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大學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活像一子似的從他嘴裡吐出”——這是我記錄在記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論。卡夫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徵。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產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神負擔，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頹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致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或者只不過有所暗示，並且僅僅存在於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裡。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著，不引人注意。他的神趨向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態”、怪僻、怪誕，而是顯示著自然的偉大，顯示著向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絕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談的人之一，儘管他很謙虛，儘管他很平靜。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眾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在與親朋好友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這還不止，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於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只有對他自己，他才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往中，由於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們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將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並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著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著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湧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線條；我們切不可等閒視之。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絕地向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他離開中學後，先是註冊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只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法學專業有著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著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向後推延，這個專業並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卡夫卡是嘆息著接受這個專業的。他從不隱瞞對法學學業的反，下面引的一段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在《致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掛上了鉤。這是一個屬於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態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裡的一切教學內容一樣。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只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麼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只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於是我選擇了法律。這意味著，我在每次‮試考‬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繃緊神經，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至少我在這裡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我並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具有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確確實實地覺到了只有藝術創造對我們才有向心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承認這一點。我們對藝術也有著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將藝術同“麵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繫起來。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由於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只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裡不存在。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那時，只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才信仰猶太復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繫著黑紅金之帶子，帶子上寫著革命的年份1948。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麼蒼白，那麼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線後了。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爭”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人”、即有宗派彩的聯繫對象，他們屬於“廳”但與“廳”之間只有鬆散的關係，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決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致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臺選舉機器所怒，這臺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家布魯諾·卡夫卡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縱），他們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蕩公子”——即沒有宗派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決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佈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於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係也是在後來才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出對這個力旺盛的人的欽佩）。——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只有其經濟問題取決於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致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麼多。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麼認為正確與否。

本部定期舉辦討論會和內部報告晚會。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臺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於我當時是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褻瀆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我對尼采的反至今依然，儘管已有所保留，內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習慣於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注意到。其實要發現他也並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徵是極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注意。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麼東西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家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於暴的措詞開始的。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家，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家辯護。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學裡我學的是古典作家，拒絕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裡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於真正的“狂飆突進”之中，歡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卡夫卡以寧靜和智慧向我戰。對梅休克他毫無興趣。於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死亡》，其中將蝴蝶喻為大本地打開著的魔法書。卡夫卡皺了皺鼻子。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譁眾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確分類的詞彙）。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裡溼的石頭的氣味。”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麼也不加補充，彷彿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卻是覺的樸實和自然，我的這位朋友將我引導向這個方面，並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神態中擺脫出來。事實便是如此。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無法回憶準確的期，信封已不在了。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裡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於去理解其他觀點的。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著我並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克和情的突然衝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克斯:主要由於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這封信，向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去參加舞會，儘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鬆輕鬆，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麼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麼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於你不利的。因為它既依賴於你，又獨立於你。在它依賴於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的山區般圍繞著你，準備好了現成的回聲，使聽眾驚愕不已。當聽眾以目光靜靜地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於是對兩者的享受能力都將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別機智捷的話。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將給你帶來更大的損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於不合適的所在，你將在聽眾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定不移的朋友們而依舊享有那美好的時刻，只怕也無濟於事了。友好的群眾只有在革命時期才能發揮作用，因為在那種時候大家一起行動。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燈光下發生桌旁小暴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風光”佈景，並以它為背景，可你的朋友們卻認為，在此時刻還是“狼壑”更合適些，於是他們將“狼壑”作為側翼佈景置於你的身旁。自然兩種佈景都是你畫的，每個觀眾都看得出來。但是在早晨風光中的草地上遮掩著多麼令人驚惶不安的陰影，原野上飛翔著討厭的鳥。我認為，事實便是如此。你很少這麼說，但偶爾也有這樣的時候（對此我們有點不太理解人在福樓拜那裡充滿了對事實的想象力，而沒有情緒易燃物，你知道嗎？我怎麼會利用這句話來醜化你呢，有機會時我便這麼用過這個思想，你說“維持多美啊，”我說:“不過假如我們實事求是地說.裡面有許多情緒易燃物。”這是一條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評語。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說這話時絕無惡意，只是想給聽眾複述你對同一事物的同樣的觀點。因為對朋友的言語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誼的象徵。可是聽眾卻已變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我覺得與其你不能原諒我未曾同你共度那個夜晚，還不如不能原諒我這封信來得好些。——致衷心的問候——你的弗蘭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讀了一遍，發現表達得不清楚。我想寫的是:在疲憊的時候可以鬆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幫助下，自己一步不還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這對於你來說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這個機會能使你在一個應酬場合得到表現——我考慮的便是與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場合——而非如我之所。——這回夠了。

