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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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龍臥虎的什剎海冰場，國際主義戰士、本玩主杜衛東。特殊年代的時髦小說《基度山恩仇記》。著名的音樂評論家鍾躍民先生論《船歌》。誰說鮮血和漫無法統一？這就叫血漫。鍾躍民，一個揹著菜刀的詩人…

什剎海冰場是當年最時髦的去處，到了這裡你就別太張揚了，因為這裡可是藏龍臥虎之地，”份兒”大的主兒有的是，你要是在冰場上看見一個不起眼的傢伙向你叫板，可千萬不要輕敵，鬧不好這傢伙在他家門口那一帶就是個赫赫有名的玩主。

鍾躍就見過一位，這位老兄每晚必到，他穿得衣衫襤褸，頭戴紹興式的破氈帽，上還紮了個破藍布圍裙。他的冰鞋也很奇特，居然是一雙東北地區常見的氈靴，一副”黑龍”牌球刀用麻繩橫七豎八地綁在氈靴上。此人的滑冰技術極好，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做出各種高難動作，引來一群群的圍觀者。有一次他和鍾躍民一夥打冰球，他單手持冰球杆帶球象泥鰍一樣滿場亂竄，在鍾躍民等七八個人的圍追堵截下如入無人之境，在此之前鍾躍民從來認為自己是高手，這回可把他打傻了，打了半天連球也沒摸著。後來他得知，此人綽號”三元子”西單一帶的玩主，他是個垃圾清掃工，每次冰場散場後他還要去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鐵鍬將垃圾鏟到卡車上，然後跟車到郊外的垃圾場卸車。此人很有些”垮了的一代”風範，以破爛的工作裝為時髦，在一片將校呢軍裝之間顯得標新立異。別看這三元子是個垃圾工，”老兵”和氓們都買他的帳，有一次冰場上來了一夥初來乍到的玩主，他們見三元子穿得象個乞丐，便想拿他尋開心，結果犯了眾怒，被百十號玩主打得抱頭鼠竄。

1968年的北京玩主要是不去冰場的話，那他就沒有資格自稱玩主。冰場除了具備玩耍和拔份兒的功能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玩主們既是江湖道中人，總要結四方好漢，你認識的人越多，”份兒”就越大。想做玩主中的成名人物，除了講義氣，結人廣，自己也要心毒手狠，不然誰服你？象《水滸》裡的宋江，光知道練嘴假仗義，自己沒半點兒拳腳功夫，這種人到1968年可吃不開了。

鍾躍民每次來冰場，頭半個小時不能去滑冰，他得先應酬，他的人太多，禮數得盡到了，和這位握握手，和那位菸，要是有他同時認識的兩夥玩主喳起架來，他得去做和事佬，給雙方說說和。他的自尊心比較強，要是有一方不給他面子，執意要打，鍾躍民就會覺得對方不太懂事，連鍾躍民的面子都不給？這不是找揍麼？他往往是勸著勸著就參加了戰鬥，幫助一方和另一方幹起來。

袁軍是個純粹的好戰分子，一見別人喳架他就動得難以自抑，至於跟誰打併不重要，若干年後的那句口號∶重在參與。袁軍早就身體力行了。

鍾躍民在冰場的入口處碰見幾個住在紅霞公寓的哥們兒，正在寒暄。鄭桐興沖沖滑過來∶”躍民，那兩個妞兒又來了。”鍾躍民連忙向那幾個哥們兒告辭∶”哎喲，對不起了，我那兒有點兒正事兒，一會兒見吧。”紅霞公寓的李延軍開玩笑道∶”你丫能有什麼正事兒呀？不就是拍婆子麼？留神點兒，別拍炸啦。”周曉白和羅芸互相攙扶著，正在小心翼翼地練習滑冰。鍾躍民一夥人從遠處以衝刺的速度飛馳而來，在姑娘們面前猛地橫過冰刀驟停，冰刀在冰面上颳起一道道白的冰霧。周曉白抬頭看見鍾躍民，微微一愣，繼而又出了頑皮的笑容。上次耍了鍾躍民一把，她有些不好意思。

鍾躍民看著周曉白搖搖頭，嘆了口氣:“不夠意思，真不夠意思。”周曉白假裝不明所以，笑著問:“怎麼啦？”

“那天連個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們的教練吧？我的學生受人欺負，我這當教練的能不管嗎？結果教練身而出，差點兒捱了一頓揍，可學生呢，卻連影兒都沒有了。太讓人寒心了，以後誰還敢做好事？”羅芸笑道:“你們不是說要給人家辦學習班嗎？又不是去打架，怎麼會捱揍呢？”袁軍解釋說:“我們和那幾個壞小子苦口婆心地講道理，幫助他們改歸正，可這幾個小子本就油鹽不進，還要揍我們，沒辦法，我們只好奮起自衛了。”周曉白十分不解:“說了解半天還是打架嘛，我真鬧不懂，你們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麼啦？簡直把打架當成一種樂趣，還特別殘忍，動手還不算，還要動刀，我想問問，你們究竟是怎麼想的？”鍾躍民搔搔頭皮想了想:“這個問題沒想過，因為大家都是這樣，你要是老老實實的，別人就會來欺負你，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選擇捱揍，比方說，你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群人，你看了他們一眼，你猜他們會怎麼說？”

