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住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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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爸爸的一迭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僅僅為了我，爸爸讓我暫時跟著媽媽借住在家鄉，家鄉畢竟無法完整地培養一個孩子，他又花出極大的力，讓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藉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就在手提包裡，有時去公園閒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几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迭迭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我心裡在自責:真不象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到爸爸這個問題裡包含著什麼，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情中語，倒是真話。”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裡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這就很難推託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我說:“是的，全部。”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沈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