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雨連芳草都被他帶將春去了：程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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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8，也就是程硯秋結婚後的五個月，他與自己的戲班“和聲社”一行赴滬，羅癭公隨行，親自安排一切。這次演出，氣勢極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籃都不下五六十個。全場無一空位，另有許多人環立而視。

“豔天下重，秋聲海上來”——由金兆棪（字仲蓀，京劇劇作大家。浙江金華人，青年時期就讀於京師大學堂，為首屆學生。畢業後從事文學寫作，1924年從一出《碧玉簪》開始專門為程硯秋編寫劇本，有《梅妃》《荒山淚》《閨夢》《文姬歸漢》等十餘部作品）撰，羅癭公手書的楹聯，先施公司以黑絨紅緞製作，寬二尺，長八尺之幅懸諸台前。戲院門口，汽車二百餘輛，馬車則不計其數了。程硯秋自打炮以來，每茶會、堂會、劇場演出幾乎佔滿了所有的時間，真可謂無一息之閒，也無一絲之暇，人極勞累。但他依舊是容顏光澤，嗓音穿雲裂石。對此，羅癭公喜於心也驚於心，欣且憂慮地對他説:“你此行紅得可驚，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挑撥梅先生與你之間的師生情誼呢。”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也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程硯秋11月15返京，梅蘭芳赴站接。十天後，梅蘭芳帶着戲班到上海演出。

此後，一蘭一菊，果然就在上海爭起了短長。他們的競爭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頂多在戲碼上爭個高低——你唱的戲，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順天時報》舉辦中國旦角名伶競選活動，經投票選出了梅蘭芳、尚小云、程硯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從這時起，他們的競爭才趨於明顯化。到了1946年底，一個在“黃金（戲院）”一個在“天蟾（舞台）”兩個人真的唱起了對台，形成了高。捧梅派與捧程派遂在各大報章，舌槍劍，大開其火。雙方勢均力敵，難分伯仲。但真正佔便宜的是聽眾與看客。兩個劇場夜夜告滿，觀眾是大飽了耳福。戲唱到最後，程硯秋使出撒手鐧，連演五場《鎖麟囊》，天平向他傾斜了。演出完畢，程硯秋的弟子趙榮琛一次就替師父將28金條存入了銀行。

四大名旦裏，尚小云與荀慧生都沒有追趕梅蘭芳的念頭，唯有程硯秋是雄心萬丈。梅、程在北京的情況也是如此:“偌大京師各劇場沉寂，只餘梅、程師徒二人對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資格分量充足，程則鋒鋭不可當，故成兩大勢力。”羅癭公的這兩句話是説準了。非但説準了，還深知這兩大名旦的內心狀態。原本煙癮大酒癮大牌癮也大的程硯秋之所以能夠做到——説戒煙酒就戒煙酒，説戒打牌就戒打牌，羅認為那是因為程硯秋在藝術上“名譽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蘭芳那邊，羅癭公則覺得他人緣太好，其“黨徒甚勝”梅蘭芳見程硯秋“氣勢旺，自滬歸京後頗有引以自強之意。”於是，梅對程“更益敷衍”面對這樣的情勢，站在程硯秋一邊的羅癭公常常是親自定下對策。民國十三年（1924）2月，羅癭公聽説梅蘭芳的行頭化去七萬大洋，便立刻寫信給朋友（袁伯夔），説:“玉霜將來產業能至七萬金否尚不可知，今已為服裝費至萬金矣，與梅競服裝斷斷不能及，唯藉唱以勝之耳。”羅癭公給程硯秋定下的策略是:“屢誡玉霜對梅應當在不即不離之間”何謂“不即不離之間”？那就是既近又遠，既熱又冷，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清醒冷靜，有極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極人工卻表現得又極自然。禮儀是它的外顯層次，內在依據則是人際關係和實際需要。做人圓通之至反不覺其圓通——這是傳統社會做人的一種境界。如果沒有對江湖規則的高度把握，沒有對人情世故的細微體察，是達不到這個境界的。

梅蘭芳有富貴氣，程硯秋是書卷氣，一個得於天賦，一個純恃人功，各臻極致。梅、程之間儘管烈競爭，彼此一爭高下，卻都是不聲，不動肝火，一副温良恭儉。舉個例子吧！1933年11月11，移居上海的梅蘭芳四十大壽。程硯秋特往拜壽，行叩頭大禮，見者均嘆未嘗忘本。明明是打對台的人，卻絕不傷和氣。今兒晚上唱戲是兩軍對壘，各不相讓。明兒中午見了禮數依舊，風度依舊。在這舉動裏面包含着道德信條、江湖規矩、人情世故以及個人修養。

