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軟弱與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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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跟你講過我結婚開頭那些子，這樣你就能夠明白為什麼我既軟弱又堅強了。或許，在你們美國人心目中，一個人是不可能同時具有這兩種矛盾的東西的。但從我自己的生活來看，我不得不具備這兩者，只有這樣我才能活下去。

情況是這樣的:在戰爭後期，我過著一種沒有希望的生活。但雖然沒有希望，我卻不再絕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順從。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總是徘徊著——沒有希望，也沒有絕望；沒有反抗，但也沒有順從。所以，你瞧，就是這樣，既軟弱又堅強。

我不要你欣賞我。這不是與自然合為一體，沒這回事。我說這話的意思是隻不過要你明白，我就像一隻關在籠中的母雞，無知無黨，不再夢想自由，但也從來不擔心什麼時候脖子被砍斷。

但是，當然，哪怕是最笨的雞也會趁籠子破的時候飛出去。現在我就要告訴你，這事最後是怎麼發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還記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麼，杜阿姨說了些什麼，胡蘭穿了件什麼樣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打那以後，一切都變了，可為什麼我對那個時刻的瑣事還記得這麼清楚。總之，我們擠在小方桌邊——胡蘭和家國、文福和杜阿姨，還有淡若，坐在我身邊的一隻小凳子上。我們在吃早飯，很平常的一頓早飯，——用小米煮的稀飯，一種像小蝸牛那樣的醬菜，冷萵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還有像小孩牙齒般大小的炒紅豆。我們的早飯很平常，我們對飯菜的好壞也不費口舌加以評論，只有在菜豐盛的時候，我們才會評論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當然，現在我一想起這些飯菜，就要讚美這些美味——所有這些味道你在美國都是嘗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說，萵苣，像蘿蔔那麼，又脆又甜，很好吃。還有臭豆腐，每天早上總有一個人推車從我們家門口經過，口中喊著，"臭豆腐！臭豆腐！"我們就是從他那兒買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會發現裡面像酪那樣軟乎乎的，一股好聞的粘乎乎的味道直衝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說的，當時這些東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裡買的麥片一樣。不管怎麼說，因為是在夏天——你們這兒是八月——我們吃東西沒什麼胃口。

我還記得那天早飯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蘭吃了一顆紅豆，吃得很慢，就像這樣。她從盤子裡搛起一顆，然後在空中抖動一下，好像是一顆蒼蠅卵，搖搖晃晃送進嘴裡。當時她已經發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紅衣服，把她的部都繃緊了。

"我當姑娘那會兒，"她說，"村子裡只有我一個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會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丟入嘴裡。

當然，我明白她說的意思，這是一種古老的風俗，當著未來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麼文雅，多麼有教養。你得用最不像樣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點垃圾。"在你的村子裡，"我取笑她，"難道女人沒事好做，光會數吃進嘴巴里的豆子有幾顆？"

"你不信？"她說著，又嫌起一顆，嚥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說，"只是沒時間來數你到底吃了幾顆。說不定才五十顆——"

"我告訴你，是一百顆！"她又吃了一顆，然後一顆接一顆，好像要證明自己沒說謊。

杜阿姨責備我們兩個。"你們倆爭這個有什麼意思呢？或許有兩百顆。不管怎麼說，幹嗎要用筷子搛豆子來試驗一個姑娘的身份呢？"就在這當兒，我們聽到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們還沒來得及放下筷子，敲門聲又響起來了。這次敲得更響，更急。一個男人衝進了我們的屋子，是三班的一個飛行員。他大笑著，喊道，"結束了！結束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無法想象——因為我們多次聽說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夠聽到這消息——所以當他說中國勝利了，永遠把本帝國主義趕出去了的時候，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個人都高興得哭了——胡蘭、杜阿姨、廚師，甚至我們的丈夫。你真該看看那些快樂的眼淚，聽聽那些快樂的喊聲。我們無法坐下去，也無法站著不動。我們跺著腳，跳上跳下。胡蘭把手臂伸向空中，謝上帝，當然，就在這當兒，她的衣服撕開了，可她一點兒也沒察覺。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飛行員衝進我們的屋子，接著，又是一個，又是二個。每次有人衝進屋，我們就叫第一個飛行員重複一遍他聽來的消息——是誰告訴他的，開頭他怎麼不相信，後來又怎麼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說開了——只有我除外。我一會哭一會笑的，假裝在聽這些談話。可實際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頭有點暈，我的腳底癢癢的。因為我想起好像一箇舊夢又重現了。我心想，現在我可以選擇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給我父親寫封信。我要請叔叔，或老阿嬸，或花生幫助。總會有人幫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馬上就能離婚，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決定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離開昆明。我們連多花一天賣掉舊傢俱的時間都捨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們有多興奮！我們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則被我的婚姻束縛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們開始打點行裝，把我們的東西分門別類，什麼該丟，什麼該留，說得快，做得也快，"要這個，不要那個。"淡著已經五歲了。呵，當我說我們不能把那張他從小睡到大的小吊帶走的時候，他哭得好傷心啊！

