪做結論時，我的材料好幾頁，她只有半頁；宣佈處分，她是六類免於行政處分，留校教課，我是四類，降工資兩級並監督勞動；她，1959年摘帽子，回到了人民隊伍當中；我，勞動了22年，直到宣佈錯劃，千斤頂才從頭上取下來。

那時學校校長和人事幹部，對反右運動，認識是不足的。反右以前，每天晚飯後，校長都要帶着我們在學校四周溜彎，語文組有幾個四川人，校長説他愛人也是四川人，並吩咐廚房在飯廳中擺兩大碗油炸辣椒，校長辦公室和他的宿舍，我們都隨便進出。所以運動中，我和高揮寫檢查材料，不是在人事辦公室，就是在校長宿舍。記得，高揮還對我説，你看，這些文件櫃都沒有上鎖，就放心讓你我在這裏寫材料！

那時我們正當青年少，正在熱戀當中，突然來了這麼個反右運動，恰恰我們又都是鬥爭對象，炮轟的目標。原本是很單純的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一下子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搞得人暈頭轉向措手不及，以致造成我終身的悔恨，終身的不幸。

正在鬥爭我們的子當中，有一天，高揮在工農速中的地理老師，戴着一付深度近視眼鏡，跑來宿舍找她。那位老師公開追求她，當着我的面，拉開臉來説話，高揮硬要拉着我，不讓我離開，得我很尷尬。那位地理老師，並不給我好印象，他説些什麼，我一點也不記得了，而高揮，我卻記得很清楚。她聲音抬得很高，乾脆就是在大聲喊叫，像吵架一般。高揮喊着説:我已經劃右派了！那位涎着臉説，我不在乎。高揮説我和劉玉發正在往，那位又説什麼，我不記得了。整整折騰了一個下午。就像在演戲，我説這些，也許沒人相信，但這卻是事實。也可以想象，在男士眼中，高揮自有她的人的媚力。

1959年戰犯特赦和右派摘帽是同時宣佈的，記得是在10月1國慶節那天。那時我和1000多名大學生右派，同在德茂農場監督勞動，摘帽的只有兩三名，千分之幾，極少。高揮幸運，首批摘帽，但她和小劉結婚是在這之前。當時劉玉發大學畢業留在地質學院，搞學生會工作。劉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和右派結婚，算不算得上是中國第一例呢？我不敢肯定，但確實是少有的。劉玉發，小夥子很帥氣，人很樸實，對人寬厚。記得一次我從農村回校領工資，正好劉玉發在。我和他聊了一會兒，問他黨如何對待右派，問他地質學院右派的待遇。他説我們太年輕，不懂事。中飯，他和高揮請我吃餡餅，我喜歡吃，分別時，小劉又給我買了10個，還給包好了，堅持送我到汽車站。高揮沒有送。他對高揮身邊的人，都是這麼好。他為高揮放棄了留蘇，而且膽敢和右派分子結婚。他在18中人的眼中贏來了很好的聲譽。60年代初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肓目地把孩子的户口上在了江蘇。那時“北京市户口”是多麼重要！為了這個户口，折騰了好多年。1964年我生女兒時，18中人都以高揮的教訓叮囑我，千萬不要把户口上在四川！這些好意，我都深深地記在心中。退休時，劉玉發是北京地質大學副校長，高揮是地質大學圖書館館長，不，他們倆都是離休幹部。不久前，突然一個電話打到我家，説找她過去的一個同事，呀，是高揮！好高興，真是想不到！那天我們聊了一兩個小時。她一點都沒有變，説話還是那麼慷慨昂，可惜她不會電腦。

還有一個18中人，黃秀琴。1957年，她25歲，是從北京人事局下放到18中，任教導主任職。據當時校長介紹，説她早年入黨，18歲當某中學校長。她的基好，説話毫無顧忌。1957年暑期反右運動，分散在各學校搞，18中揪出了我和高揮。寒假，全區中小學教師集中在南苑，名為“集中學習”實際就是繼續反右，由區委書記親自抓。當時北京市還是小區，諸如東單區西單區前門區…等等。那時我們集中住在教室裏，晚上通鋪睡覺，白天被褥一卷，就是鬥爭會場。18中又揪出兩個。我給成都12中老師同情沙河的信，這時被揭發出來，又為我補了兩場鬥爭會。剛開完鬥爭會，在我們住的教室門口，黃秀琴拉着我和高揮的手，説:“我就不明白反右反右，18中怎麼反在了兩個小姑娘頭上來了？”她還説:“人事局就不是這樣…”高揮當時就哭了。我們站在教室門口，旁邊有一眼水井，人來人去地，都望着我們，沒有一個人答腔。1958年我發配到農村監督勞動，每次回校領取工資，黃秀琴都很關切我，我去圖書館或會計室，她都跟上跟下，會計張竹青，她愛人是南苑機場工軍政治部主任，每次運動都是響噹噹的左派，她特別愛叼難人，黃就責令她先數出我的錢來，説，人家大老遠地來…以後黃調到東鐵匠營一中當校長，直到退休。高揮説，她特意專程去過她家探望。我也應當去，但我卻沒有去。

18中教導處幹事姚文琴，30多歲，她愛人長征時期是朱德的警衞員，1956年去世，之前是大紅門北京空軍軍區糧食倉庫主任。這個姚文琴，也是説話隨便，她喜歡我們幾個，管我叫小妹，常請我們下飯館，幾次説是要送給我們降落傘綢子做的衣服，一人一件。集中學習剛開始不久，有一天。早上八點，馬上就要開會了，別人的被褥早已捲起來了，她還蒙着頭躺在牀上不起。有人拉她也不起。校長跑來威脅説:“你不起牀，後果自己負責！”以後是怎麼收場的，我就不記得了，只記得當時很多人圍在她牀前，七嘴八舌的，説什麼的都有。當然學校是不會給她劃右派的。姚文琴的恐慌，反映了當時普通人的心態。劃右派的人就不説了，不劃右派人的心，也是發緊的，恐懼的，只是悶在心頭，不説罷了。像姚文琴這樣公開表示出來的，是極其個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