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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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食堂門口吃完飯，我一隻胳膊夾著飯盒，另一個肩膀扛著鋪蓋，回到我原來往的集體宿舍。呼地把鋪蓋摔在板上。

“咦！那兩個人呢？”看著空出了兩個板，我問盤腿坐在上的周瑞成。

周瑞成有著一張尖尖的嘴，但面目還是很清秀的。他從他正拉著的二胡上抬起頭來:“都結婚了，光漢就剩下你一個了。”他出一副討好的、又是降貴纖尊的笑容。這種笑只有嘴尖的人能做出來。我回敬了他一句:“總比你強吧:我是沒有老婆，你卻是有老婆回不去！”他不作聲了，低下頭仍拉他的《瀏陽河》。他拉二胡拉得相當好，琴聲幽幽地帶著很深的情，但是他只拉《瀏陽河》，從不拉別的曲子。

他是監獄裡的“剩餘物資”原來是農建師的供應科科長。那年，為了填滿監獄，從農建師師部和下面的各團場湊集來許多牛鬼蛇神。我們曾在一起關押過。後來，監獄撤銷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回了自己的單位，有的還官復原職，唯有他沒有被釋放，以不明不白的身分和我們幾個光農工住在這個連隊的單身宿舍，已經有好幾年了。

琴聲在四面土牆中迴旋盪漾。我鋪好仰面躺下，看著周瑞成尖尖的嘴和尖尖的鬍鬚。天漸漸地暗了，蒼老的周瑞成越縮越小，最後成了一個黑影。只有瀏陽河水涓涓的清，極力想從窗戶、從門縫洩出這間四壁蕭條的小屋，潺潺地淌到外面去。房子是寂寞的，空氣是寂寞的，連音樂也到寂寞。我忽然領悟到他的琴聲。《瀏陽河》只是配上了詞才成為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曲，而那譜子，純粹是湖南的民歌調。那不太寬的音域和跳動較不的音程，平穩地表現出了憂鬱和哀思的抒情。

我從上坐起來，帶著歉意問他:“是想家了不是？”在昏暗中，只見他兩隻眼睛呆呆地盯著前面那張我不能看見的樂譜或是別的什麼人、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兒，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長長地嘆息一聲，但卻這樣回答:“哪裡是想家喲，是幹活幹乏了！”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點自己的情，象走私犯一樣，用光明正大的運載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貨，託運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肺腑之言，我們倒能談談天。他是國民黨哪個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舊學底子很厚的。但他從來不說心裡話，平時也不說笑。有一次，我把我們的集體宿舍稱作“光委員會”他聽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靜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對我說:“哎呀！老章，你怎麼能說什麼‘委員會’呢？領導上最注意有什麼組織了，給人聽見是不得了的呀！”而他並不象患有被的神病，他經常臉朝著牆用一筆端正娟秀的漂亮字體寫申訴書。

“怎麼樣？還沒有答覆？”寂寞的音樂使我同情起他來，我又問。

“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還以為你早就回家了哩。結果你寫了那麼多，還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認真地說“是上面沒有見到。準是讓什麼人在中間卡了。要知道，我是立過功的呀。”

“你立過功？”我好奇地問“立過什麼功？難道你起義以後還在解放軍裡打過仗？”

“唉！你不知道。”他頹然躺下了，彷彿在追憶往事。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那時候我們在師部集中學習，我們原來起義部隊裡好些人的歷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我一聽就明白了:被他“提供”過“歷史材料”的原國民黨起義人員，這時不知道是誰平了反，又在農墾系統中恢復了職務，於是“在中間卡了”他的申訴書。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卻當局者。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寫，多多地寫。總有一天上面能見到的。你總有一天會回家的。”我安他說。

“哼哼！你等著吧！”我趕快從上爬起來，走到外面。我碰見過很多愛告密的人“營業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這兒又是一個！但他現在好象已經放棄了告密，專門拼命地寫申訴了。先是誣陷別人，後是為自己辯護，這也是人的一種命運！

暗夜中瀰漫著一股臭烘烘的糞池味。

是不是天氣要變？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棗花的清香。

畢竟深了！

她們的房間裡點著一個超過規定的大燈泡。我一進門就眯縫起眼睛。

“荷，你們在幹什麼？在下棋？”她抬起頭，哧哧地笑著。

“誰在下棋？這不，馬老婆子叫我替她寫申訴書哩。”她們倆面對面地低著頭俯在一隻舊木箱上。木箱上攤著一張白紙。這時，我才看清楚她手裡捏著一支筆。

馬老婆子說:“老章，你回來了，我看還是請你寫。你文化深。”

“對不起，我從來不替人寫申訴。”我說“要是你申請登記結婚，我就替你寫。保證上面批准。”馬老婆子罵道:“死鬼！我結婚？我跟誰結婚？怕發昏去吧！”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還不知道哩，你們兩個正好是一對，他也在寫申訴書。”馬老婆子也笑起來:“你呀，從來就沒個正經。我的小兄弟，你這輩子就是這張嘴害了你！”

“你才說錯了！”我隨隨便便地在馬老婆子的上坐下來。這張正在她的對面。

“我這人從來就是正正經經的。只是現在人把正經話當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當成正經。再說，我前後五次的罪狀上都不是我說了什麼，而是我寫了什麼什麼。你看，我這樣的人你還請我來替你寫申訴書？只怕越寫越糟，再把你關進去！”馬老婆子八歲就給山東的一家小地主當童養媳，當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歲，戰亂中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貧農團長看上了她，但這個十六歲的小媳婦卻糊糊塗塗地拒絕了幸福。這位團長惱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躍進”才找到機會，給她戴了頂“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淚逃到偏遠省份的這個農場當農工。而緊跟在她後面的那張“通緝令”終於在六三年“社教”運動時找到了她，於是農場把她當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雖然她早就刑滿釋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寫申訴書，是要求摘掉她頭上的這頂不合適的帽子。可是她曾親口告訴過我，那位貧農團長現在已經當了她老家的公社書記。地主的甄別是必須通過當地政府的，這不等於把申訴書往字紙簍裡送麼？

人活著必須有希望，我不忍心滅絕她的希望，只好跟她開玩笑。

“老章，你也申訴申訴吧。看你，都快四十歲了。你要是平反了，還能到學校教書去哩。”馬老婆子望著我，誠懇地說。

人都以為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希望別人也來嘗一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