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緩賢忘士者天亡之國也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魏國的滅亡很沒有波瀾，算是山東六國的壽終正寢典型。

一個國家的末期歷史如此死一般寂靜，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國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個文臣武將的影子，在轟轟然的戰國之世堪稱異數。作為國別史，《史記·魏世家》對魏國最後三年的記載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長的中間一行説得還是國際形勢。魏王假在位三年，實際只發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虜王假，滅魏以為郡縣。每讀至此，嘗有太史公檢索歷史廢墟而無可奈何之嘆。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國實在沒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東六國之中，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沒有秘密，最沒有偶然，最沒有戲劇。也就是説，魏國滅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簡單，最為人所共識。後世史家對魏國滅亡的評論揣測很少，原因也在於魏國滅亡的必然最確定，只有教訓可以借鑑，沒有秘密可資研究。《史記·魏世家》之後有四種評論，大約足可説明這種簡單明瞭。

其一，魏國民眾的記憶喟。百餘年之後，太史公在文後必有的“太史公”中記載雲:他到大梁遺蹟踏勘搜求資料，在已經變成廢墟的大梁遇見了前來憑弔的魏國遺民（墟中人）；遺民傷地回顧了當年秦軍水攻大梁的故事“説者皆以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也就是説，民眾認定魏國衰弱滅亡的原因，是沒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評價。太史公先表示了對大梁民眾的評價不贊同，後面的話卻是反着説。其全話是:“…（對墟中人之説）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譯，太史公是説: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評判。天命秦統一天下，在其大業未成之時，魏國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樣的大賢輔佐，又能有什麼益處呢？果真將這幾句話看作為魏國辯護，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實，太史公顯然是在説反話。如同面對一個長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説這種病服了仙藥也沒用，你能説這個人不承認那個人有病麼？也就説，太史公實際是有前提的，魏國失才之病由來已久，此時已經無力迴天矣！

其三，東漢三國人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三國學人譙周對魏國滅亡之評説雲:“以予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譙周評説是歷史主的評判，他闡明瞭這樣一個簡單實在的道理:有賢不用，便是史諺所謂的“天亡之國”若殷紂王用三個大賢（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為三仁），縱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況秦國虎狼之邦，如何能滅亡果真用賢的魏國？應當説，譙周之論是對天命國運觀的另一種詮釋，因其立足於人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為接近戰國時代雄強無倫的國運大爭觀，與戰國時論對魏國滅亡的評説幾無二致，應該是更為本質的一種詮釋。

其四，後世另一種評價。《史記·魏世家·索隱述贊》雲:“畢公之苗…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系載忠正…王假削弱，虜於秦政。”述贊評價的實際意思是:自立國開始，魏國便是個很正道的邦國，只是魏假時期削弱了，滅亡了。這是史論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國。兩千餘年後，這種罕見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觀浸潤下瀰漫為正統思。清朝乾隆時代產生的系統展示秋戰國興亡史的《東周列國志》，其敍述到魏國滅亡時，引用並修改了這段述贊，雲:“史臣贊雲: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盛。惠王好戰，大梁不竟。信陵養士，神氣稍振。景湣式微，再傳而隕。”此書以“志”為名刊行天下，並非以“演義”為名，顯然被官方當做幾類正史的史書。這説明，這種觀念在清代已經成為長期為官方認可的正統評價。這種評價的核心是:忽視或有意抹煞魏國的最本缺陷，而以空的正面肯定貶損“暴秦”與三國之前客觀平實的歷史評判有着很大的距離。但是，它畢竟是一種觀念，而且是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評判，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它。

一個“繁昌忠正”的國家能削弱而滅亡，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悖論。

歷史評判的衝突背後，必然隱藏着某種被刻意抹煞的事實。

這個事實最簡單，最實在:長期地緩賢忘士，而最終導致亡國。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後裔，其歷史可謂詭秘多難。

