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秦論賈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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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上)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qūn)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hui)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dí),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蒙)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yi)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櫌(y)棘矜(qín),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duó)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nàn)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為天下始。夫兼併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後雖有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弭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見終始不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為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並力攻秦矣,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並大城,得阨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師。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救敗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秦俗多忌諱之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徵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長久而社稷安矣
孝公死後,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後繼承已有的基業,沿襲前代的策略,向南奪取漢中,向西攻取巴、蜀,向東割取肥沃的地區,向北佔領非常重要的地區。諸侯恐慌害怕,集會結盟,謀求削弱秦國的辦法。不吝惜奇珍貴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饒的土地,用來招納天下的優秀人才,採用合縱的策略締結盟約,互相援助,成為一體。在這個時候,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封君,都見事明,有智謀,心地誠而講信義,待人很寬厚,對賢能之士很敬重,以合從之約擊破秦的連橫之策,將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的部隊結成聯軍。在這時,六國士人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等人為他們出謀劃策,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等人溝通意見,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等人統率他們的軍隊。他們曾經以十倍於秦的土地,上百萬的軍隊,向上攻打秦國的關隘。秦人大開關門引敵深入,九國的軍隊卻遲疑起來,不敢入關。秦人沒有耗費一兵一卒,天下的諸侯就已陷入狼狽不堪的境地了。這樣一來,縱約失敗了,各諸侯國爭著割地來賄賂秦國。秦有富餘的力量趁他們睏乏來制服他們,追趕九國的敗兵,百萬敗兵橫屍道路,血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國憑藉這有利的形勢,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劃分山河的區域。強國主動表示屈服,弱國按時入秦朝拜。
待到孝文王、莊襄王依次繼位,他們統治的時間不長,秦國並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到始皇的時候,發展六世遺留下來的功業,以武力來統治各國,將東周、西周和各諸侯國統統消滅,登上寶座來控制天下,用嚴酷的刑罰來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風震懾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劃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著頭,頸上捆著繩子,命聽憑秦的下級官吏處理。於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築長城,守衛邊境,使匈奴退卻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邊來放牧,勇士不敢拉弓箭來報仇。接著就廢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為的是使百姓變得愚蠢;毀壞高大的城牆,殺掉英雄豪傑;收繳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陽,銷燬刀刃和箭頭,用來鑄成十二個銅人,來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後憑著華山當作城池,就著黃河當作池護城河,佔據著華山,面對著黃河,認為是險固的地勢。好的將領手執強弩守衛著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員、銳的士卒拿著鋒利的兵器,盤問過往行人。天下已經安定,始皇心裡自以為倚仗這關中的險固地勢、方圓千里的堅固的城防,就可以成就子孫萬代的帝王基業。
秦始皇去世之後,他的餘威依然震懾著邊遠地區。可是,陳涉不過是個用破甕做窗戶、用草繩系門板的貧家子弟,是下底層一類的人,後來做了被遷謫戍邊的兵卒;才能不如平常的人,更沒有孔子、墨子那樣的賢德,也不像陶朱公、猗頓那樣的富有。他躋身於戍卒的隊伍中,從田野間突然奮起發難,率領著疲憊無力的士兵,指揮著幾百人的隊伍,掉轉頭來進攻秦國,折斷樹枝作武器,舉起竹竿當旗幟,天下豪傑紛紛響應聚集,許多人都揹著糧食,如影隨行般地跟著他。崤山以東的英雄豪傑於是一齊起義,消滅了秦王朝。
再說,一統天下的秦王朝並沒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勢,崤山和函谷關的險固,還是與從前無異。陳涉的地位並不比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的國君更加尊貴;鋤頭木並不比鉤戟長矛更鋒利;那遷謫戍邊的卒子的作戰能力並不能和九國部隊匹敵;陳涉行軍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九國的武將謀臣。可是條件好者失敗而條件差者成功,功業完全相反,為什麼呢?假使拿東方諸國跟陳涉比一比長短大小,量一量權勢力量,那簡直是天壤之別了。然而秦憑藉著它的小小的地方,發展到兵車萬乘的國勢,招致八州來歸,而使六國諸侯都來朝見,已有一百多年曆史;這之後將天下歸己所有,用崤山、函谷關作為自己的內宮;一個戍卒發難國家就滅亡了,皇子皇孫都死在人家手裡,被天下人恥笑,是什麼原因呢?不施行仁義,攻和守的形勢就不同。
秦王懷著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個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親近士民,拋棄仁政王道,樹立個人權威,除詩書古籍,實行嚴刑酷法,把詭詐權勢放在前頭,把仁德信義丟在後頭,把殘暴苛作為治理天下的前提。實行兼併,要重視詭詐和實力;安定國家,要重視順時權變:這就是說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秦經歷了戰國到統一天下,它的路線沒有改,他的政令沒有變,這是它奪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沒有不同。秦王孤身無輔卻擁有天下,所以他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假使秦王能夠考慮古代的情況,順著商、周的道路,來制定實行自己的政策,那麼後代即使出現驕奢逸的君主,也不會有傾覆危亡的禍患。所以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國家,名號卓著,功業長久。
