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吃鴨蛋的最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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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沒有用爭辯來說服我，她使用的是更為有效的方式，一種古老的中國水磨接近法和美國誘餌鉤甩法的結合。

“利比—阿，”她說“我們哪個月去中國，看看我的村子？”

“我不去，你忘啦？”

“哦，對，對。好吧，你認為我該哪個月去？九月，可能仍然太熱；十月，旅遊者太多了；十一月，不太熱，不太冷，可能是最佳時間。”

“隨便你。”到了第二天，鄺說:“利比—阿，喬治不能去，還沒有積下足夠多的假期。你認為弗傑和媽能與我一起去嗎？”

“當然了，為什麼不行呢？問問她們吧。”一個星期以後，鄺說:“哎呀！利比—阿！我早已買好了三張票現在弗傑得到了一個新工作；媽找到了新男友。她們兩人都說，對不起，不能夠去了。而旅遊代理人，她也說對不起，不能夠退票。”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哎呀，利比—阿，我該怎麼辦呢？”我思考了一下。我可以假裝被騙進了她的套路，但是我無法使自己這樣去做。

“我看看是不是能夠找到什麼人與你一起去。”相反我這樣說。

到了晚上，西蒙給我打來電話“我在考慮到中國去旅行的事我不想讓我們的分手成為你失去這機會的理由。帶另一個作者——契斯尼克或者凱利——去吧，他們都是寫旅行遊記的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話，我會為你給他們打電話的。”我簡直被驚呆了。他繼續說服我與鄺一起去，讓我用她的返回故鄉作為故事的個人角度。我在腦袋裡翻來覆去地琢磨著他所說的話的所有意思。也許其中有著一個我們變成朋友——那種當我們最初相逢時結成的夥伴關係——的機會。當我們繼續通著電話時，我回想起了最初是什麼使我們相互引的——我們談得越多，我們的念頭就越合乎邏輯或越胡鬧或越具有情。正是在那時，我到了對於我們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所失去的東西——對我們能夠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動和驚異——的悲傷。

“西蒙，”我在我們兩個小時的電話談的結尾說“我真的很這…我覺得以後能成為朋友是很令人愉快的。”

“我從未停止過做你的朋友。”他說。

就在那一刻，我放棄了所有的剋制“哦，那麼，為什麼你也不一起去中國呢？”在飛機上，我開始尋找預兆。那是因為在機場檢票時，鄺說:“你，我，西蒙——去中國啦！這樣我們的命運最終還是融合到一起了。”我覺得，命運就像《阿米莉亞·埃爾哈特的神秘命運》裡寫的那樣，命運就像那拉丁語詞“命中註定”所包含的意思。它對於鄺為了打折票所選擇的中國航空公司是無所裨益的:中國航空公司在過去的六個月裡遭受了三次飛機墜落事故，其中的兩架是在桂林——我們的飛機在經過在香港的四個小時中途停留以後，現在正朝那兒飛去——著陸時出事的。當我們登機時，我對於中航的信心又來了一次俯衝。候我們的中國乘務人員戴著寬頂無簷圓帽，穿著蘇格蘭呢褶疊短裙——一種莫名其妙的時髦選擇，這使得我對於我們的監護人應付劫機、失去引擎零件以及突發海洋降落的能力產生了懷疑。

當鄺、西蒙和我掙扎著走過狹窄的通道時，我注意到機艙裡沒有一個白人，除非把西蒙和我計算在內。這是不是又意味著什麼呢？

就像許多機上的中國人一樣，鄺每一隻手都緊抓著一隻裝滿禮品的手提包。這是對早已作為隨機托運行李、滿裝禮物的手提箱的補充。我想象著明天的電視新聞:“一次悲慘的墜機奪去了四百個中國人的生命，這些中國人夢想著能夠作為成功者衣錦還鄉。在墜機後，跑道上狼藉的碎片中還散落著一隻氣壓熱水瓶、塑料節食裝置、盒裝威斯康辛西洋參等。”在看到了分配給我們的座位以後，我發出了呻聲:中間排，中間座位，兩邊都有人。一個坐在通道另一頭的老婦人陰鬱地凝視著我們，然後咳嗽起來。她大聲地向著一個沒有指明的神靈祈禱，祈求沒有人坐她身邊的三個位置，並且印證說她有著非常糟糕的疾病，需要躺下來睡著。她的咳嗽變得更厲害了。但對她來說不幸的是，那神靈想必是出去吃飯了:因為我們坐了下來。

