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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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九八年一月，那個朔風野大、溼的清晨，法蘭克降落在斐濟群島的塔弗尼島上。一夜的雷電加，一大早馬拉福植物園的園主就忙著修理電廠遭受的破壞。整個食物冷凍庫皆已遭殃，於是我自願開車到馬提去接幾個新來的客人，他們從納地搭機，預定在今天早上抵達這個“國際期變更線”的小島。安吉拉和喬肯？凱斯對我的提議不盡，喬肯還說，在危機之中，你總是可以信賴英國人。

這個嚴肅的挪威人一踏進我的陸虎越野車，我便注意到他。大約四十開外的年紀，中等身材，和大多數北歐人一樣好看，但他有著褐的眼睛，頭髮顯得有點垂頭喪氣。他自稱法蘭克？安德森，我還記得自己在心裡偷笑著，或許他就是那種少見的品種，終其一生嘆著自己的生存缺乏神與永恆，而被徹骨的悲傷壓得透不過氣來。這個假設在那天晚上更顯得牢不可破，因為我知道他是個進化論生物學家。對那些有憂鬱傾向的人來說，進化生物學實在難以令人容採煥發。

我在克羅伊登家中的書桌上，有張寄自巴羅納的風景明信片，它已經皺成一團，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上面的圖案是高地未完成的大教堂沙雕——神聖的家庭，明信片背面寫道:法蘭克吾愛:我將在週二抵達奧斯陸。但我絕不孤獨。如今一切都不一樣了。你得打起神來。別打電話給我！我要在話語干擾我們之前，先覺你的身體。你還記得神奇不老藥嗎？不久你就可以嚐到一點。有時候我覺得好害怕。我們能做些什麼，好讓自己妥協於短暫的生命之中呢？

你的薇拉有一天下午，法蘭克和我坐在馬拉福的酒吧裡，各自捧著一杯啤酒，他讓我看這張印著那許多尖塔的明信片。當時我正告訴他，幾年前我失去了席拉，他靜靜坐了許久，才打開他的皮夾，取出一張摺疊起來的明信片，將它攤開在我們面前的桌上。上面印的問候語是西班牙文，不過這位挪威人為我逐字翻譯，彷彿他需要我的幫忙，才能夠抓住自己翻譯出來的意義。

“薇拉是什麼人？”我問“你太太嗎？”他點點頭。

“我們在八o年代末期，在西班牙認識。幾個月之後，我們便一起住在奧斯陸。”

“但是結果不好？”他搖搖頭，又點點頭:“十年後她搬回巴羅納。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薇拉並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我說。

“應該像卡達蘭之類的。”

“薇拉是安達路西亞的一個小鎮的名字，”他說。

“據她家人的說法，薇拉的母親在那裡懷了她。”我俯身瞧著明信片。

“所以她到巴羅納探望她的家人？”他又搖了搖頭。

“她在那裡幾個星期，是為了博士論文的口試。”

“真的啊？”

“寫的是離開非洲移民他處的人類。薇拉是個古生物學家。”

“她帶了誰去奧斯陸？”我詢問道。

他低頭凝視著手中的杯子。

“桑妮亞。”這是全部的回答。

“桑妮亞？”

“我們的女兒。桑妮亞。”

“所以你們有個女兒囉？”他指著明信片。

“我就是從這明信片上知道她懷孕了。”

“是你的孩子？”我看見他全身一陣痙攣。

“是啊，我的孩子。”我猜是在某個時候，情況變得很糟。我試著拼湊出原形，但還有幾個線索要調查。

“這個你會嚐到一點的‘神奇不老藥’又是什麼？聽起來真是誘人得要命。”他遲疑片刻，然後將所有的東西推到一邊，帶著一抹近乎羞澀的微笑。

“沒什麼，這實在太蠢了，”他說。

“那只是薇拉自己異想天開的結果。”我不相信他。我猜那是法蘭克和薇拉異想天開的結果。

我向酒保要了另一杯啤酒，法蘭克卻幾乎沒碰他的啤酒。

“繼續。”我說。

他又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