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緩賢忘士者天亡之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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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魏武侯即位，吳起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既沒能成為丞相，也沒能成為上將軍，只是一個“甚有聲名”的地方軍政首腦（西河守）。依着戰國用人傳統，魏文侯時期有老資格名將樂羊為上將軍，吳起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時期，吳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秉剛正的吳起對這種狀況很是鬱悶，曾公開與新丞相田文（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論功，説治軍、治民、征戰三方面皆強於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詰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牽強，其説雲:“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應當説，田文對魏國狀況的認定，只是使用了當時政治理論對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種諺語式描述，實際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擊是老太子即位實權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種“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險惡狀況？剛直的吳起畢竟聰明，見田文擺平了老臉與自己周旋論道，便知道此人絕不是那種憑功勞説話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載的“起默然良久，曰‘屬子之矣。’”吳起的服輸，實際上顯然是講求實際的政治家的顧全大局。不想，卻被太史公解讀成了“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這個田文，既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史料中也沒有任何只言片語的功業，史料中的全部蹤跡便是與吳起的這幾句對答，及“田文既死”四個字。如此一個人物，豪氣干雲的吳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處之認定。只能看做一種誤讀，而不能看作事實。

歷史煙霧之深，誠為一嘆也！

重要大臣將軍之間的這種微妙狀況，魏武侯不可能沒有覺察。之後的處置方式，立即證明魏武侯對吳起早已經心存戒懼了。田文死後，公叔為相。這個公叔丞相將吳起從魏國趕走，與親信商議對策。其親信説，要吳起走，很容易。親信的依據是秉評判:吳起有氣節，剛正廉明並看重名譽。潛台詞很顯然，這等人得從其尊嚴名譽着手。親信謀劃出了一個連環套式的陰謀:先以固賢為名，請魏武侯將少公主嫁給吳起，言明以此為試探吳起的婚姻占卜——吳起忠於魏國，則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從，而後由丞相宴請吳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當着吳起的面辱賤丞相；吳起見如此公主，必要辭婚；只要吳起辭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國了。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吳起辭婚，魏武侯懷疑吳起而疏遠，吳起眼看在魏國無望，便離開魏國去了楚國。這是一則深藏悲劇的喜劇故事，使吳起的最終離魏具有了難言的荒誕。

吳起離魏，至少證實了幾個最重要的事實:其一，魏武侯疑忌吳起由來已久，絕非一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經沒有了囊括人才的開闊襟，也沒有了坦率誠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時期，魏國的內耗權術之道漸開，廟堂之風的公正坦蕩大不如前。從魏國人才失的歷史説，吳起是第一個被魏國擠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國尊賢風氣忽然復起。

魏武侯死時，魏國的廟堂土壤已經滋生出了內爭的種子，這便是魏武侯的兩個兒子，公子罌與公子緩爭位。這個公子罌，便是後來的魏惠王。公子罌得到了一個才能傑出的大夫王錯的擁戴效力，佔據了魏國河外的上黨與故中山國之地，公子緩失勢。可是，公子罌還沒來得及即位，韓趙兩軍便進攻魏國了。韓趙遵循晉國老部族相互噬的傳統，要趁魏國內亂之機滅魏而瓜分之。濁澤一戰，公子罌軍大敗，被韓趙兩軍死死包圍。然則，一夜天明，幾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罌卻看見兩支大軍竟然沒有了。事後得知，是兩國對於如何處置魏國意見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對這場本當滅魏而終未滅魏的詭異事變，戰國時評是:“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也就是説，魏武侯終究沒有堪當大任的兒子，魏國原本是可以破滅的。言外之意很顯然:沒有滅國，並不是公子罌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罌不如此看，他將魏國大難不死歸結於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罌即位之後立即宣佈稱王，成了戰國時代第一個稱王的大國（自來稱王的楚國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稱霸前期，衰落中期，遷都大梁之後的末期。第一時期是魏國的全盛霸權時期，大約二十餘年；其時白圭、公叔痤先後為相，龐涓為上將軍，率軍多次攻伐諸侯，威勢極盛，國力軍力毫無疑義地處於戰國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時期，以三次大戰連續失敗為轉折，魏國霸權一舉衰落。這三次大戰是圍魏救趙之戰、圍魏救韓之戰、秦國收復河西之戰。第三時期，以魏國畏懼秦國之勢遷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後二十年。