"別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麼怕他的父親，馬上就安靜下來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這次他沒有再責備淡若。只是說，"到上海後，我給你買張更好的，不但買，還買一輛木頭做的小汽車。好了，笑吧。"於是淡若儘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憐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了昆明。這次我們沒有坐在後面的拖車裡。我們和胡蘭、家國還有其他飛行員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車。當時沒幾個飛行員離開昆明，所以汽車不擠。我和文福坐在長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蓋上。這次我們帶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剛到的那會兒，只有一隻箱子。我們甚至把擋雨用的油布也帶上了，以防萬一過夜的地方沒有合適的被褥時用得上。

汽車上了路，大家都回頭最後望了一眼我們住過的屋子。只有我沒回過頭去。我幹嗎要看那個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經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發生過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擁擠，到處是汽車、卡車和搬運東西的人們。我們開出城門，來到了郊區，沿途經過幾個小村子，然後爬上了山。我的心在烈跳動著，充滿了擔憂和急促。這種情和我曾經以為我們會被本人追上的情是一樣的。只不過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們不快些走，突然會有人說，"全搞錯了，戰爭並沒有結束，我們還得回去。"這時有個飛行員喊道，"停車！"然後跑過過道，對司機吩咐了幾句，指指路邊。真的，車子大吼了一聲，停下來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聲哭出來。三個飛行員跳了下來。我以為我們遇到搶劫了。我站起來，朝窗外望去。我一見他們的樣子，馬上就笑出來了——原來他們在拍照！

其中一個站著，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樣子，很驕傲地指著藍天——好像這兒的天跟別的地方的天有什麼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後我又抬頭看了看天。我記得當時我心中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情，就像你剛從一場亂七八糟的夢中醒來一般。就好像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昆明似的。因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雲。天是那麼亮，那麼藍，就像藍寶石似的，直你的眼睛。雲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狀就像專門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墊。然後我看到了一隻鳥，一隻大鳥，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閃閃發光。我看到了森林覆蓋的青山，樹木的手臂揮舞著，拂動著大地。大地上鮮花盛開，各種各樣的野花爭相鬥豔。在這後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靜的彎曲的街道，白的牆壁，從遠處望去更加明亮整潔。

我第一次看到了這一切，我並不快樂，反而覺得痛苦，因為我意識到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美景，現在已經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戰爭造成的破壞。幾乎每一個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壘起來的平房，要麼是中間塌掉了，要麼是屋頂被掀掉了，要麼是一邊的牆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經算是修過了，這兒那兒的牆，用破桌子或上的草褥或破汽車門擋住了。一次我望見一個綠的山谷，高高的茅草叢中散落著幾處黑的屋子。遠遠望去就像幾個被人隨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認不出這是一個村子，直到我們差不多要走過這地方的時候，才辨認出那些黑的東西原來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燒掉了，沒有一個倖存者留下來修復它們。

但是我見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憐的飢餓的面孔，一路上那麼多面孔，年輕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樣的憔悴和痛苦。他們在瓦礫堆中扒拉著，把廢品扔進薄薄的口袋中。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汽車聲，就扔下袋子，雙手合成討飯碗的樣子，哀求著，"小姐，瞧我們可憐的樣子，行行好吧！"他們的哭泣的嗓音，隨著我們汽車的遠去而漸漸消失。一看到他們我的胃就痛。

我們這些坐在車子裡的人也有自己的擔憂。我們早就聽說許多窮人已經成了土匪，成群結隊地竄在中國的大地上，山區特別多。我們坐船過庭湖時，有人警告我們，土匪已經扣住了許多船隻，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割斷我們的脖子。國民黨說這些事是共產黨乾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訴我們，這不是真的。她的女兒寫信給她，現在有人把中國發生的一切壞事都怪到共產黨身上。所以你瞧，戰爭結束了，可鬥爭並沒有停止。

就在我們安全到達武昌的時候——我們只在那兒的一家旅館裡過了一夜——我和胡蘭都以為這輩子我們無法再相見了。她和杜阿姨還要往北走到哈爾濱去，家國也被派到那兒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車向東到南京去，然後再從那兒坐船到上海。

不錯，八年來我和胡蘭有過多次爭吵。但現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在旅館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直到眼皮撐不住為止。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在一起吃了早飯，我們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簡單的早飯，就是我已經跟你講過的，同樣的小米粥和小紅豆。吃完後，我們互相換了地址。我寫下了我父親的和崇明島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國寫給她的哈爾濱的地址依樣畫葫蘆地寫給我。然後我們回到各自的房間，從箱子裡找些互相送別的禮物。

胡蘭送我兩副鉤針，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心編織的。然後我們兩人都笑了，我們都猜中了對方的心思，一個需要織的工具，另一個需要織好的成品。家國送文福一枝自來水筆，文福送他一瓶美國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