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傳奇的離婚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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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頂樓辦公室中安置下來，成為一名專職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開始為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而奮鬥。據他的記記載，那一天是1958年7月1。從那時起，他不斷地進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創作的小説極少，但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説類作品創作者和公眾演説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為哈里·沃克的企業家開辦的一家小機構。該機構專為東海岸的各處會議提供演説家。加人這一機構沒幾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説機會，地點是在距波士頓幾英里的一個地方，報酬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歡在集會上發表演説，扮演就餐後演説家的角或講授科普知識。他很快意識到這是成名的另一條途徑，並能增加收人。他的公眾形象非但不會影響書的銷售，反而可能有助於提高他在出版界的聲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裏沒幹多久。在離開波士頓學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他就與哈里·沃克分道揚鑣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為讓他就空間探索發表一次演講，結果被眾人當成了笑料。那個晚上的演講是一次慘敗，結果使得阿西莫夫馬上就終止了與該機構的所有合同。

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的演説事業。他已在波士頓地區頗有名氣，有時甚至到紐約或賓夕法尼亞去發表演講。50年代末，他每演講一次就能獲得500美元的酬金，並且不用給任何機構納佣金。而那時，他成為專業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個免費的説法，每一位當時活着的成年人都記得肯尼迪總統遇刺時自己在幹什麼。多虧了公共演説事業，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後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在哪裏。1963年11月22，他應邀到紐約演講。當聽到從達拉斯傳來的噩耗時，他和主辦人都認為當晚不會有人來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報酬了，準備回家。主辦人建議他等等看。結果，出乎意料，晚上7點半時，大廳裏擠得水不通，許多人還進不了場——看來人人都想出來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説開始時説，他本來是打算做一次輕鬆點的演説，但因為發生了槍擊事件，他覺得自己應該講一個更為嚴肅的話題。當發現人羣中有些騷動時，他意識到他們真正想聽的是一次輕鬆的演説，馬上改變了主意，開始了他所擅長的半開玩笑式的演講。這正是聽眾所需要的。數年後，阿西莫夫回憶起來時，仍認為那天晚上的演講是化解當天悲痛的一劑良藥。

到那時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個演講，每次固定收費1000美元。當他到紐約去演講時，順便也去拜訪了出版商。他稱這種拜訪為“例行巡視”在這一段的創作中，阿西莫夫一頭扎人了非小説類作品。偶爾寫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雜誌的搶手貨，並且在《狂想與科幻小説》雜誌上開闢有固定的專欄。

在紐約，阿西莫夫最親密的同事與朋友是雙出版社的沃爾特·布萊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辭職後的繼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後來在促進阿西莫夫與雙出版社的合作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且兩人的私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記得他第一次遇見阿西莫夫時的情景。1961年，他還是雙出版社一名年輕的實習編輯。在他上班的第一週，上司給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與力》，讓他看一遍，如需改動就寫信與作者商討。於是，這位剛參加工作的年輕畢業生懷着滿腔的熱情給阿西莫夫寫了一封長達12頁的信。幾天後，阿西莫夫打電話到編輯部找阿什米德，兩人約定在阿西莫夫下次來紐約時見面。一週後，阿西莫夫來到了阿什米德的辦公室，花了半個小時使這位編輯認識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點意見是錯誤的。阿什米德回憶道:“他指正我的錯誤時是那麼的幽雅大度而又謙恭有禮，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後的14年中，兩人合作了44本書，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離開雙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個很受歡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人、朋友不計其數，還有少數幾個關係非常密切的私。除拉利·阿什米德與沃爾特·布萊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編輯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説界與科學界的同仁。在他20多歲、30歲剛出頭時，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約翰·坎貝爾、多森教授與羅伯特·亨納恩；但到了後來，阿西莫夫疏遠了坎貝爾，也極少見到昔導師多森，就連亨納恩也只是在一些會議上偶爾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親密的朋友是:作家哈蘭·艾利林、本·波瓦與拉斯特·戴爾雷，編輯朱迪·林·戴爾琳，宇航員卡爾·薩崗，詩人馬丁·格林伯格與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與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輕鬆的關係，他們在一起時創作的一些小笑話往往妙趣橫生，令人忍俊不。在科幻小説界的聚會上，阿西莫夫與艾利森的雙人表演尤為受歡。每逢這種場合，他們至少得留下一兩句“經典名言”或者為與會的書與朋友們表演一番“槍舌劍”如果沒有他們的表演，整個聚會就會像缺了點什麼。

