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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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什麼事要說，多數是在衛生間，利用周恩來洗漱的機會，鄧穎超去跟周恩來談點事，當然也有公事，主要還是談點家庭裡的事。所以，衛生間被我們稱為“第一辦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著稱為“成了我們的談話間”我們也自覺，逢大姐來跟總理談話時，儘量不跟大姐搶這幾分鐘的洗漱時間，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

有時大姐跟總理一道吃頓飯，很高興，很開心，秘書們卻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請示報告。鄧大姐從沒為此生氣。我在總理身邊幾十年，只聽大姐說過一句算不得牢騷的苦澀話。那是一次吃飯，由於不斷有秘書來請示報告，總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筆，甚至吃兩口飯就得說七八句工作上的話。鄧大姐開始還獨個兒慢慢吃，趁秘書來去的空間搶說幾句話。後來怕總理這頓飯吃不飽就不槍時間了，讓總理在秘書來去的空間抓緊吃幾口飯。再後來，見總理又批文件，又待工作，空往嘴裡撥口飯，她心疼地皺起眉頭，放下筷子，默默地望著總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終於，當總理把一個急件我時，抬眼看到了對面望著自己的子，覺到那目光的異樣，小聲說:“小超，你怎麼不吃了？別等我，菜要涼了的。”鄧穎超臉上掠過一絲笑紋，那個笑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會有這種笑，光是賢良母，也不會有這種笑.必須兼有革命者和賢良母這兩條，才可能有這種笑。

“你也快吃。”鄧穎超柔和地催促，接著抬眼望住我，說出那句苦澀的話:“你們也給我們老倆口留個說話的時間呀。”我無限歉疚地望著鄧大姐，張一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對不起總理和鄧大姐。但我知道這種說法只反映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總理和大姐確實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

用張佐良同志回憶時講過的話說，叫作“一片赤誠可對天。”總理找到鄧大姐做伴侶，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遠見卓識的一個證明。戰爭年代的顛沛漂泊、奮鬥犧牲且不說，就是進城後，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澤東下到一般服務人員，無不公認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我們嘴上不敢說，心裡是常常拿江青與鄧穎超相比的。這一比，不僅是比出澤東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來的幸福，同時還比出了作子的難處:作革命家的子難，作革命領袖的子更難，作周總理的子才是難上加難啊！

幸虧周總理早在旅歐初期，結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麗的姑娘”時，遠見卓識地作出判定和選擇:“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恩來冷靜思考的結果是，這位伴侶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於是，他明智地選定了鄧穎超。

江青也曾跟隨澤東經歷艱難險阻和驚濤駭，她與澤東的婚姻最終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可見，光是能經大風大還不夠，作為領袖的子，必須要具備優秀的品。比如江青和鄧穎超，她們的品德和格就有很大差異。

鄧穎超是個樂於奉獻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是為了“給予”；給予黨。給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為理想持搏，為人民服務。

江青是個勇於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要求得到報償；她的奮鬥神確有超過常人之處，但奮鬥後的索取，也必須加倍地超過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經常跟丈夫大吵大鬧，結果是越吵越鬧情越糟。

鄧穎超從來不追求名譽地位。四屆人大時，澤東親筆批准鄧穎超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周恩來壓下這個批示，鄧穎超不知道，知道後也支持丈夫這樣做。

江青太重名譽地位，中共八大沒有當上代表，一會兒疑神疑鬼懷疑汪東興搞名堂，一會兒又找丈夫鬧，認為這是澤東剝奪了她應該有的代表資格。

鄧穎超不謀求權勢，從不打總理招牌辦事。她處處謹慎，避免給總理招來麻煩。

江青權力慾太強，終於發展成野心。她掛在嘴頭上的話是。

“我代表主席看望你們來了…”搞得澤東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鄧穎超不借助周恩來的名望、職務，所以她有獨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總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結果應了主席所言:“積怨甚深”這裡比較一個具體例子。江青常常是徑直闖“宮”強要見主席，發表見解，干預政事。鄧穎超從來無須周恩來聲明“她是她，我是我”從不過問周恩來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辦公室，秘書和衛士可以隨時進，鄧穎超卻自覺地不進。辦公室有三把鑰匙，周思來一把，機要秘書一把，值班衛士一把，鄧穎超沒有。

幾十年的時間，我眼前天天重複一個畫面:當週恩來連續工作超過10小時後，鄧穎超的身影就會越來越頻繁地在門口出現，走過來，晃過去，最多不過貼在門縫處探頭張望，卻不進總理辦公室一步。

“恩來，該活動一下了。”鄧大姐在門口最愛講的就是這句話，每天講一遍，不多打擾總理，能提醒他活動一次就滿足。

有時也提醒:“恩來，該吃飯了。”如果周恩來仍然不停止辦公，那就加重點語氣，改稱:“總理，該吃飯了！”這樣稱呼是為了表明，我不僅因為你是我丈夫才關心你該吃飯了，更因為我們是戰友、同志，我必須站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上來提醒你愛惜身體，按時吃飯。

總理逝世後，一些同志找鄧穎超瞭解總理生前的各種事跡經歷，鄧穎超說不上來，只能歉意地說:“他的工作我不瞭解，許多事秘書知道，我不知道，你們找秘書問去吧。”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後，第二天便訂立了一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

年，有人找鄧穎超瞭解周恩來生前做的一項工作，鄧穎超說不出，她不瞭解。但她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這是她所瞭解的周恩來——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黨的負責幹部，越是擔負責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則地做到這一點；越是對自己親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從通信確定戀愛關係時起，周恩來與鄧穎超就確定了允許並尊重對方可以有秘密，只屬於個人的秘密，不像傳統世俗的舊觀念，所謂夫一體，就不能有各自的獨立和隱秘。

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戀愛關係後，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鄧穎超對我們講過，直到結婚時，經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對方已經加入共產黨。但他們誰也沒有責怪對方隱瞞了自己。

周恩來去南昌領導“八一起義”與鄧穎超握手言別，分明是生離死別，周恩來卻什麼也沒說，直到離開武漢的那一刻，才籠統說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幹什麼？呆多久？何再相見？怎麼聯繫？周恩來沒說，鄧穎超也不問。直到12天后，國民黨的報紙登出了“南昌起義”的消息，鄧穎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幹了驚天動地的造反的大事業。

這種“互不打聽”的關係一直保持到生命終結。周恩來在彌留之際，有一次醒來，與鄧穎超手握手地互相望著，充滿了無限依戀不捨的神情。他們彼此是最瞭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來的嘴輕輕動，鄧穎超俯下身去，望著周恩來，等候他講什麼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來從喉嚨裡輕咳出一聲，終於吐出鬱積心底很久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輕輕點頭，目光裡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溫柔與平靜，回答一句:“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他們彼此握緊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講清了。那情那景，令我們陪護在身邊的同志深受動，並且對夫婦之道的認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新層次。

當時，陪護總理的主要是我和衛士高振普，後來又增加了喬金旺。我們曾由總理和大姐的這兩句對話，憶及許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