西周滅商之初，三個王族大臣最為棟樑:周公（旦）、召公（）、畢公（高）。其中的畢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畢公封於周人本土的畢地，史稱畢原。《史記·集解》引唐代杜預注云:“畢在長安縣西北。”據此可知，畢原大體在當時鎬京的東部，可算是拱衞京師的要害諸侯。之後，不清楚發生了何等樣事變，總之是“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成夷狄”檢索西周初年的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畢公高或深或淺地捲入了殷商遺族與周室王族大臣合謀的“管蔡之亂”否則畢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淪為庶人，其餘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後，歷經西周東周數百年無史黑，畢公高的中原後裔終於在晉國的獻公時期出現，其族領名畢萬，一個極為尋常的將軍而已。

晉獻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晉國攻伐霍、耿、魏三個小諸侯國，畢萬被任命為右軍主將。此戰大勝，晉獻公將耿地封給了主將趙夙，將魏地封給了右將軍畢萬。從這次受封開始，畢萬才步入晉國廟堂的大夫階層。也許是部族坎坷命運艱險，這個畢萬很是篤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當年，畢萬漂泊無定，入晉國尋求基，先請一個叫做辛廖的巫師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雲:“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為屯卦是闡釋天地草創萬物萌芽的蓬之象，對於尋求生路者而言，確實是一個大大的吉卦。後來的足跡，果然證明了這個屯卦的預兆。這次，畢萬也依照慣例，請行占卜，意圖在於確定諸般封地事項。晉國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這次占卜，解卦象雲:“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賞，天開之矣！天子兆民，諸侯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於是，畢萬正式決斷:從大名，部族以封地“魏”為姓氏；從滿數，全力經營這方有“萬民諸侯”預兆的封地。

至此，晉國士族勢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國基遂告確立。

其後，晉國出現了晉獻公末期的儲君內爭之亂。此時畢萬已死，其子魏武子選準了公子重耳為擁戴對象，追隨這位公子在外亡十九年。重耳成為晉國國君（文公）後，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襲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晉國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開始了穩定蓬的壯大。歷經魏悼子、魏絳（諡號魏昭子）、魏嬴、魏獻子四代，魏氏已經成為晉國六大新興士族之一（六卿）。這六大部族結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體，不斷滅、瓜分、蠶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晉國事實上支離破碎了。又經過魏筒子、魏侈兩代，六大部族的兩個（範氏、中行氏）被瓜分，晉國只有四大部族了。經過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與韓趙兩部族結成秘密同盟，共同攻滅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趙韓三大部族主宰了晉國。

承襲魏桓子族領地位的，是其孫子魏斯。魏斯經過二十一年擴張，終於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與趙韓兩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魏斯為侯爵，史稱魏文侯。從這一年開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國之路，成為開端戰國的新興諸侯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魏國的政治事件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對象。

自魏文侯立國至魏假滅亡，魏國曆經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秋戰國歷史上，近兩百年的大國只經歷了八代君主，算是權力傳承之穩定最強的國家了。這種穩定，當時只有秦國齊國可以與之相比，國君代次顯然還要稍多。魏國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二年有餘，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則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有餘。應該説，在戰國那樣的劇烈競爭時代能有如此穩定的傳承，是極其罕見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將代次傳承作為政治穩定的基本標誌，原因在於世襲制下的傳承頻繁國家，都是變亂多發所致。是故，君位傳承頻繁，其實質原因必定是政治動盪劇烈，君主傳承正常，其實質原因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強。當然，也不能絕對化地説，穩定是傳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國，其傳承代次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現過兩個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國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餘兩個在位時間長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這四任君主，便佔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國政治傳統的基本架構及其演變，都發生在這四代之間。

這一政治傳統，是破解魏國滅亡秘密的內在密碼。

魏文侯之世，是魏國風華的開創時代。

戰國初期，魏國迅速成為實力最強的新興大國，對天下諸侯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尤其對西鄰秦國，魏國以強盛的國力軍力，奪取了整個河西高原與秦川東部，將秦國壓縮得只剩下關中中西部與隴西商於等地。這種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崛起，源在於魏文侯開創了後來一再被歷史證實其巨大威力的兩條強國之路:一是積極變法，二是急賢親士。

