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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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耶茨著陳新宇譯作家寫作家，很容易製造出最垃圾的文字；這每個人都知道。一篇小説如果以“克拉格掐滅香煙，撲向打字機”這樣開頭，估計在美國沒有哪個編輯會想讀第二句。

所以別擔心，這是一篇關於出租車司機、電影明星和著名兒童心理專家的小説，不矯情、沒廢話，這是我的承諾。但你得有點耐心，因為這裏面也有一個作家。我不會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證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的人，但我們要跟他長期相處，你最好還是指望他笨拙、魯莽一點，因為不論是在小説中還是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作家都這樣。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歲，受僱於合眾國際社，在財經新聞科從事撰寫工作。週薪五十四美元，這算不上什麼好差事，但有兩個好處:一是隻要有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便説“在合眾國際社工作，”這話聽上去頗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價防雨風衣，一臉倦容出現在新聞大樓前，風衣由於縮水小了一號，我穿着好像有點小。頭上一頂戴舊了的褐費多拉帽（要在以前我會用“一頂破帽子”這個詞來形容它，我很欣現在多少知道誠實地譴詞造句了。這頂帽子戴得過多，經過了無數次神經兮兮的捏攏、整理成形、再成形；其實帽子本沒有破），我喜歡每天的那幾分鐘，走過地鐵出口和新聞大樓之間最後幾百碼的斜坡，覺自己就是歐內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薩斯市星報》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歲生前就已從戰場復員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沒有受過傷、得過獎章，但本質一樣。海明威有沒有為上大學費時間、會耽誤職業生涯之類的煩心過？見鬼，沒有；我也沒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關心新聞事業？當然不是；這裏有些微差別，你看，他在星報成功突破，而我則在財經新聞科按步就班地工作，鬱悶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會是第一個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須從某個地方起步。

“今天，國內公司債異常高漲，易略顯活躍…”這就是我每天為合眾國際社電報寫的文章，還有“節節攀升中的石油股價逐步進入活躍的場外易市場，”以及“立鼎滾軸公司董事會宣佈”——（蒼天在上，什麼叫做認購期權、什麼叫認沽期權，什麼是償債基金債券？如果我知道就讓我見鬼去），電報打字機嘎吱嘎吱，卡嗒作響，華爾街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滴答滴答，周圍的每個人都在討論球，我則幾百字幾百字地寫，雖然從來沒搞明白過這是什麼意思。謝天謝地，總算到下班時間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紀輕輕就已經結婚，我總是很開心；在這點上我跟他一樣。我子叫瓊。我們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頭，是三樓上一間大大的，有三個窗的房間，如果它不在左岸，當然不是我們的錯。每晚，吃過晚飯後，在瓊洗碗時，房間裏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誠的靜謐。這是我在角落那三摺疊屏風後面的休息時間，那裏擺了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學生枱燈，手提式打字機。當然，就是在那兒，在台燈白光芒的凝視下，我與海明威之間那點微弱的可比經受了最大的考驗。因為沒有任何《密歇湖上》這樣的小説出自我的機器；我的打字機也沒打出《三天大風》或《殺手們》這樣的小説；實際上，這部機器經常是什麼小説也打不出，即使有什麼被瓊稱為“非凡的”東西，我內心深處也知道那總是、總歸還是很糟糕的東西。

許多個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風後發呆——讀紙板火柴裏印的每一個字，又或者，讀《星期六文學評論》封底的廣告——這年秋天，也是這樣一個夜晚，我無意中讀到下面幾行:為天才作家提供與眾不同的自由撰稿機會。要求有豐富想象力。

伯納德•西維爾。——下面還有電話號碼，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區號。

那天晚上，我從屏風後走出來，瓊從洗碗池邊轉過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攤開的雜誌上。我不想用我和瓊之間簡單、詼諧的海明威式的對話來打擾你們。我也會跳過我與伯納德•西維爾之間禮貌的而無實質內容的電話談。我要跳過幾天到後來的一個晚上，我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最終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嗎？”他問道。

