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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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躍民、袁軍、鄭桐的玩主生涯，打架、滑冰、拍婆子、溜門撬鎖。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哥幾個哪有這好子過？一隻古瓷瓶換來一筆”鉅款”這年頭兒誰敢成桶地吃冰凌？美麗傲慢的周曉白。

大院的西北角有兩座四層的公寓樓，這裡的環境很幽雅，樓的前後都植著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條不寬的水泥路從這裡通向辦公區，這是部裡的司局級幹部住宅樓，平時來這裡的人不多。文革開始後，這些司局長們大部分都出了問題，有的進了隔離審查學習班，有的乾脆進了秦城監獄。這兩座樓幾乎成了空樓，每到夜晚時，偶而路過的人會發現，這兒只有幾家窗戶裡有燈光，其餘的窗戶都是黑沉沉的。

袁軍的家就在這裡。自從他父親袁北光、母親王詠琴被隔離審查後，行政處就給袁軍安排了一間八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門被貼上封條查封了。按照革委會主任王佔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給袁軍一間平房，是因為袁軍屬於”可以教肓好的子女”要體現黨的給出路的政策。

袁軍卻不大領情，他最煩聽這些，什麼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憑什麼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這麼個名兒，本身就是種岐視，就好比五七年的右派，據說表現好就可以摘帽子，結果摘了帽子又變成了摘帽右派還是沒什麼區別。袁軍看不出”黑幫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間有什麼不同，反正是給你腦門子上貼個標籤，省得別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四個兒子，袁軍最小，他的三個哥哥都在文革以前從”哈軍工”或”西軍電”這類的軍事工程學院畢業，被分到西北的國防工業基地工作。自從他父母被審查後，袁軍算是獲得了有生以來最大的自由，沒人管的子簡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學時他最怕老師找家長告狀，現在好了，誰愛告誰就告去，只要他找得著袁北光局長。如果單從這點考慮，袁軍還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說袁軍對這場政治運動有什麼不滿的話，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嚴重下降，每月十五元生活費，無論他怎麼計算也堅持不到月底。這一年來，他始終過著一種半飢半飽的生活。後來他終於想開了，與其算計，不如干脆無為而治，有錢了就先混個肚兒圓，沒錢了再說，反正社會主義祖國不能眼睜睜看著他餓死。

袁軍和鄭桐是一對活冤家，兩人從上小學起就在一個班，多年來兩人的關係始終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狀態，常常是一句話不合，雙方就各自抄傢伙準備單練，每次都是正要玩命時被同伴們拉開，正因為翻臉成了家常便飯，所以兩人倒從不記仇，往往是勸架的人還沒緩過勁來，這兩位已經又勾肩搭背地稱兄道弟起來。

這個月還不到二十號，袁軍又沒飯吃了。他厚著臉皮去鄭桐家蹭了兩頓飯，實在不好意思去了，因為鄭桐家的經濟狀況也沒好到哪兒去，他父親鄭天宇此時正和袁北光關在一起，母親孫逸群是個中學教員，雖然沒有被停發工資，但也在停職受審查，孫逸群的工資本來就不高，況且鄭桐還有兩個上小學的妹妹，因此子過得也很緊。

近來社會上經常發生一些入室盜竊的案件，這座大院裡也有幾家住戶被撬了門，損失了一些財產，案子一直沒破。餓急了眼的袁軍由此受到啟發，決定先拿自已家開刀。他突然有了種緊迫，自己要是不先動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賊惦記上，那不便宜了別人？更何況撬自已家應該是輕車路，也省了踩點這套程序。

當鄭桐知道袁軍的想法時，不大喜，連聲說他早就想到這兒了，只不過沒好意思說罷了。他見袁軍還有些猶豫，便一個勁兒給他打氣∶”哥們兒，你得這麼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們順了三反分子的東西，就是革命行動了，不是老教育咱們要和家庭劃清界限嗎？怎麼劃？怎麼能證明你袁軍和反動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門給撬了，這界限不劃也清了。”袁軍聽著不入耳∶”去你大爺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們家得了，你爸留過洋，誰知道他當年在美國都幹了點兒什麼，鬧不好早和中央情報局掛上勾了，正經的裡通外國，我覺得先撬你們家比較合適。”鄭桐顯得很為袁軍著想∶”我們家還用得著撬？我現在帶你去就行了，問題是我家除了書就沒什麼值錢東西，反正你見什麼值錢就儘管拿，就是千萬別撬鎖，撬壞了鎖我還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錢？”袁軍一想也是，他搔搔頭皮下了決心。

公寓的樓道里靜悄悄的，看樣子住戶們已經入睡了，袁軍家的大門上貼著被查封時的封條。

袁軍和鄭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錐在撬鎖，鄭桐邊撬鎖邊心虛地四處張望，他小聲問:“你們家鄰居是張局長吧？這老頭兒沒被關起來？”

“沒有。這老頭上面有人保，沒人敢動他。”

“要是他聽見動靜出來看怎麼辦？”鄭桐不放心地問。

袁軍沒好氣地說:“，這是我們家，我撬自己家的門他管得著麼？我他媽樂意。”

“你丫就吹吧，這麼牛你怎麼不敢白天來，非深更半夜來撬門？”鄭桐挖苦道。

袁軍嘟囔著:“廢話，革委會貼的封條，我敢白天撬鎖嗎？”門鎖發出一聲輕響，鎖被撬開了，他倆不管什麼封條，推開門溜了進去。

黑暗中袁軍輕車路地在自己家裡四處亂翻。

鄭桐提出警告∶”你當是他媽抄家呢？把翻出來的東西照原樣放好，戴上手套，別留下指紋。”袁軍不以為然地說∶”你以為你做了多大案子，公安局還會來查？人家警察吃飽撐的了？

