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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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8年拉丁文，6年希臘文。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趨緊張。我天天捱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下去。

我仍然繼續唸書和教書。除了捱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徵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試考‬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晚上服的藥量，與俱增，能安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飢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柺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迴盪，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迴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絕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彷彿當頭捱了一，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6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10年了，我在內心深處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悽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留學德國已十霜，歸心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10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11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烈進行，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35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汙成，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彷彿得到了安全。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1949年，北平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38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汙泥濁水，盪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瞭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40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10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直了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揹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汙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鉅的，是迫切的…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