“你叫什麼？鮑？好的，鮑，我是伯尼。進來吧，隨便點。”我覺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細描述。他大約四十五到五十之間的年紀，比我矮得多，也壯實得多，穿着件看上去很貴的灰藍運動衫，下襬沒有到褲子裏去。他的頭大我一半，稀疏的黑頭髮齊刷刷地梳到後腦勺上，好像他剛剛站着仰面洗了個淋浴；他的臉是我見過最坦率最自信的臉。

公寓整潔、寬敞，白調，整個地面全鋪着地毯，到處是拱門。在靠近衣櫃附近的狹窄壁龕處（“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掛在這個鈎子上，我們就安頓好了；好。”），我看見一堆相框，全是一戰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牆上卻沒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只有幾隻美的鐵製燈架，還有幾面鏡子。走進房間，你不會再去注意有沒有相片，因為你所有注意力會被引到唯一一件令人驚異的傢俱上。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稱呼它——壁櫥？——不管它是什麼，它似乎連綿不絕沒有盡頭，有些地方齊高，有些地方又只到部，至少用了三種不同深淺的褐裝飾面板。有個地方用來放電視機，有一部分是無線電留聲機；有個地方薄薄的，做得像個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個地方全是鍍鉻把手和花裏胡哨的滑動板，像個酒吧。

“喝薑汁汽水嗎？”他問。

“我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給你一杯薑汁汽水。”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試他的寫作應聘者時，他子一定經常出去看電影；我後來倒是見過她，以後會説到的。不管怎樣，那第一個晚上，只有我們倆人，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薑汁汽水，談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説“告訴我，鮑。你知道《載客中》嗎？”我還沒來得及問他説的是什麼，他已從壁櫥的某個凹陷處出這本書，遞過來——這是本紙面本的書，你可在藥房這種地方買到，是紐約出租車司機的回憶錄。接着他開始跟我説這本書的內容，而我則看着這本書，點着頭，只希望自己沒離開過家。

伯納德•西維爾也是個出租車司機。他幹這行已經二十二年了，跟我的生命跨度一樣長，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想為什麼他不能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説，這小説難道不是一筆財富嗎。

“我想你看看這個，”他説，這次，壁櫥裏生出了一個乾淨的小盒子，三寸寬五寸長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訴我這是幾百條經歷；全都不同；還讓我理解也許這不一定全是真實的，但他向我保證，至少每個故事的主要內容都是真的。我能想象一個真正優秀的捉刀人會如何對待這樣豐富的素材嗎？或者説我能想象這樣的作家將能從雜誌銷量、作品版税和隨之而來的電影版權中賺取多麼豐厚的回報嗎？

“嗯，我不知道，西維爾先生。這事我得考慮考慮。我想我得先讀讀這本書，再看看有什麼——”

“不，等等。你搶在我前面了，鮑。首先，我並沒有要你讀那本書，因為你從中學不到什麼。那人寫的全是黑幫、女人、、酒這類東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裏，大口喝着薑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實只希望他快點講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離開。伯尼•西維爾是個熱情的人，他跟我説；一個普通、平凡的傢伙，有顆博愛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觀；我明白他的意思嗎？

我有個小花招，可以將自己與他人隔絕開來（很容易；你只要做到:雙眼直盯着説話者的嘴巴，觀察他説話的節奏，嘴、舌頭無窮變幻的形狀，你就什麼也聽不見了），我正要這樣做時，他又説道:“別誤會我，鮑。我還從沒要哪個作家為我寫過一個字而不付錢的。你為我寫作，你會得到你應得的報酬。當然，這場遊戲目前這個階段，還不會有大筆的錢，但你還是會得到報酬。夠公平吧？來，我給你再添滿。”這是他的建議:他從這些卡片裏給我一個思路；我把它變成伯尼•西維爾以第一人稱寫的短篇小説，長度大概一、兩千字，他保證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歡我寫的東西，將會給我更多東西寫——如果我能應付得過來，就一週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錢之外，當然，這些故事還會帶來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指望獲得相當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廣這些短篇小説的計劃，雖然他極力暗示《讀者文摘》可能對此興趣，但他還是坦白承認目前還沒有與哪家出版商聯繫過最終將這些短篇小説彙集成書的事宜，但他説他可以向我提供幾個名字，保管我聽了後眼珠子都會掉出來。比如説，我有沒有聽説過曼尼•威德曼？