絕對誠實是他的品質中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他那益求到令人難以想象程度的認真。conscienta。rpu－losa。這表現在一切道德問題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陰影，他也絕不會視而不見。這會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猶太聖典中所載的辯論，這種思維方法簡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實際上他是在很久以後才開始讀聖典的。他的許多作品有著這個特徵，比如“匆匆路過者”（短篇小說集第39頁），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跑，但卻並非追蹤，討論了導致這一現象的種種可能；再比如《訴訟》中描述對“在法的門前”這個故事作出種種解釋的偉大場面。有時弗蘭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顧忌，擔心會做錯什麼事；另一方面，他欽佩一切決斷，尤其對他人結婚的決斷欽佩得於誇張。然而就他個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騎馬、游泳、划船都很出。所以說他的認真神並非產生於諸如膽小這樣的原因，而來源於一種強化了的責任。我還記得一個晚上同他一起出門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剛剛對土耳其宣戰之後。我們在劇院裡，弗蘭茨反常地煩躁不安。休息時他突然說:“現在意大利的裝甲戰艦停靠在沒有防衛的海岸旁了。”這時他臉上浮現著悲哀的笑容——今人類的現狀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無可救藥的。可是在這深深的悲觀主義之外，絕不可忽略他對一切健康的、成長的事物之喜悅心情，不可忽略他對一切改革的興趣，比如自然療法、現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裡體系。對於那些愛“夜的一面”和頹廢的作者們他從未產生過絲毫興趣。強大的力量引著他對生活作出簡單的、積極的安排。他最喜愛的書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貝爾的《小寶盒》。他的內心奇異的混合著絕望和建設意志，二者在他心中並不互相牴觸，而且上升為複雜到了極點的綜合物。

藝術上與他的認真細緻神相對應的是他的描寫的詳盡。這一點在他每一個作品中都可讀到。他愛細節。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部充滿細節的、篇幅宏大的、描寫的長篇小說，題為《千萬種享受》，有時弗蘭茨和我將它命名為《幸福的人們》。每當我給他朗讀剛寫好的一章，弗蘭茨總是欣喜萬分，催我繼續寫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這本書，但僅在一家雜誌上發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書籍中》——描寫的是大學圖書館），因為我覺得這整本書十分怪異可怕（卡夫卡強烈地反對）。卡夫卡對徹底的偏愛、他那鋪得很開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經常遲到——但不是由於時間觀念差，而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覺得需要仔細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僅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願委屈任何人一樣，他也不願委屈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動。所以人們在他身邊會強烈地覺到:世上本沒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關於聖人和宗教創始人，傳著關於與此相似的作用力的傳說——與卡夫卡的接觸使我相信，這類傳說是基於真實的受之上的。