瞧，戲曲舞台上的藝人多高明，哪像政治舞台上主席把個對手加戰友的劉主席往死裏卡，直到卡死。

【最後的羅癭公】民國十二年（1923）12月28，重病纏身的羅癭公，聽説程硯秋因劇場安排不上唱戲的時間心情苦悶，一次打牌輸去準備用於添置行頭的六百大洋，憤極。深夜至凌晨，書親筆信責勸程硯秋堅決賭，又致函程的岳父從旁督促。可謂嚴師情深，用心良苦。程硯秋讀後，聽從師命，決棄“竹戰”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羅癭公患病住進德國醫院診療，程硯秋每親侍飲食，從無間斷。9月2，羅癭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寫下遺囑。內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程君豔秋，義心至，膽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後事極周備。將來震、垠兩子善為報答。”9月16的半夜，羅癭公又手書:“墓地能設香山最佳…”一語後，溘然長逝。時年五十二歲。

羅癭公歸去之際，親屬皆不在側，程硯秋是第一個趕到的！他見恩師歿前所書遺囑數紙，捧之大慟，幾至昏厥。回到家中，為羅癭公設立靈堂，除朝夕哭奠，唯伏案抄寫經書。文人大多清貧，自女亡狂，羅癭公已是每況愈下，經濟拮据，以賣字鬻文為生。故而羅癭公喪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費都是程硯秋一手經辦，務極完美。出殯那天，程硯秋身服重孝，撫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筆賬，羅癭公自病至死，費金過萬元。而程本人決口不提一個錢字。這事兒，擱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難做到，一個藝人做到了。難怪康有為作詩，贊程硯秋為“義伶”念恩師之逝，程硯秋布衣素服，輟演月餘，每憶往事，即為之泫然。遂作《憶癭公師》五言詩:明月似詩魂，見月不見人。

回想傷心話，時時淚滿襟。

西山雖在望，獨坐嘆良辰。

供影親奠酒，聊以盡我心。

恩義實難忘，對月倍傷神。

羅癭公去世後，每當程硯秋外出演戲，行前數必先往羅墓憑弔；演畢返京，亦去墓前。逢羅忌，則必去祭奠。二十餘年從未疏懶。1943年4月5，程硯秋攜二子（永源、永江）為羅癭公掃墓。三人早8時乘西直門火車至黃村下車，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園。他見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鐵釘被拔去很多，異常傷。

“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西湖，今南柯。”回到家中，他在記裏提筆寫道:“有兩家人代為看墳者在，尚且如此。再過數年，我不在了，無人祭掃，想此處定變成荒原了。”往尤見人情濡沫與君子風儀。世事無常，他有常。

【程黨·知】那時的小報把圍在程硯秋身邊捧他、幫他的人，叫程黨。但凡有個“黨”字，便覺庸俗，亦有宗派之嫌。這裏，我以“程黨”做標題無非是想説一個事實:即無論梅蘭芳還是程硯秋，他們的藝術成就，一方面來自本人，另一方面也藉助於許多人的幫助。像羅癭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國初建曾任印鑄局局長）等人合力共助程硯秋，幾乎是達到了忘我的境界。羅癭公去世後，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陽人，留學法國的生物學家，同盟會成員，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北京大學教授，中法大學董事長，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是支持程硯秋的一個重要人物。在民國十九年（1930），他聯手程硯秋創辦南京戲曲音樂學院，附設戲曲專科學校。這個專科學校就設在崇文門外木廠衚衕56號，男女兼收，學校堅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蘭芳1930年飄洋過海到美國演出，風光無限，讚譽無數。便也動了心思，為程硯秋的出國張羅起來。1932年1月1，程硯秋登報啓事:正式宣佈更名“豔秋”為“硯秋”

“硯田勤耕秋為收”他以農人開墾之硯田自喻，而不再以“豔”示人。14，即赴歐洲考察戲劇。顯然，程硯秋是為赴歐而改名換字。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內瓦出席國聯文化合作年會，並以中國教育考察團團長名義，參加在法國召開的世界新教育會的第六次大會。他把程硯秋列為中國教育考察團團員。