當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沒有人不伸長脖子盼著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凍的人穿上布短襖就覺得很好,捱餓的人吃上糟糠也覺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執正的憑藉。這就是說勞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貞賢能的人,君臣一心,為天下的苦難而憂心,喪服期間就改正先帝的過失,割地分民,封賞功臣的後代,封國立君,對天下的賢士以禮相待,把牢獄裡的犯人放出來,免去刑戮,廢除沒收犯罪者子兒女為官家奴婢之類的雜亂刑罰,讓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鄉。打開倉庫,散發錢財,以賑濟孤獨窮困的士人;減輕賦稅,減少勞役,幫助百姓解除急困;簡化法律,減少刑罰,給犯罪人以把握以後的機會,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變節,修養品行,各自謹慎對待自身;滿足萬民的願望,以威信仁德對待天下人,天下人就歸附了。如果天下到處都歡喜喜安居樂業,唯恐發生變亂,那麼即使有詐不軌的人,而民眾沒有背叛主上之心,圖謀不軌的臣子也就無法掩飾他的詐,暴亂的陰謀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實行這種辦法,破壞宗廟,殘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無道,重新修建阿房宮,使刑罰更加繁多,殺戮更加嚴酷,官吏辦事苛刻狠毒,賞罰不得當,賦稅搜刮沒有限度,國家的事務太多,官吏們都治理不過來;百姓窮困已極,而君主卻不加收容救濟。於是險欺詐之事紛起,上下互相欺騙,蒙受罪罰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後相望,連綿不斷,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難。從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處窮苦之境,到處都不得安靜,所以容易動亂。因此陳涉不憑商湯、周武王那樣的賢能,不借公侯那樣的尊貴,在大澤鄉振臂一呼而天下響應,其原因就在於人民正處於危難之中。
所以古代聖王能察開端與結局的變化,知道生存與滅亡的關鍵,因此統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專心致力於使他們安定罷了。這樣,天下即使出現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沒有人響應,得不到幫助力量了。所謂“處於安定狀態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義,處於危難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壞事”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尊貴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擁有天下,而自身卻不能免於被殺戮,就是由於挽救傾覆局勢的方法錯了。這就是二世的錯誤。
秦國地勢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環繞,形成堅固防禦,是個四面都有險要關的國家。從穆公以來,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個國君,經常在諸侯中稱雄。難道代代賢明嗎?這是地位形勢造成的呀!再說天下各國曾經同心合力進攻秦國。在這種時候,賢人智士會聚,有良將指揮各國的軍隊,有賢相溝通彼此的計謀,然而被險阻困住不能前進,秦國就引誘諸侯進入秦國境內作戰,為他們打開關,結果山東百萬軍隊敗逃崩潰。難道是因為勇氣、力量和智慧不夠嗎?是地形不利,地勢不便啊。秦國把小邑併為大城,在險要關駐軍防守,把營壘築得高高的而不輕易跟敵方作戰,緊閉關門據守險,肩扛矛戟守衛在那裡。諸侯們出身平民,是為了利益聯合起來,並沒德高望眾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們的往不親密,他們的下屬不親附。名義上是說滅亡秦朝,實際上是為自己謀求私利。他們看見秦地險阻難以進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們能安定本土,讓人民休養生息,等待秦的衰敗,收納弱小,扶助疲睏,那麼憑著能對大國發號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擔心在天下實現不了自己的願望了。可是他們尊貴身為天子,富足擁有天下,自己卻遭擒獲,這是因為他們挽救敗亡的策略錯誤啊。
秦王滿足一己之功,不求教於人,一錯到底而不改變。二世承襲父過,因循不改,殘暴苛以致加重了禍患。子嬰孤立無親,自處危境,卻又柔弱而沒有輔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覺悟,秦朝滅亡,不也是應該的嗎?在這個時候,世上並非沒有深謀遠慮懂得形勢變化的人士,然而他們所以不敢竭誠盡忠,糾正主上之過,就是由於秦朝的風氣多有忌諱的規,忠言還沒說完而自己就被殺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側著耳朵聽,重疊雙腳站立,閉上嘴巴不敢說話。因此,三位君主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進諫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經大亂,皇上還不知道,難道不可悲嗎?先王知道壅不通就會傷害國家,所以設置公卿、大夫和士,來整治法律設立刑罰,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強盛的時候,止殘暴誅討叛亂,天下服從;衰弱的時候,五霸為天子征討,諸侯也順從;土地被割削的時候,在內能自守備,在外還有親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強盛的時候,繁法嚴刑,天下震驚;等到它衰弱的時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本大道,因而傳國一千多年不斷絕。而秦朝則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長久。由此看來,安定和危亡的綱紀相距太遠了!
俗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過去的經驗教訓不忘記,就是以後做事的借鑑)。因此君子治理國家,考察於上古的歷史,驗證以當代的情況,還要通過人事加以檢驗,從而瞭解興盛衰亡的規律,詳知謀略和形勢是否合宜,做到取捨有序,變化適時,所以歷時長久,國家安定。
從明、清到當代,幾乎所有的古文選本都選了這篇《過秦論》(上),因此前人對它的評語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中評它為“雄駿宏肆”近人吳闓生在《古文範》的夾批中評它“通篇一氣貫注,如一筆書,大開大闔”歸納大多數評論者的意見,主要說這篇文章氣勢充沛,一氣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氣“盛”的文章。因此吳闓的意見是比較有代表的。我這篇小文就想先從氣勢充沛這一點談起。
從語言的角度看,所謂氣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對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從“於是六國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領起,貫穿下面三句,羅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業”以下四句,每兩句一對仗,就是對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對偶的句式,如開頭說秦孝公“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八荒之心”即是)。但這還只是從表面現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對偶句的文章並不少,卻不一定篇篇氣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讀起來並不到氣很盛。可見用排比句和對偶句只是使文章氣盛的因素之一,是屬於外在的藝術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