神聖的範疇（而不是諸如文學這樣的範疇）是唯一可據以正確地觀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的範疇。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是一個完美的聖人——這種說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錯誤，甚至褻瀆神靈的。在這個問題上甚至要求觀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為這是在人類最邊緣處的懸崖邊走路，可是即使懷著這種謹慎之心，依然可以從許多跡象中推論，弗蘭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這最後目的地的道路上。他從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總是面對人類存在的最後目的；通過這一點，才能解釋他那尖銳得令人震驚的自我批評，才能解釋他那給人以超自然覺（卻又是那麼自然）的謙虛退讓，這同時也是他不太願意發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歸入神聖範疇的一個特點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個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毀的”他的許多箴言都提到過這點。要不斷地認識這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太弱小了。然而這個世界存在著。真理隨處可見。它穿過所謂“現實”的人們注視著一切。這就是為什麼卡夫卡對每一個細節對現實的每一個細小皺褶都深興趣的原因之所在。在記中可以讀到數頁之長的記載，關於尋常人的長相、面容和其他特徵，關於火車上對面坐著的旅人、路過身邊的行人。同這種興趣密切相連的是一種貫穿始終的譏諷。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場面（《在刑營》、《鞭撻者》）也處於審視的興趣和溫和的嘲諷這幽默雙重光的叉照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創作（和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成分，它透過現實的網眼指向更高的實質。他從未以公式化的或俗做作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實質，但是他對這個實質的信仰體現在他的一切舉動中，使他內心深處得以安寧；儘管他力圖給自己和他人留下極不安寧的印象，他卻在自身四周散播著一種甜美的自信、安全，這是我在別的地方很少覺得到的。

在他接觸的一切機會中，卡夫卡總是尋找著來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的聽眾，最出的提問人，最出的讀者和評論者。那些人們稱為“水平”、“文學標誌”、“聲望差距”的東西與他的觀察方法相距何止千萬裡。他處處碰到重要的東西。他會為副刊中的一句成語而著，他情洋溢地演出隨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們輕蔑地稱為偽藝術作家的人）的長篇小說中的生活氣息和愉快場面。我還記得，那時我們一起住在什萊森的施圖德爾公寓，他從公寓圖書館中借來一本奧內特的長篇小說，非常動地給我朗誦一段對話，他讚賞其無拘無束的活力。一出歌劇、一部尋常的電影中的細節能催他淚下，這些細節有的是確實成功的，有的是奇蹟般地（繆斯將劣等作家的筆推開，自己動手寫了幾行）化為出的有機的形象的。他是一個徹底獨立的發現者，絲毫不受文學史上固定等級劃分的束縛。

他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評論人，評論生活關係。他既沒有附和免費觀點的先入為主，也沒有非得與免費觀點唱反調不可的先入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見解完全是非悖論的，甚至是反悖論的。他的論斷含有某種非常簡單、實用、觸手可摸的素質，簡便而可靠，儘管他作出論斷時是小心謹慎的，並十分願意、簡直狂熱地願意承認自己失誤。

他在人們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會看到一些值得欽佩的特徵。可以說，他從來未對任何一個人喪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偉大人物身上會找到可笑的小節。但是在他指出這些可笑的個別細節時，字裡行間找不到一點輕蔑意味，卻只有輕輕的哭泣和嘆息，或者認定某種超出凡人思維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對歌德和福樓拜的喜愛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終不渝。對有些作家（如黑貝爾、格利爾帕策）卡夫卡喜愛他們的記勝過他們的作品，至少我有這麼一種覺。對偉大人物的不敬言語我從來沒有從他口中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他使用血氣方剛的、動青少年情的輕蔑口吻，而這是今十分受人偏愛的一種虛張聲勢的方法。依此看來完全可以斷言，卡夫卡對人的“等級制度”有著清醒的認識。不過他同樣知道，無論是神聖的還是惡的火花都能夠輕而易舉地逾越這類等級劃分的柵欄。由於他過於認真，以致他難於簡化世界的圖像，以致他懷著狂熱的認識追蹤著這些“逾越”他的準確從來都不是某種難以見人的膽怯的產物，也不像左拉的準確那樣拘泥於細節，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天才的準確，其固執首先令人驚訝。有如走上了一條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後沿著這條道路一直正確地下去——其正確卻是人們有目可睹的。這不是任，這確實是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訴訟》的每一個章節，以及另外那兩部長篇小說《城堡》和《美國》，那些殘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說都證實了卡夫卡創作天才的這個不可思議的特點）。

