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斯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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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胡錫濤先生用回憶錄讓我得知，在我陷於災難深淵底層的時候，曾有一雙無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拋投過援救的纜繩。

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這正像，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傷害，是被傷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雜，時間匆匆，重者隱之，輕者顯之，真言如風，偽言如盤，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讀到胡錫濤先生的回憶錄後我立即通過學院的現任領導葛朗先生，快速尋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師。

我為徐企平老師準備了一桌飯菜，人少菜多，他很驚訝。我舉起酒杯說:“徐老師，這是歸還三十多年前的飯票，我實在欠得太多了。”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師哈哈大笑，說:“飯票？忘了！”是的，那些飯票，他當時借給我不久，就可能已經忘記了。

對我來說，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飢餓，二十歲的飢餓。

前幾年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聽了謠言撰寫誹謗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餓死的那個階段說成飛黃騰達。我本想找來所有借給我飯票的一大堆證人，與他面對面地召開一個有趣的記者招待會，但等見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計劃。回來後很多朋友責問我為什麼如此寬容他，我說，見到他就心軟了——不飢餓的二十歲，油亮亮的二十歲，有權利胡說八道的二十歲，讓我心軟。

更何況，他也姓餘。

臨近下鄉，我就不去文匯報社了。自己家裡本多傷心事，又與同班同學一起張羅了一個追悼會，追悼那位得毒症而死、讓胡錫濤先生淚的周啟平同學。

周啟平同學原先在宿舍裡與我腳對腳睡。他是一個孤兒，由一位不識字的養母養大，生活艱難，卻愛書如命。他節衣縮食地摳出每一分錢來買書，只要聽到哪個書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書，不管多遠，他都會在課餘時間趕去買來。平逛街，也只為買書。每買來一本，至少成為全班男同學的盛事，爭相翻閱，有時女同學也會到男生宿舍裡來看看他的書架。那年月好書出得不多，他又受制於經費，一共也就買得半箱子的書罷了。

“文革”開始，書店蕭條，他也就無書可買，無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怒罵世間惡人，清醒時只想書籍和同學，還曾多次託人帶信要我去看他。到他臨終，他的養母已悲痛絕，全由我們同學辦後事。

這個追悼會開得震天撼地，幾乎每個同學都把嗓子哭啞了。原因是“文革”一來，很多同學像周啟平同學一樣突然成了孤兒，父親找不到了，母親也找不到了，現在又要離開書本、學校，投身荒野。哭周啟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龍華殯儀館裡的情景，我們班的同學直到幾十年後回想起來，還兩眼發怔。

我為這個追悼會寫了一副輓聯，高掛在靈堂中間:父親何去？孃親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遺書付狂風。

記得我趴在地上用大筆寫這副輓聯的時候，身後已是同學們的一片嗚咽。

我的父親在何處，我倒是知道的。

下鄉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單位造反派說，這個人沒救了，居然在關押期間盜竊上級的機密文件！

在隔離室見到爸爸後，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遺忘在廁所裡的王少庸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王少庸是當時上海市的一個領導，被造反派“結合”進來的一個老幹部。

我輕聲對他說:“爸爸，只要事情還捏在他們手裡，你的問題天天會增加，上一趟廁所也會升一個臺階，由它去。現在的關鍵是要把全家養活，我聽說我們在農場勞動每月會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貼，這就夠了，我第一個月就會寄錢來把祖母送回老家。”說到這裡我說不下去了，爸爸也一聲不響，低頭看著地面。有了一點津貼，可以支付祖母回鄉的路費，但這是小事；此間真正的大事在於:怎麼能讓七十六歲的祖母一個人回鄉！我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決定，是一個足以使我們全家在鄉親間永世抬不起頭來的決定，但是這個決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樣堅定，全無說服的餘地。

我在與祖母細細談了幾次之後，才知道她執意回鄉的理由。

她並不瞭解時事政治，但已親眼看到，在她最後兩個兒子一個屈死、一個被關之後，孫輩的前途都是遠離上海。我要去外地軍墾農場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場了，兩個小弟弟也已不斷地到農村去“學農”據當時趨勢，以後必然也是上山下鄉的命。既然全都發配到各地農村去了，為什麼不一起回家鄉呢？

她相信，只需經過幾年努力，每個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彎地調回老家，重組一個“出而作，落而息”的農民家庭，省得每個人分頭在遙遠的異地呼喊不應。

她還判斷，我爸爸被批鬥得那麼厲害，即使以後放出來也不會給他一個象樣的工作了，那還不如回到家鄉與兒子們一起務農。

當這個藍圖在她腦海裡慢慢形成，她就為家鄉的老屋擔懮起來。長年沒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裡一貧如洗，拿不出修理經費。惟一的辦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後動用親族之情和輩分之威，請村裡的後代熱心人一點點地補磚、添瓦、換梁、漏，最後成為一個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個大家庭居住的處所。

祖母的這個計劃，就我家內部而言，實在稱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當初闖蕩上海而終於散落遠荒的餘家子弟，全部召喚回來。然而當時要完成這個計劃，沒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來有可能幫她一把的我媽媽，現在也為我的兩個小弟弟的生計，到處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這個宏大計劃，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歲老太太的這次回鄉，氣勢非凡，似有旌旗馬蹄相伴。

這也許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後一個災難時刻吧？祖母要在半個多世紀前自己初嫁餘家的房舍裡，調動起她最後一點影響力，為餘家尋找一條退路、築造一個歸巢。

她要用農耕倫理的大熱鬧，來彌補傷心都市的大荒唐。

當時的爸爸，思維能力一定遠在祖母之下。這不能怪他，一則是，他被關暈了，已經無法作出整體思考；二則是，即使不關，他在這方面也歷來趕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歷來最怕冷的爸爸裹著那件我們送去的破棉襖，蜷縮在關押室裡。破棉襖裡邊是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他本來是準備穿著這套制服自殺的。現在這個念頭已經打消，制服還是穿著，我與他告別時還特地伸手進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這裡默默地盤算子，不能為任何一個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後是我出發。等我寄回第一筆津貼，媽媽立即去買火車票，送祖母回鄉。前後三次骨分離，都下大雪。

媽媽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車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買另一張火車票的錢。但是，七十六歲的老祖母為了餘家前程在大雪天獨自出行的壯舉，肯定把上蒼也動了，媽媽在火車站見到了我中學的同學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車。曹文清是去杭州，卻在杭州車站為我的祖母辦完了轉車手續，並一直攙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餘姚車站要下車時，祖母又遇到了剛從上海下放到鄉下勞動的遠房親戚朱雲楚。為這事，祖母后來一直誇耀:“出門一路，好人一路！”終於到了。吳石嶺的半山以上都是積雪，上林湖的邊沿結了薄冰，高地地村子裡那間老屋，也正被大雪覆蓋。打開冰冷的鎖，屋內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從梁間漏裂處紛紛飄入。

全村還不知道老太太回來，但鄰居幾個後生眼尖，先跟了進來。他們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志凡，拿笤帚來！”

“桂新，灶間生火！”三天以後，她一拐一拐，由兩個本家的孩子扶著，到吳石嶺去上墳。腳下都是殘雪，滑滑的；口棉襖裡揣著一束香，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