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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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場回到上海，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麼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裡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麼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麼擱著，什麼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應該擱到哪裡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佈:挖防空。

挖防空，光這麼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系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象。

沒有那麼多工兵，沒有那麼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麼辦？

用歷來習慣的群眾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製。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著香菸在上面“觀察”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鉅鹿路、常路口，稍稍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麼地段。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裡，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鉅鹿路。鉅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只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錦華里，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智就住在那裡。穿過一條富民路，鉅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佔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其中一棟的門廊牆堆著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隨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裡去了。只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箇中年人的頭。頭髮紛亂，穿著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面，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內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麼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的走向。於是我們三人就回復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只會偷懶，還不快乾！”我轉身一看，只見一個穿著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麼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麼著？”他睜大眼睛盯著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麼囂張。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工宣隊裡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只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佈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裡躥了過來。一把將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麼？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隨著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慾望也越來越迫切。

他們發現，光說政治，不說文化，還是管不住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裡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裡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裡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只是她們一見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面，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板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於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板戲”中演了個反面角。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戲班子裡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河北人，沒什麼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麼開口了，只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著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板戲的音樂總監于會泳，而於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只有瞭解了“革命樣板戲”在當時的地位，才會理解。

“革命樣板戲”並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臺上看到的那幾臺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臺戲，幾臺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只剩下了這麼幾臺戲，這幾臺戲又被抬到了政治鬥爭的第一線，抬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於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板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