他從來不向讀者指出:看啊，這是一條好路，——甚至也不說:這也是一條路。——他只是力充沛地邁著步子向前走，實實在在，不下哲學定義（因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記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圖像來顯示），僅僅寫下一路上對景觀的不斷變幻作出的細節觀察。

卡夫卡的本質和寫作中的奇特是表面現象。我必須說:誰覺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別具引力，他就還沒有理解他，也許還處於理解他的初級階段。卡夫卡懷著強烈的愛和準確神摸索著細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源，正因為如此，人們迄今未曾察覺的事物顯現出來，顯得奇特，卻又無一不是真實。他對某一種道德職責、某種身體狀況，一次旅行，一件藝術品，一個政治運動的觀念從來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準確、尖銳、正確，因此與常的空話不同，也許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終）與人們稱之為“實踐”的概念格格不入。

與卡夫卡形成鮮明對照的莫過於巴爾扎克那編造的準確，巴爾扎克的誇張言詞和一概而論手法後者可舉例如:“她以輕盈的腳步走著，這是每個巴黎女人在上午十點到十點一刻之間的那種腳步”人指出卡夫卡對巴爾扎克的許多地方持景仰態度是多餘的（對於每一個從當中進來讀到上面這段話的人都是多餘的）。排除種種技節不論，他從不忘記那偉大的構思線，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說:“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寫著:我在摧毀一切障礙；而我的手杖上寧可寫的是: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在此可以列舉出關於卡夫卡弱點的一長串說道來，然而這些又全都是悲劇地從他的優點中蹦出來的。通過指出“準確”這個特點我僅僅指出了他的本質中的一個方面。就此可以解釋再解釋（人們會這麼幹的），但是不會有結局。這就像永遠沿著一道沒有門的牆走動，始終進不了院子之內。當然這種無休止的、徒勞的解釋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輪廓，似乎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無頭緒。順便提一下，這也正是卡夫卡描寫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將他們解釋透徹。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細區分，我對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樣在歲月的逝中建立起來和完善起來的，無法區分什麼是一開始就有的，什麼是漸漸成的。我知道的僅僅是我們的關係在開始時進展十分緩慢，過了若干年，我們才完全信賴。

我們關係的開端是，我們決定不讓中學裡學過的希臘語知識生鏽。我們一起讀柏拉圖的《普拉塔高勒斯》，參考譯文，藉助我們的學生詞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時柏拉圖在我心中還未達到很久以後才達到的那種地位（這是在卡夫卡死後很久），當時我們喜歡的自然首先是關於詭辯家們的五彩繽紛的、滑稽逗樂的描寫，是那種柏拉圖一蘇格拉底式諷刺。假如說讀柏拉圖是我發起的（因為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分別受到這顆偉大的星星的引），那麼使我對福樓拜產生關注應該歸功於卡夫卡。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我們讀原文的《情教育》、《聖·安東的誘惑》。由於我們每週只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內他的小房間裡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裡。卡夫卡的寫字檯上方懸掛著漢斯·託瑪《犁田者》——畫的複製品，畫幅頗不小。這面牆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複製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著一塊、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禿禿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棲身的印象。

“整個說來並非不直居住，但對於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櫥、那深褐的、幾近黑的又舊又小的寫字檯，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著許多本子。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他不曾與家庭隔絕，這一點當然緩衝著不斷啃齧他內心的衝突。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裡）。

上面提到託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複製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波拉克為《藝術守護者》雜誌中的理論所住，這個雜誌發表了阿韋納裡烏斯的著作，後來丟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學裡註冊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克的緣故。對他特殊的領導個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波拉克後來作為藝術史家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別科學的確，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這位年輕的講師於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於伊松佐前線。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卷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付出版；此外還有關於英諾森二世和亞歷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於彼得羅·達·科託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這是對戰爭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將畢生絕大部分力獻給了對意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