先説變法。魏文侯任用當時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戰國時代推行以變更土地制度為軸心的大變法。史料對魏國這次變法語焉不詳，然依據後來的變法實踐，李悝變法的兩個基本方面該當是明確的:其一是圍繞舊土地制度的變法，基本點是有限廢除隸農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勵耕作並開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開頒行種種法令，以法治代替久遠的人治禮治。可以做出的總體評判是:後來商鞅變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廣度不能與後來的商鞅變法相比。雖則如此，作為戰國變法的第一聲驚雷，魏國變法的衝擊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其歷史意義是亙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實實在在的。

變法的同時，魏文侯大批起用當時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實學的新興士子，此所謂急賢親士也。文侯之世，魏國羣星璀璨文武濟濟，僅見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趙倉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故舊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國初期一舉擁有了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如此四個大政治家，實在是天下奇蹟。由此，魏國急賢親士的聲名遠播，以至秦國想攻伐魏國而被人勸阻。勸諫者的説法是:“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由於魏文侯在位長達五十年，這種政治風氣自然積澱成了一種傳統。

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生機蓬的政治傳統，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漸漸變形了。所謂變形，一則是不再積極求變，變法在魏國就此中止；二則是急賢親士的濃郁風氣，漸漸淡化為貴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説，魏文侯開創的兩大強國之路都沒有得到繼續推進，相反，卻漸漸走偏了。這條大道是如何漸漸誤入歧途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尋路徑的蛛絲馬跡。

一則史料是，魏擊（魏武侯）做儲君時暴出的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魏文侯十七年，樂羊打下中山國後，魏擊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魏擊遊覽殷商舊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師禮的田子方。魏擊將高車停在了道邊，並下車拜見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沒有還禮。魏擊很是不悦，譏刺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擊很不高興，但又不能開罪於這個頂着父親老師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陰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説這個儒家子貢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究竟有多少底氣，因為，戰國時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本不會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清高，該遵守的禮儀便遵守，犯不着無謂顯示什麼。我們留意的，是魏擊的兩句譏刺出的貴族心態——田子方雖貴為文侯老師，依然被魏擊看作貧賤者，而貧賤者是沒有對人驕傲的資格的！如此貴族心態，豈能做到真正的親士敬賢？於是，後來一切的變味大體便有了心靈的源。

另一則史料是:魂擊承襲國君後不思求變修政的守成心態。魏擊即位，吳起已經任河西將軍多年。一次，魏武侯與吳起同乘戰船從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魏武侯眼看兩岸河山壯美，高興地看着吳起大是嘆:“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也許是吳起早已經覺察到了這位君主的某種氣息需要糾正，立即正回答説:“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結果，魏武侯只淡淡一個“善”字便罷了。吳起對答，後世演化為“固國不以山河之險”的著名政諺，卻沒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憑據。列位看官留意，這是魏國君主第一次將人才之外的物事當做“國寶”此後，魏惠王更是將珍珠寶玉當做“國寶”留下一段戰國之世著名的國寶對答。魏武侯盛讚山河壯美，原本無可指責。這裏的要害是，一個國君在軍事要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何評判山川要，至少具有心態指標的意義。魏武侯的慨若變為:“山河固美，無變法強國亦不能守也！”試想當是何等境界？這件事足以説明，魏武侯已經沒有了開創君主的雄闊氣度，對人對物對事，已經淪落為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尺了。

第三則史料是，魏武侯錯失吳起。

吳起是戰國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軍事天才之一。與戰國時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樣，吳起的功業心極其強烈，那則殺求將的傳説故事，正是戰國名士功業心志的最好註腳。後來的事實證明，樂羊、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國擴張成功的最本原因。也就是説，李悝變法發積聚了強盛國力，樂羊、吳起則將這種國力變成了實際領土的延伸。在整個魏文侯時期，樂羊攻滅中山國，吳起攻取整個河西高原，既是魏國最大的兩處戰略勝利，也是當時天下最成功的實力擴張。李悝、樂羊死後，兼具政治家才華的吳起實際上成為魏國的最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