總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國王生涯之概貌，成敗皆在於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戰國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歷史不乏那種極具才華而又極其昏庸的君主。秦漢之後，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戰國之世亦不少見。魏惠王者，一個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於他具備了這種君主給國家帶來巨大破壞的全部三個特徵:其一，聰機變，多大言之談，有足以顯示其高貴的特異怪癖，此所謂志大才疏而多多謀也，與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後世的少年晉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惑，完全可能被許多人誤認為“英主”；其二，襟狹小，任人唯親與敬賢不用賢並存，外寬內忌。這一特徵的內在缺陷，幾乎完全被敬賢的外表形式所遮掩，當時當事很難覺察；其三，在位執政期長得令人窒息，一旦將國家帶入沼澤，只有漸漸下陷，無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終身制時代，這種“長生果庸主”積小錯而致大毀的進程，幾乎是人力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説，庸主若短命，事或可為，庸主若搖搖不墜，則上天註定了這個邦國必然滅亡。譬如秦國，也曾經有一個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現，但卻只有三年便舉鼎力而暴死了。後來又有兩個庸君，一個秦孝文王，一個秦莊襄王，一個不到一年死了，一個兩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對秦國的危害並不大。在位最長的秦昭王也是五十餘年，然秦昭王卻是一代雄主。然則，即或如秦昭王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將秦國廟堂帶入了一種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況乎魏惠王這等“長生果庸主”豈能給國家帶來蓬氣象？這等君主當政，任何錯誤決策都會被説得振振有詞，任何墮落沉淪都會被披上高貴正當的外衣，任何齷齪技術都會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見都會被善於揣摩上意的親信駁斥得一文不值。總歸一句，一切在後來看去都是滑稽劇的國家行為，在當時一定都是極為雄辯地無可阻擋地發生着，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個奇特的癖好，酷愛熠熠華彩的珍珠，並認定此等物事是國寶。史載:魏惠王與齊威王狩獵相遇於逢澤之畔，魏惠王提出要與齊威王較量國寶。齊威王問，何謂國寶？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説，國寶便是珠寶財貨，譬如他的十二顆大珍珠，每顆可照亮十二輛戰車，這便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齊威王卻説，這不是國寶，真正的國寶是人才。於是，齊威王一口氣説了他搜求到的七八個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難堪。這是見諸史料的一次真實對話，其意義在於最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了有為戰國對人才競爭的熾熱以及魏國的遲暮衰落。

也許是受了這次對話的刺，也許是有於秦國的壓迫，總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國突然瀰漫出一片敬賢求賢氣象。這裏有一個背景須得説明，否則不足以證明魏國失才之荒謬。戰國時期，魏國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到魏國求學遊歷為榮耀，為必須。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後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聖地，鮮有名士大家不遊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得天獨厚也。可是，終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紛紛失，魏國竟一個也沒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從魏國失的乾坤大才有四個:商鞅（衞人，魏國小吏）、孫臏（齊人，先入魏任職）、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張儀（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吳起，此後的范雎、尉繚子，以及不計其數的後來在秦國與各國任官的各種士子，可以説，魏國是當時天下政治家學問家及各種專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失人才中，最為令人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慨者，一則是商鞅後來的驚世變法改寫了戰國格局，二則是商鞅是魏惠王親手放走的。商鞅的本來志向，是選擇魏國實現抱負。魏國曆史的遺憾在於，當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幾次舉薦給魏惠王時，魏惠王非但絲毫沒有上心，甚至連殺這個人的興趣都沒有，麻木若此，豈非天亡其國哉！

