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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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面來了一群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捱了一，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1929年，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試考‬，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

“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活剝抄了一些從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60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情，表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7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的、三的、不入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試考‬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試考‬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

“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更不在話下。

“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長的，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40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6塊大洋，頓頓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50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4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免費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免費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命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3個年級，12個班，4個國文教員，每人教3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3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3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3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3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160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

“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

“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7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120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800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