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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尤哈斯最後的那句話時不時就從背景噪音裡浮出來，令菲利克坐立不安。尤哈斯誠然是他的朋友，但在蘇聯，你永遠不知道舉報你的是哪個“朋友”，所有的秘密最終都會攤開在克格的某張辦公桌上，在慘白的檯燈光線下遭到審視。尤哈斯為什麼要說“小心”呢？是警告還是真正的關心？他翻來覆去地分析這件事，最後不得不跑到空無一人的樓梯間裡，對著牆壁深呼。

尤哈斯手上沒有什麼證據，菲利克安自己，而且他遠在布達佩斯，不會構成什麼實質的威脅。

辦公室就像一座抑鬱的牢獄，隨著每一分鐘過去，“曠野”就變得更遙不可及一些。三年來他在101學校所受的訓練毫無用處，第十部門唯一關心的是他打字夠不夠快，有沒有及時上沒完沒了的報告。菲利克一度想找科里亞叔叔談談，卻被冷漠的秘書告知他並沒有權限，還有，如果他下次再這樣未經邀請就跑到別的部門來，就要在檔案上記過。

“你第一次‘出去’是什麼時候？”他問父親。

少校沒有從報紙上移開視線:“耐心點。”

“我很耐心，只是好奇。你當時在辦公室待了多久才‘出去’？”

“不算很久。”少校翻了一頁報紙，菲利克不留意到他戴了老花鏡，父親以前是不需要的，“三年左右。如果你結婚了，他們會更放心讓你出去，畢竟有。”父親可能是想說有把柄了，馬上又把這句話了回去，“……因為你變得更負責任了。再說，你也到了找個姑娘安定下來的時候了，不是嗎？”菲利克含糊其辭，岔開了話題。父親似乎沒有留意，折起報紙，摘下老花鏡，指揮兒子給他泡一壺熱的桂甜茶。菲利克帶著滿腦子紛亂的思緒到廚房去了，心不在焉地把桂掰成小塊。他帶著熱氣騰騰的甜茶回到客廳裡的時候，父親已經挪到心愛的單人沙發上，擺桌子上的糖罐。

“你知道瓦西里快要回來了嗎？”菲利克的手抖了一下，差點把滾燙的茶潑到父親身上，他迅速放下杯子，免得讓父親看出來:“是嗎？我不知道。”

“瓦西里去了東柏林。我能看出來你的尼古萊叔叔在打什麼主意，兩年的海外情報經驗，不長不短，回來正好直接進入反間處——負責監控西德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維克托·伊凡諾維奇今年要退休了，尼古萊正好能推薦他那個完美的兒子。我得找機會和科里亞叔叔見個面，看他能不能給你換一份差事。”手指沾上了糖，粘粘的，菲利克用食指蹭著茶巾，儘量不讓自己的下一句話顯得太熱切:“瓦西里什麼時候回來？”

“我沒問。你們沒有聯絡嗎？”

“很久沒有了。”他以為父親又要重複社的重要，但奧爾洛夫少校若有所思地啜飲著桂甜茶，沒有再說什麼。菲利克翻了翻丟在茶几上的法文報紙，對著慕尼黑慘案的長篇報道皺起眉，掛鐘敲了十下，他藉口明天要早起上班，回房間裡去了。夾著明信片的筆記本就放在枕頭邊，菲利克把自己捲進毯子裡，側躺著，一隻手搭在筆記本上，這讓他覺安全，就像在風暴永遠不停的海上，他溼冰冷的手指終於觸到了船錨。

——而事實上，船是在九月下旬靜悄悄返航的，沒有事先聲張，像是載滿了違貨品似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也是。

辦公室的電話響起時菲利克並沒有理會，接電話不是他的分內事。坐在他前面的那個分析員對著話筒回答了幾句“好的”，回過頭來，招了招手，示意菲利克過去接電話。菲利克困惑地皺眉，用口型問“我嗎？”，對方拼命點頭，遞給他聽筒。

“阿爾及利亞站的報告是你翻譯的嗎？”山羊鬍子不耐煩的聲音傳來，聽起來還是像有人用力踩了他的睪/丸，而且腳還沒挪開。

“是我。”

“到五樓的會議室來，現在。”菲利克隨手抓起筆記本，一頭霧水地上樓去了，一推開會議室的門，嗆鼻的煙霧撲面而來，裡面坐著兩個少校級別的軍官，在雪茄，還有三個上尉，叼著蘇聯產的劣質捲菸，這五個人自己就能組成一個煙囪林立的小型工業區。桌子盡頭還有一個穿著制服的年輕男人，軍階最低，戴著下士的藍肩章。他們的目光對上了，兩個人都愣了一下。下士挪動了一下，似乎想站起來，馬上記起了自己身在何處，又坐了回去，移開目光，盯著面前的文件夾。

山羊鬍子坐在桌子右邊，催促菲利克關上門，要求他“簡單給這幾位尊敬的同志說說阿爾及利亞情報站最近發回來的報告”，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麼“控制住了阿爾及利亞，就有要挾法國的籌碼”。所有目光突然都落到他身上，包括瓦西里·安德羅索夫下士的。菲利克結結巴巴地講完，故意把筆記本留在桌子上，假裝忘了，匆匆離開會議室和裡面的尼古丁毒霧。

他的小伎倆奏效了，他還沒走到樓梯，背後就傳來腳步聲。瓦西里追了上來，手裡拿著他的筆記本。

“奧爾洛夫同志，你忘了這個。”他用的是那種“表演腔調”，這是菲利克自己發明的術語，特指瓦西里和他在公共場合說話時用的那種口吻，正經，嚴厲，過分禮貌，專門表演給旁人看的。菲利克接過筆記本，兩人的手指短暫地互相觸碰到，他看了一眼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