種種失之後，此時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賢，又是何等一番風貌呢？

《史記·魏世家》載:“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幣以召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你等老人家）不遠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利，則大夫利；大夫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這一場景，實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莊重無比，先宣佈自己不説油滑的虛話，一定説老實話（寡人不佞），於是，一臉沉痛地將自己罵了一通，最後鄭重相求，請幾個赫赫大師謀劃有利於魏國的對策。如鄒衍、淳于髡等，大約覺得魏惠王此舉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偏大師孟子自視甚高，肅然開口，將魏惠王教訓了一通。滑稽處在於，孟子的教訓之辭完全不着邊際。分明是一個失敗的君主向高人請教利國之道，這個高人卻義正詞嚴教導説，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義！也就是説，孟子認為，作為君主，連“利”這個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爭的時代，君主不言利國，豈為君主？更深層的可笑處在於:魏惠王明知邦國之爭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師孟子的治國理念，明知鄒衍、淳于髡等陰陽家雜家之士的基本主張；當此背景，卻要生生求教一個自己早已經知道此人答案的問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説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親自面見過多少治國大才，沒有一次如此“嚴正沉重”地譴責過自己，也沒有一次如此虔誠地求教過，偏偏在明知談不攏的另類高人面前“求教”其虛偽，其可笑，千古之下猶見其神也。

後來，魏惠王便如此這般地開始尊賢求賢了。經常恭敬送往來於大梁的大師們，送他們厚禮，管他們吃喝，與他們認真切磋一番治國之道，而後殷殷執手作別，很令大臣大師們唏噓不已。用鄒衍、惠施做過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師，似乎完全與魏文侯沒有兩樣。而且，魏惠王還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見梁惠王》的問答篇章…能説，魏惠王不尊賢麼？

歷史幽默的黑在於，總是不動聲地撕碎那些企圖惑歷史的大偽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寬內忌之風，在其後五代愈演愈烈，終至於將魏國人才驅趕得乾乾淨淨。這種外寬內忌，表現為幾種非常怪誕的特徵:其一，大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其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對已經成為他國棟樑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的外相，不涉內政）；其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湧現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後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對吳起的變相排擠，對商鞅的視而不見，對張儀的公然蔑視，對范雎的嫉妒折磨，對孫臏的殘酷迫害，對尉繚子的置若罔聞，對樂毅等名將之後的放任出走…回顧魏國的用人史，幾乎是一條僵直的黑線。一個國家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裏始終重複着一個可怕的錯誤，其政治土壤之惡劣，其虛偽品之深蒂固不言而喻。

實在説話，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可能出現對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對清明，這種事件一定是少數，甚或偶然。譬如秦國，秦惠王殺商鞅與秦昭王殺白起，是兩樁明顯的冤案，但卻沒有影響秦國的堅實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業大成後錯殺。列位看官留意，戰國時期的人才命運或者説國家用人路線，實質上有兩個階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別:第一階段是搜求賢才而重用，可以説是解決尋求階段；第二階段是功業大成後，能在何種程度上繼續，可以説是後需求階段。歷史證明的邏輯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需求階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而魏國的本錯失，恰恰始終在需求階段。在將近兩百年裏擁有最豐厚人才資源的魏國，出現的名相名將卻寥若晨星。與此同時，戰國天空成羣閃爍的相星將星，卻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國。不能不説，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奇蹟。

大爭之世，何物最為寶貴？人才。

風華魏國，何種資源最豐厚？人才。

魏國政風，最不在乎的是什麼？人才。

為什麼會是這樣？魏國長期人才失的源究竟在哪裏？凡是悉戰國史者，無不為魏國這種尊賢外表下大量長期人才失的怪誕現象所困惑。仔細尋覓蛛絲馬跡，有一個事實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魏氏先祖篤信天命的傳統。魏國正史着意記載了畢萬創魏時期的兩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種可能:魏國王族很是信卦象預言，對人為奮發有着某種程度的輕慢。這種神層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視。尤其在已經成為歷史的興亡沉浮面前，歷史家更容易簡單化地只在人為事實鏈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種無形而又起決定作用的神現象。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力圖預見未來命運的種種預測方式，都極大地影響着決策者們的行為理念，甚至直接決定着當權者的現實抉擇。在自然經濟的古典社會，這種影響更大。客觀地説，力圖解釋、預見自然與社會的種種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味地忽視這種歷史現象，只能使我們的歷史敍事簡單化，最終必然背離歷史真相。