另一個鼎力協助程硯秋的重要人物，則是1949年以後成為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陳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29歲東渡本，入東京政法大學專攻政法科。回國後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創辦杭州第一個女子學堂，創辦《白話報》和上海合眾圖書館）。他的作用對於中後期的程硯秋來説，幾乎超過了所有的人。如何為人，怎樣處世，陳叔通都能做到具體指導。有幾件小事，給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羅癭公去世後，有人覺得程硯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硯秋到王瑤卿家竟也到了絲絲涼意。這時的陳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明確地説:“新戲多編，弟意有時仍須請教瑤卿，不可對他太冷淡。”同年程硯秋到上海演出，陳叔通活像羅癭公轉世，隔三差五地寫信做“遠程教育”當聽説配戲的小生薑妙香與程“掰”了，即在11月24信裏説:“兄以人格論是第一等人，但處世則非遷就三分不可。”兩天後，又補寄一函，説:“妙香已見報，但是不可怒，不可懊喪，須堅韌渡過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決裂，天下事要看得透，還要大度包舉。再弟尚有一語，兄所得之錢乃血汗得來，股票不可買，不可入股，銀號即利厚不可貪，弟意存入中國與興業兩行均可，千萬！千萬！此中事我較明白，決可負責。還有一件事，曾寫信與仲蓀先生，即年齡關係氣息似弱，況以唱為生涯，不知有向來悉之醫否，姑與一商，每試服黃芪、紅棗加陳皮，我四十年前為講師試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寧少，試驗再看，有外即停止…”讀着這樣的信函，我心裏都熱乎乎的。

1933年，程硯秋從歐洲回來，需要重新物和自己配戲的小生演員。為此，陳叔通先看上俞振飛，後又聽説葉盛蘭不錯，便在俞、葉之間反覆盤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信是這樣寫的:“昨發快信後再四思之，葉（指葉盛蘭）身材如何？有無倒嗓之事？亦須想到扮相、台步、聲音，果下得去，決計拉葉。初出山較易與，且年輕尚可求進步，又有繼仙為師（指葉盛蘭曾受業程繼仙）在玉霜（程硯秋字）成本較輕，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飛），祗以無好小生，則舍俞亦無他人也。葉果是後起之秀，則不如舍俞而取葉。”伶人一向有置房產的習慣。這一年，程硯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還有人請程硯秋去剛剛建立的“滿洲帝國”演出。陳叔通知道了這個情況，馬上託人給他帶去一信。信中明確地説:“我有一言不能不預為提明:華北，此終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責備？如到已非吾土之時，猶能作久居之計，則屋可買…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買一屋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謗亦隨之，要在自問過得去否？假如滿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很快，軍侵佔了冀東、察哈爾，中簽定了《塘沽協定》。

應該説，自上個世紀20年代經羅癭公介紹結識了陳叔通，程硯秋的確深受其影響。舉凡為人演劇諸事無不求教之，引為知。可謂經緯萬端，逐條指導。陳、程往持續到1949年以後。紅政權剛剛建立，陳叔通函致程硯秋（1950年7月28），對他明言:“以後不再是掛頭牌的時代。”並叮囑“在向周揚（中宣部負責人）彙報情況的同時，一定也要向田漢（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做同樣的彙報。”1957年2月13，他致函程硯秋，切囑:“你以後千萬對周（揚）、田（漢）、夏（衍）要謙虛，説明要他們指教…”這裏，我特別要加以説明的是，對陳叔通的勸告指導，程硯秋決非言聽計從。比如，陳叔通對程硯秋力排對其藝術大有幫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蓀。但程硯秋覺得李、金二人多年來給自己幫忙，雖是從政壇退出來的閒散之人，但樂意辦事，又具才華。對他們而言，亦可消磨時間。對自己來説“舊社會是看不起唱戲的，我藉此亦提高我一箇舊演戲的演員的身份”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程硯秋始終堅持這個見解。他寫於1957年的自傳裏，也用了很多筆墨來解釋對這樣一些“有問題的舊式人物”的看法。程硯秋説:“聽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講世界和平、國內和平等等言論，他不主張殺生，沒有煙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醜無比的；又見他從早到晚在街上到處奔走，一切言論行動給我很好的印象。聯想到別的政治騙子是挑撥是非、幸災樂禍、渾水摸魚、吃喝嫖賭、貪圖享受，把痛苦加到別人身上，李君總比這些騙子們要強得多些。同樣騙來的錢，就看他們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鄭毓秀、魏道明好像個小集團似的，我問為什麼同他們在一起呢？李回答:辦社會事業什麼人都應該有，好比毒藥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覺得比喻得很對。叔通先生屢勸告不聽，總是堅持我的主觀看法…雖然叔通先生罵他們一個是失意的政客，一個是政治騙子拖我下水。現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還認為他們對我是善意的。”陳叔通曾説，程硯秋這樣的知“在塵世中不可多得”今天這樣的朋友還有嗎？真是引人懷想。