“怎麼說？”

“犯他媽什麼照？找呢是不是？你聽聽，這是人話麼？”周曉白嘆了口氣:“真野蠻，現在的男孩子怎麼都象好鬥的公雞？我記得以前可不是這樣，那時候在學校裡大家都比誰功課最好，誰品學兼優，談得最多的是將來的理想。”鍾躍民心中暗笑，這傻妞兒，這都哪年的黃曆了，這年頭誰還談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的時候嗎？現在誰要是說我是乖孩子，我聽著就跟罵人差不多。”袁軍也擺出一副歷經世事的樣子:“現在講的是誰能打架，誰敢玩命，誰手黑，誰就有份兒。”鍾躍民接著說:“當然了，打架是我們的專業，我們還是敬業的，業餘時間我們可以聽聽音樂，看看書，你看過《基度山恩仇記》嗎？那本書寫得絕了，不看一輩子後悔。”周曉白點頭表示贊同:“我看過，我們家有這本書，是好看的。”鍾躍民一聽，眼睛一亮:“你們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麼？”

“你不是剛說你看過嗎？你到底看過沒有？”

“有個哥們兒借這本書給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還，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後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腦袋撞牆。”

“噢，是這樣，那我可以考慮，要是你表現好，我就借給你。”鍾躍民是真喜歡這本書，不過，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書是個最好的藉口，有借就有還，這一來二去的，什麼事都能辦了。他做出興奮狀∶”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現，請黨和人民在鬥爭中考驗我，對了，《紅娘子軍》的芭蕾舞劇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後一招”殺手鐧”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緊俏的芭蕾舞票亮出來，這妞兒就算擺平了。

果然，周曉白興奮得臉都紅了:“你有票？太好了，我從小就喜歡芭蕾舞，還去少年班學過呢。”鍾躍民得意地說:“你看，我這個教練沒白認吧？又教你滑冰，又帶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讓你趕上啦，那本書…”

“別臭美了，不就是兩張破票嗎？不帶我去我還不稀罕呢，哼，我最煩別人和我講價錢。”鄭桐不愛聽了:“什麼？破票？這票來得容易麼？我們排了整整一宿隊，凍得哥幾個跟孫子似的，後半夜我和袁軍困得實在扛不住了，在一個商店門裡剛眯一會兒，鍾躍民這孫子拎著塊磚頭就過來了，一磚頭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鍾躍民連忙打岔:“我說時間不多了，還一個小時就散場了，你們得抓緊時間練練，現在我正式授課，你們要好好學，說句不好聽的，就你們倆這水平可真夠給我丟份兒的，到時候人家一問誰是教練？有人說是鍾躍民，讓我這老臉往哪兒擱？沒辦法，就這水平我也得教，誰讓我有責任呢？”周曉白嘴一撇:“鍾躍民，你貧不貧呀？誰稀罕你這破教練？”袁軍匆匆滑過來∶”躍民，那邊有兩拔人碴起來了，是外部的杜衛東和和平里的地雷他們。”杜衛東是鍾躍民的哥們兒，他不能不管，這邊已經初戰告捷，無須留戀，抬腳就要走。

周曉白知道他們又要去打架，連忙試圖制止:“鍾躍民，你怎麼走了？還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會兒回來再教。”

“別去打架，好嗎？”

“不行，杜衛東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嗎？”

“鍾躍民，你要非去，以後就別理我。”周曉白賭氣地說，鍾躍民只當是廢話，這妞兒腦子有病，還沒怎麼著呢，就管起人來了，這會兒就是鍾躍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沒理周曉白，轉身和袁軍等人向人聲喧鬧處滑去。

在京城眾多的玩主中，杜衛東算個另類人物，首先他的來路很成問題。在幹部子弟的圈子裡，誰家老頭兒是哪個山頭的，這很重要，這關係到你是什麼來路的問題。譬如兩個以前並不認識的幹部子弟，笫一次見面要”攀道”首先的問題就是問問你爸爸當年是哪部分的，這一般都是指抗戰時期他們的父輩屬於哪個部隊，幹部子弟們把時間的座標定在抗戰爭時期是有道理的，因為抗戰時參加革命的幹部到了建國後已成氣候，到了文革前，他們的級別一般是在司局級以上。至於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參加革命的幹部，一是年齡較輕，二是級別較低，在一些高幹子女眼裡，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工作的幹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為那會兒共產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其規模已成了氣候，軍隊也達到上百萬人。幹部子弟們一開口”攀道”侃得都是抗戰或紅軍時期的家世。他們的”攀道”是有些規矩的，如果你的父親是新四軍系統的，對方先要問問是幾支隊或是幾師的，這種問法是很內行的。你要是張嘴就說我父親1938年在新四軍五師，那就是找捱罵呢，因為新四軍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變”為分水嶺。”皖南事變”之前軍部以下的建制為四個支隊，”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宣佈為”叛軍”被撤銷了番號，是共產黨自己重建的，重建後的新四軍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所以說1938年的新四軍還沒有師的建制。如果他們的父輩是八路軍系統的，則要問問是屬於哪個軍區的，幾分區的，原因是抗戰初期八路軍的主力部隊大多集中於晉察冀一帶，晉察冀軍區是八路軍於1938年4月在華北完成了戰略展開後組建的第一個軍區，下轄若干個軍分區。可別小看了這不起眼的軍分區，1955年解放軍授銜時，當年的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將軍銜，成了手握重兵”封疆大吏”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覺得幹部子弟們腦子有病，兩個不認識的人一見面，張嘴就是∶你爸是幾分區的？這不是傻b是什麼？由此看來，幹部子弟這個圈子不是誰都能進入的，就這麼幾句簡單的對話，你要是沒有點兒黨史軍史的基礎知識，馬上就會餡，大部分幹部子弟們對黨史軍史都是無師自通。