當飲料車終於抵達時，我要了錦酒補劑以放鬆一下。但是機上的女乘務員不懂我的意思。

“錦酒補劑，”我重複說，接著用中文說:“如果有的話，請加一片檸檬。”她請教她的同志，後者同樣惑不解地聳聳肩膀。

“你們有蘇格蘭威士忌沒有？”我試圖用中文說除蘇格蘭威士忌以外的詞。

她們鬨笑起來:這樣的玩笑。

你們肯定該有蘇格蘭威士忌，我想大聲叫喊，看看你們穿的什麼荒唐可笑的服裝！

但是“蘇格蘭威士忌”不是個我學過要說的中國詞兒，而鄺也不準備來幫助我。事實上，她看上去對於我的挫敗和女乘務員的疑惑還頗為開心。我只得要了特種可樂。

與此同時，西蒙坐在我的另一邊，在他的膝蓋上玩著飛行模擬器。

“嚯嚯嚯！臭狗屎。”這是緊隨著墜落和燃燒的聲音而發出的。他轉身向我說:“畢曉普上尉說飲料在家裡。”整個旅行過程中，鄺都由於高興而喝醉了似的。她一再地擠著我的胳膊並且咯咯地笑。在三十多年裡，這是第一次她將站在中國的土地上，回到長鳴那個她一直生活到十八歲的村子裡。她將見到她的嬸嬸，她叫大媽的那個女人——她撫養大了她，而且，按照鄺的說法，可怕地辱罵了她，並且極重地掐她的臉頰以至在她的臉上留下了一塊滿月形的疤痕。

她也將與她的老同學團聚，她期望著能夠用她的英語，她的駕駛執照，她那爬在沙發——這花卉圖案的沙發是她最近在一家貨棧買的:“由於有小而便宜一半，或許甚至都沒人會看到那些小呢”——上的寵物貓的快照，給她的朋友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談起去掃她母親的墓，談起她將怎樣確保掃好墓。她將帶我去一條她曾經埋藏過一個裝滿珍寶的盒子的小峽谷。因為我是她最親愛的妹妹，她還想給我看看她童年時的藏身之地:一個石灰岩，裡面有一處魔泉。

這次旅行對於我也展示了許多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到中國去；自從我還是個孩子以來鄺是第一次在兩個星期裡始終是我的伴侶；西蒙和我是第一次睡在不同的房間裡卻一起旅行。

現在，咯吱咯吱地擠坐在西蒙和鄺的中間，我才意識到我去中國這瘋發得是多麼的厲害——要承受在飛機和機場裡呆差不多二十四小時的那種體上的折磨，以及與兩個是我最大的頭疼和恐懼之源的人一起去中國那種情上的浩劫。然而為了我心靈的緣故，我又必須去中國。當然了，我有著很實在的去的理由——寫雜誌的文章、找到我父親的名字。但是我的主要動力卻是害怕後悔。我擔心如果我沒有去，將來的某一天，我會因回溯往事而到疑惑:如果我去了結果會是怎樣呢？

也許鄺是對的:命運是我去的理由。命運沒有邏輯，你絕對無法與之爭辯，正如你無法與龍捲風、與地震、與一個恐怖主義者爭辯一樣。命運是鄺的另一個名字。

我們離中國只有十個小時的路程了。我的身體早已搞不清是白天還是晚上。西蒙在打瞌睡，我則連一眨眼的時間都沒睡著過，鄺剛醒了過來。

她打著哈欠。片刻之內，她就又變得機靈而不安分了。她不安地玩著她的枕頭“利比—阿，你在想什麼？”

“哦，你知道的，工作上的事務。”在這次旅行之前，我擬了個旅行計劃和清單。其中我考慮到了飛行時差、方向、位置尋找、唯一的照明是藍熒光這樣的可能。作為提醒，我用鉛筆圈出了要拍攝照片的對象:小雜貨店和大的超級市場、水果攤和蔬菜場、各種各樣的爐子和烹飪器皿、調味品和烹飪油。我也在許多夜晚為計算和預算而煩惱不安。到長鳴的遙遠距離是個主要問題，按照鄺的說法，從桂林出發要乘車三或四個小時。旅行代理人甚至都無法在地圖上找到長鳴。他讓我們在桂林預訂旅館，兩個房間每個每晚要六十美元。那兒可能會有便宜些和近一些的住處，但是我們必須在抵達後才能去尋找。

“利比—阿，”鄺說“在長鳴，事物可能並不怎麼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