【歐洲行】程硯秋和梅蘭芳、馬連良一樣，都是戲曲改革家。應該説，那時人家就懂得啥叫“與時俱進”和怎樣“與時俱進”了。

1932年1月4，程硯秋為赴歐洲考察戲劇，寫了《一封留別信》。每次讀這封信，都覺得程硯秋比現在的戲劇理論家要高明。這裏，我抄錄一段請朋友們看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顯然不同的，因而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也是顯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現代的趨勢，一切一切都要變成世界整個的組織，將來戲劇也必會成為一個世界的組織，這是毫無可疑的。目前我們的工作，就是如何使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要使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我們不但要求理論能通過，還要從事實上來看一看有沒有這種可能。中國戲劇的臉譜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戲劇也未嘗無臉譜，許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裝論》裏，從演員的面部上指出各種特徵來，便是西方戲劇臉譜的説明。再則，以前西方戲劇，在寫實主義的空氣下籠罩着，與中國戲劇之提鞭當馬、搬椅當門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個極端。現在，西方寫實主義的高過去了，新的象徵主義起來了，從前視為戲劇生命所寄託的偉大背景，此時只有彩線條的調和，沒有真山真水真樓閣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張以傀儡來代替演員，幾乎連真人都不許登場了。西方戲劇這種新傾向，一方面證明了中國戲劇的高貴，他方面又證明了戲劇之整個的世界組織為可能。舉一概百，西方戲劇之可以為中國戲劇參考的，當然很多，硯秋一個人的聯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輩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之間所產生的聯想都提出來，給硯秋帶到歐洲去實地考察。這樣，將來硯秋回國，在各位前輩及同人面前報告的，或許有供參考的價值了…”當時的人們就認為:梅蘭芳遊美（國）是把成的中國戲劇，介紹於西方；程硯秋赴歐是考察西方的藝術，用於中國戲劇的改良。

1月5，梅蘭芳為他舉行歡送大會。13，程硯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輪濟通丸，赴大連港而後換乘火車，一路西行，開始歐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國，他在柏林音樂大學參觀。學生的鋼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硯秋思想的強烈震動。二十七歲的程硯秋，內心熱烈而。回想起自己學藝生涯的苛酷無情，他深深受到西方藝術教育的科學，理論和人温暖。從這一天起，程硯秋就多了一樁心事。他主動增加了和德國音樂家的往活動，洽談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詩譜成曲，參與演奏實驗。他在給夫人果素瑛的信裏説明，自己準備接家眷在德國定居，要就讀柏林音樂大學。為表示這個決心，也從這一天起，程硯秋開了煙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大雪茄。一個月以後體重驟增，還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陳叔通聞訊，驚恐萬分。連連函電發來，借程劇團同人生活困難為名，督促他拋棄妄想，火速東旋。程硯秋手裏捏着這些函電，心情大壞。

“來時衰草今見綠，一瞬花葉復黃。”這是他在哀嘆鬱悶中寫下的詩句。

嚮往好的，學習新的——這是自然人的表現，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勢力卻能極其有效地着自己繼續持舊業，退回到那個非常實在、實際、實用的圈子裏。程硯秋必須就範！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園行，儘管這是一種極不情願地就範。所以到了考察後期，他的側重點就放到了搜求圖書、劇本、圖片方面。程硯秋購置劇本兩千多部、圖片五千多張、書籍八百多種。

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6月1，他親自帶着十歲的長子（永光）從上海啓程經意大利、法國轉到瑞士，安排在內瓦世界學校讀書，費用自付。程硯秋沒有忘記當年的誓言，説到做到——讓自己的後代無一人唱戲。應該説，他對藝人的粉墨生涯有愛與樂，也有恨與悲。

【男子氣派】程硯秋有幾個嗜好。

他喜歡酒，也愛煙。前面説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裏，也常獨飲自酌。酒席之前，更是當仁不讓。且其量之大，無人可及。民國十五年（1926）7月，程硯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萬人傾倒。英人總督特贈他一百二十年陳白蘭地兩瓶。

説到酒，我還想起了吳祖光的描述。上個世紀50年代，中央文化部決定把他的《荒山淚》拍成電影。導演是吳祖光，吳在回憶該片攝製工作的文章裏説:“我們經常一起擠公共汽車，一起吃飯。唱了一輩子旦角的程硯秋卻有着典型的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派。這也表現在他的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煙的是大的烈雪茄煙，有一次我了一口，嗆得我半晌説不出話來；喝酒也喝烈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飲必豪飲。我勸他，這樣的煙，喝這樣的酒會壞嗓子，應當戒掉。他淡然一笑，説:‘嗓子不好的，不煙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煙喝酒也壞不了’。”程硯秋最喜歡看電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從不錯過。在老北京的真光電影院或平安電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蹤跡。他外出喜歡穿中國長袍，這與經常西服筆的梅蘭芳，大不相同。所以，人們看見他是長袍一襲，手提一隻公文包進電影院。程硯秋多半是坐在樓上後排，有人懷疑他是遠視，也有人認為是怕別人認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