有時候，兩人之間這種玩笑式的尖酸與謾罵如此地烈，致使有些書在離開後竟誤以為兩人是死對頭。實際上，正是因為兩人彼此愛護，互相深知，他們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動形象，真傳神。

哈蘭·艾利森被認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説新中湧現出來的優秀作家之一。他是個與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寫作生涯中，他專門從事短篇小説的寫作——其中有獲獎作品《我沒有嘴，但我必須喊》與《向世界之心呼喊愛的野獸》。他是個外向的人，思維捷，言語尖刻，喜歡在聚會上成為眾人的焦點。1953年，在賓夕法尼亞舉行的一次科幻小説界的聚會上，兩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為他們的關係定下了基調。當時，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問:“先生，您是艾薩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輕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偉大的艾薩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興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別開玩笑了。您就是艾薩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為你是個——”這時艾利森的聲音突然充滿了輕蔑“無名小卒！”有那麼一會兒，阿西莫夫完全驚呆了，但接着便聽到了周圍的人發出的鬨堂大笑，才意識到對方是在跟自己開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誼就這麼開始了。

據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別人沾了便宜，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樂道的話題。他不能肯定這個故事是真的，但他願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個科幻小説界的聚會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擺出他最具男子漢氣概的姿勢，問:“咱們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①原文“whatwouldyousaytoalittlefuck？”也可理解為一你會對一個小混蛋説點什麼呢”於是，女士回答説:“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fuck）。”——譯註。

阿西莫夫喜歡與聰明的人朋友。他曾聲稱，他只見過兩位比他更聰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慚。這兩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專家馬爾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員卡爾·薩崗。在與阿西莫夫相處時，薩崗總愛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論，盡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對這種反覆提醒實在是不耐煩了，便假裝生氣地對宇航員説:“卡爾，我可能説過你比我聰明，但我可沒説過你更有天賦。”①①艾薩克·阿西莫夫:《歡樂永存》第302頁，紐約雙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説，艾薩克與他唯一的兒子大衞之間沒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關係。從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記錄及言論看，他顯然寵愛羅賓，很少談到或寫到兒子。與這家人關係密切的朋友們認為，艾薩克認為自己的兒子智力低下，過於平庸，有損於他這位全球聞名的學者和作家的臉面。

父子倆後來很少見面。顯然，艾薩克與兒子的關係遠不如他與父親朱達·阿西莫夫相處得那麼融洽。有人説，大衞從未有過固定的工作，也從未對傳統的生活興趣。成年後，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加利福尼亞，除羅賓外，幾乎與家人沒什麼來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説，艾薩克不斷應兒子的要求給他寄錢，一直持續到1992年他逝世為止，卻從未要求兒子還過一分錢。這種慷慨之舉是否代表了他姍姍來遲的內疚？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探討。他如此心甘情願地資助兒子，似乎有背於他自己的責任意識，並且也與他自己相對艱苦的童年有所牴觸。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糖果店裏打工度過的。對他此舉最可能成立的解釋是，他學會了接受兒子的格，並且很高興與他保持距離。從某種程度來説，他也許是這麼考慮的，他付錢給大衞是為了讓他躲遠點兒。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暴了艾薩克格中更為陰暗的一面，同時也進一步説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對自己有信心，就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他的兒子。我曾在別處寫過，艾薩克的這種態度，尤其是對待女人的態度，是他內心缺乏自信的一種表現。他必須與他認為是個失敗者的兒子保持距離，可能是他這種心態的又一表現。大衞本人不希望與家人有過多的牽扯，但人盡皆右，艾薩克對這種安排也確實很滿意。

60年代中期，艾薩克離開杰特魯德與孩子們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從未離開過大長時間，最多一個星期，但因為接受的演講不斷增多，他經常不在波士頓，也經常去紐約的出版社，併到全國各地參加科幻小説聚會。

艾薩克不喜歡旅行，並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從不乘坐飛機去辦事。唯有在軍隊中服役時，他有過一次乘飛機的經歷，從那以後，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飛機旅行。這就意味着他無法參加在波士頓方圓二三百公里外舉行的科幻小説聚會，同時也意味着他無法與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亞的朋友和同事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