杜衛東的出身和”幾分區”也不搭界，他壓兒就不是中國人，是個純粹的本人。他的父親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編譯局請來的外國專家，常期在中國工作，杜衛東從小就生長在北京，說得一口京油子話。文革前他不叫杜衛東，叫什麼誰也想不起來了，反正是本名字。1966年紅衛兵運動崛起時，北京的大學、重點中學，都有外國留學生。這些外國學生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文革。在北大附中讀初二的杜衛東表現得比他的中國同學還要進，他把自己的本名字給改了，叫做”杜衛東”意思自然是要保衛澤東了，他很執著，不管澤東是否需要他保衛，反正他是打算保衛到底了。

文革開始後，杜衛東也和中國的紅衛兵一起造起反來。不知為什麼，他莫名奇妙地把自己也劃為”幹部子弟”愣說他爸爸享受司局級的待遇，勉強也算是”高幹”老紅衛兵的歷次活動他都參加了，成立紅衛兵糾察隊，以”聯動”的名義衝擊公安部等。

大串連開始後，他聯絡了幾個本孩子，也扛了面紅旗徒步去”長征”在延安棗園，杜衛東向接待方提出，他們是本左派，是來中國取經的，回去就準備在東京進行武裝起義，推翻本反動派的統治，在未來的戰鬥中，他們可能會犧牲，在犧牲之前他想在主席住過的窯裡睡了一夜。對於一個馬上就要犧牲的人來說，這個要求並不算過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於有這類要求的外國人太多，所以做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主席住過的窯裡睡兩個小時，杜衛東睡了兩個小時還覺得不過癮，又花了兩天時間排隊，再度體驗了一次主席住窯的崢嶸歲月。從延安出來，他們又徒步”長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肅穆地對身邊的幾個本哥們兒說:“如果主席當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國還像今天的本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然，這都是杜衛東六六、六七這兩年的表現，他是個喜歡跟的人，既然杜衛東也屬於”老兵”圈子裡的人，那”老兵”們幹什麼杜衛東當然也幹什麼，時間進入1968年，當年的老紅衛兵們在政治上早已失勢，他們心灰意冷地遠離了政治，幹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當。此時的杜衛東自然也不會閒著，他也了身將校呢穿上，他父親杜源平五郎的工作關係歸外國專家局管理，於是杜衛東也象北京大院裡的孩子一樣，對外談時總要有個歸屬問題，所以他自稱是”外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玩主。

鍾躍民有時碰見杜衛東就拿他開心∶”衛東，你丫怎麼還沒走？”杜衛東說∶”我他媽走哪兒去？”鍾躍民說∶”有你這麼辦事兒的嗎？咱們那東京武裝暴動的計劃可是兩年前就制定好了，怎麼現在還沒動靜？要都象你這樣磨磨蹭蹭，世界革命還幹不幹了？咱不是最後還要到美國打白宮麼？”杜衛東說∶”狗，那不是兩年前的作戰計劃麼？早他媽改戲啦，攻打東京那樣的大城市，咱們的力量夠嗎？這分明是左傾盲動主義，萬一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算誰的？咱還是得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著什麼急呀，我現在的工作質變了，主要是發動群眾，等待革命高的到來。”這些套話都是從當時的廣播中學來的，成了鍾躍民等人窮開心的語言。

杜衛東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種兒，打起架來心毒手狠，骨子裡有種嗜血的渴望，他和鍾躍民合夥打過幾次群架，杜衛東總是帶著刀子，出手便見血。鍾躍民從杜衛東身上體會到老爸當年和本鬼子打仗的確很不容易，這小鬼子真是強悍的，難怪當年戰爭打了八年才慘勝。

冰場的一角，兩夥青年正準備進行一場廝殺，冰場的各個角落仍然有人湧向這裡，人越聚越多。

杜衛東穿著一件黃呢子軍裝上衣，他最近喜歡剃光頭，大冬天的故意光著颳得泛青的腦袋，顯得很是與眾不同，他正和一個穿棉軍大衣的青年在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