在中國秋戰國時代，解釋並預測自然與社會的學問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龐大的系統。就社會方面而言，陰陽五行學説、天地學説（分為星相、占候、災異、堪輿四大門類）、占卜學説，構成三大系統。其中每一系統，都有相對嚴密的理論基礎與理論所延伸出的實用説明或作技能。第一系統，以陰陽五行論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對國家品的規範:邦國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構成全部國家行為的格特點。第二系統，以天人合一觀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占星、占候、災異預兆解説、堪輿（風水）等預測技能。第三系統，以陰陽論為基礎，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預測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説，中國古典時期的預言理論之博大龐雜，預測手段之豐富到，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堪稱奇葩。

是故，在那樣的時代，執政族羣不受天命預言之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則，執政者以何種姿態對待天命預言，又是有極大回旋餘地的。

這種迴旋，不是今人所謂的簡單的信不信，而是該文化系統本身提供給人的廣闊天地。華夏文明之智慧，在於所有的理論與手段都藴含着極其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僵死界定。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謂也！以人對天命之關係説，天人合一論的內涵本身便賦予了人與天之間的互動，而這種互動，最終總是落腳於人的奮發有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虛妄渺茫，而有了實實在在的參照系，於是，執政者只要順應民心，便是順應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難違，但卻有最本的一條——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實際只在入有德無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縱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發點的靜態設計，若人奮發有為順應民心廣行陰德（不事張揚地做有利於人民的好事，此謂陰德），則上天立即給予關照，修改原來的命運設計方案！

如此天人互動之理論，何曾有過教人拘泥信之可能？

就歷史事實説話，先秦時代的中國族羣有着極其渾厚的神力量與行為自信，對天命天意等等，相對於後世的種種脆弱心理與冥頑信，確實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對理想狀態。敬重天命，在於使人不敢任意妄為；不拘泥者，在於使人保持奮發創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龜甲，秋諸侯不敬天子而水般重新組合，新興大夫（地主）階層紛紛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諸侯，種種，無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國是一個典型。秦人歷史上有兩則神秘預言，一則是舜帝“秦人將大出天下”的預言，一則是老子關於秦國統一天下的預言。兩則預言能見諸《史記》，足證在當時是廣為人知的。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秦國執政階層始終沒有坐等天意變成事實，而是歷經六代人浴血奮爭才成就了煌煌偉業。

魏國如何？

雖然，在畢萬之後，我們沒有發現更多的關於魏國王族篤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測卻是有歷史邏輯依據的。這個歷史的邏輯是:一百餘年永遠重複着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國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神層面的源；這個神源不可能是厭惡人才的某種生理疾病，而只能是對另一種冥冥之力產生依賴而衍生出的對人才的淡漠；這個冥冥之力不可能僅僅是先祖魂靈，而只能是更為強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國滅亡一百餘年後，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論解讀魏國滅亡原因，況乎當時之魏國王族乎？簡單的邏輯演化出最殘酷的結論:無論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國。越是競爭烈的大爭之世，這一結局的表現方式便越是酷烈。

秋戰國時代，對人才的重要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論是用才實踐還是用人理論，都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説魏國對人才的重要認識不夠，顯然是牽強的。當時，對人才與國家興亡這個邏輯説得最清楚透徹的當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論有三個基本點。

第一是“親士急賢”《墨子》第一章《親士》篇，去:“入國（執政）而不存其士，則國亡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這裏説得非常紮實，對待才士，不應是一般的敬重（緩賢），而應該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謂“見賢而急”；見賢不急，則才士便要怠慢國君，離開出走。田子方説的那種“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若鞋然”的自由，在戰國時代可謂時尚。當此之時“急賢”自然是求賢的最有效對策。

第二是“眾賢厚國”《墨子·尚賢上》雲:“…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在於眾賢而已。”也就説，國家要強盛，不能僅僅憑一兩個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則，這個國家便會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賢乃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賢中、下》雲:“…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

…

賢者為政，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

…

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對墨子的尚賢為本的目標，可以一句話概括:尚賢能使天下安寧，所以是為政之本。

墨子的人才理論，實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義。

魏國以偽尚賢之道天下耳目，誠天亡之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