“哦，也許，”他説，大笑起來“也許説威德•曼萊你會更知道些。”這是個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蘭開斯特這樣出名。威德•曼萊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區的小學同學。他們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現在關係一直還很密切，有件事也讓他們友誼常青，那便是曼萊再三説過想要將紐約出租車司機，這個魯可愛的伯尼•西維爾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熒幕或拍成電視連續劇，由他來演伯尼•西維爾。

“現在，我還要告訴你另一個名字，”他説。這次他説那個名字時特意斜眼瞧着我，彷彿可以用我知不知道這個名字來衡量我的綜合教育水平。

“亞力山大•科羅夫博士。”幸運的是，我還不是一臉茫然。準確地説，這名字雖不是如雷貫耳，但還不至於藉藉無名。這是《紐約時報》上常見的名字，成千上萬的人對他們依稀有點印象，因為多年來我們經常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這種名字被體面地提及。噢，這名字可能缺“萊昂內爾•特里林”或“萊因霍爾德•尼布爾”那樣的影響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線上；你可能將它與“杭丁頓•哈特福”或“萊斯里•r•格羅夫斯”歸為一類，比“紐博爾德•莫里斯”的知名度稍高一兩個檔次。

“你説的那人，”我説。

“是那研究什麼兒童壓力的人嗎？”伯尼朝我神聖地點點頭，原諒了我的鄙，再次正確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

“我是説亞力山大•科羅夫博士，傑出的兒童心理學家。”你看，早在科羅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區一所小學的老師，正是兩個最頑皮、可愛的淘氣包伯尼•西維爾和那個電影明星曼萊•什麼的老師。他一直温和地關注着這兩個年輕人，如果能在出版界施加影響促成他們的計劃，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他開心呢。看起來，他們三人已是萬事俱備，現在缺的是最終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劑，執行這項工作的最佳作家。

“鮑，”伯尼説“跟你説實話吧。我找了一個又一個的作家來寫，他們都不合適。有時候，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斷了；我把他們寫的東西拿給科羅夫博士看，他搖頭，説，‘伯尼，再試試。’”

“你看，鮑，”他坐在椅子上，熱切地傾身向前。

“這不是什麼一時興起的想法；我不會欺騙誰。這種事是一種建築活動。曼萊、科羅夫博士和我自己——我們在建造這東西。噢，別擔心，鮑，我知道——什麼，我看上去有那麼傻嗎？——我知道他們建築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樣。不過，憑什麼他們就該和我的一樣呢？一個電影明星？一個知名學者和作家？你以為他們沒有自己可建之物嗎？你以為他們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做嗎？當然有。但是鮑，説實話，他們有興趣。我可以給你看他們的信，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好多次帶着子坐在這間屋子裏，我可以告訴你曼萊有多少次一個人在這裏。我們連續幾小時談論不休。他們都很興趣，這你不用擔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説的了嗎，鮑？説實話，這事是一種建築活動。”他開始比劃着建築的手勢，兩手從地毯開始，把一塊塊看不見的木板壘在那裏，直到把它們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樓，我們的金錢和自由之樓，高到齊眉。

我説聽上去當然不錯，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個故事馬上能付多少錢。

“現在我要告訴你這個答案，”他説。他又去壁櫥那裏——像書桌的某部分——從一堆紙裏清揀出一張個人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