“鄭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對瓷花瓶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細端詳。他父親鄭天宇是個瓷器，家裡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從小耳燻目染地知道一些鑑賞瓷器的知識。

他臉上突然出了喜:“這對花瓶是明代的，崇禎五年燒製，還是官窯的，你們家哪來的這東西？”袁軍想了想說:“聽我爸說，解放軍剛進城時，各部隊見了沒主兒的房子就佔，我爸他們佔的那所院子主人是個國民黨大官兒，逃到臺灣去了，這花瓶就擺在客廳裡，後來這院子分配給我們家住，這花瓶和傢俱就成了我們家的，後來搬家時，我爸只帶了這對花瓶。”鄭桐敲敲花瓶:“我看你們家沒什麼值錢貨，也就這對花瓶還值點兒錢。”袁軍喜出望外:“真的？這花瓶值錢？那咱把它送到委託行賣了。”

“這年頭賣不出價兒來，能賣個幾十塊錢就不錯了。對了，你還得把你們家戶口本順走，沒戶口本委託行不收。”袁軍沮喪地說:“媽的，我們家存摺是動不得，都讓銀行凍結了，你看除了花瓶還有什麼可賣的？”

“把那個半導體收音機帶上，再捲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鄭桐吩咐道。

“我，你丫出點兒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來，發現他大衣沒了，非他媽打死我不行，不瞞你說，我爸手黑著呢。”鄭桐耐心地開導道:“好不容易把鎖撬了，不順走點兒東西，咱們幹嗎來啦？趕明兒你爸要問起來，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準沒脾氣，再說了，你爸能不能出來還單說呢，萬一哪天老爺子沒扛住，又撂出點兒反黨罪行，鬧不好就送秦城了，你就可勁兒折騰吧，沒事。”袁軍罵道:“你爸才送秦城呢，你丫別老方我。”鄭桐又想起了什麼，他拉開了衣櫃，開始翻動衣服。

袁軍問∶”你又惦記上什麼啦？”

“你爸是不是還有一身將校呢？咱們來都來了，索就多點兒東西走。”

“嘿，你丫這不是趁火打劫麼？給我放下，我都沒敢順這身將校呢，你怎麼淨想這美事？”鄭桐理也不理，邊翻邊回嘴∶”我還缺身行頭呢，我們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個當過兵的人，找件軍裝算是費了勁兒啦，我說過，不件將校呢穿穿，哥們兒死不瞑目。”袁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說你怎麼這麼痛快就來了，鬧了半天是衝我們家軍裝來的？，引狼入室，我他媽絕對是引狼入室。”鄭桐話裡有話地威脅道∶”要不我過幾天再來？”袁軍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記上這身將校呢了，不到手不算完，你隨便吧。”兩人摸著黑收拾好細軟，溜出大門，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區的百萬莊、二里溝一帶有著大片的樓群，這些五十年代建造的住宅樓按照不同的等級劃分出若干個區域，以天干地支類推，如子區、醜區等。這些住宅區分屬於不同的國家機關和部委，如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機械工業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這片住宅區，會發現這裡隨處可見成群結夥，身穿黃軍裝和藏藍制服的青少年，他們或無所事事地站在街頭，或數十人一起騎著自行車閒逛。這是些追求時尚的青少年，當時的成年人是不會了解這種時尚的，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瞭解那些把頭髮染成五顏六的雞撣子狀，鼻子上戴著鼻環的新新人類一樣。1968年的青少年們追求的時尚還不算太出格，最時髦的服裝首推軍裝，藍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款式平庸，彩單調的服裝怎麼能領導一個時代的時裝呢？簡直毫無道理。創造這些時尚的是那些被稱為”老兵”的青年，在一個剛剛能吃飽肚子的國度裡，他們都是來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們的審美能力不可能擺脫時代的束縛，他們所能創造的時尚無非是在這些樸素的衣著上進行某種搭配，比如一身藍制服可以配上一雙白邊的懶漢鞋，再配雙雪白的線襪。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圍巾倒是頗有講究，一種彩鮮豔，用細線織成的拉圍巾成了時髦貨，不過戴這類圍巾需要一定的勇氣，因為很容易被人指責為”不正經”就象今天的城市青年崇尚名牌汽車一樣，當年的”老兵”們崇尚一種全鏈套，裝有電鍍後架的”永久”牌自行車，此車的型號為”永久十三型”俗稱”錳鋼車”當年這種自行車產量有限，市面上極難見到，商店裡若是偶爾到一批貨，要事先貼出告示，購買者們頭一天傍晚就得到商店門前排隊，和鍾躍民等人購買芭蕾舞票一樣，追求時髦的代價是忍受一夜凜冽的寒風。

如果你在1968年身穿軍裝或一身藍制服，再配上懶漢鞋白襪子，騎上錳鋼車在百萬莊一帶閒逛，那就等於在向世人宣告，我是玩主，誰不服氣就惹我試試。你放心，肯定會有不止一群玩主來找你麻煩。如果是位姑娘穿上這身行頭，再戴上一條鮮紅的拉圍巾，那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叫找拍呢。何謂拍？拍婆子是也。何謂拍婆子？就是在大街上和不大正經的女孩子搭訕，要求朋友。其實這位姑娘早該有心理準備，既然打扮成這樣，就怨不得玩主們把你視為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