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片綠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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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劇本《作證》所據的原始素材。人，有什麼樣的心靈便會有什麼樣的靈，這便是人對藝術的重要。

《黃山》，說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遊黃山，尋覓三年前他在這裡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當時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生。旅行家熱愛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懷，曾化並點悟了那個姑娘。然而現在，他尋遍，人間皆不見姑娘的蹤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師一同揣測姑娘的下落。黃山變幻萬端的雲彩始終伴隨著他們，在深谷、在天際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壯的景象。他們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來順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隸，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認識了自我的價值並勇敢尋求時，必不為險惡的社會所容。從種種民間傳說中可知，她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過壯麗曲折的經歷。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黃山之雲，縈繞于山頭，俯視人間，不忍離去。

柳青說“人的生活不夠美，所以才希望從藝術中看到美，在藝術中創造美、實現美。”我想這一點就是藝術對人的重要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的耳朵也聽來不少關於柳青的言。中國多言，因為中國人少動，多數都如我一般畢生“癱瘓”在一處。又因為不少人的時間多到不知如何捱過，便把別人的私事傳來傳去，又加了誇張與變形，以使自己寂悶的生活多出聲。也可能還因為中國有把愛情列為區的歷史，教育又極缺乏，所以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言來滿足。中國式的言之最大宗，便是關於別人的私生活，包括結婚和離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寫到這兒想起一件事:現今小說的題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並存，即可暢銷，想必是因為符合了辯證法的原則。

柳青上大學時就有了戀人，據說是一見鍾情。雙方的功課都好，雙方的理想都高，雙方的思想都進步，雙方都在青年少時，自然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有夢不完的美麗的夢。讀者想知，儘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關青年男女真誠相愛的故事想一遍，把采的情節用在他們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無過之的。想必讀者已有所料:象這樣美麗的愛情故事不會沒有一個悲哀的結局，否則成何世道？想得真對極了。1966年夏天，他們的愛情漫曲結束了，並沒有婚禮進行曲繼後，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對。反對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親是右派，所以與柳青結婚的人，其事業的前途法定黯淡。這樣的邏輯在那個時代是通行的。將來的人們對此可能會不理解，正如我們今天已經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奴隸的婚姻要由奴隸主來決定，為什麼奴隸主為了幾塊錢就能隨意拆散一個奴隸的美滿家庭。類似的事發生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在中國的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就更值得深思。就這樣，要麼忠於你的愛情而不顧你的前途，要麼顧著你的前途而拋棄你的戀人，那個青年選擇了後者。不要太怪他吧，因為這裡所說的前途，是與革命、人民、主義等字眼劃等號的。柳青沒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當作好朋友。柳青也沒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記得那兩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歡她的。她在給兩位老人的信中寫道:“…我心裡雖然很難受，但並不到意外。當我剛和他作朋友時，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幾次很直接了當地和他提過…應該把我家裡的實際情況老老實實地告訴您們，含糊、說謊都不對，在我心裡就過意不去。他說我不瞭解情況，要是和家裡說了，您們肯定會生氣的，也不會同意的，還是先別說吧。當時，我並沒有把家裡為什麼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沒有勇敢地正視這個問題，因此幾次想給您們寫信，都沒有寫。去杭州（男方家裡——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們問到我家裡的情況，我就如實地把一切講出來。可是您們都沒有問起過，我就沒講，並且天真地想:等我母親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團，那時再向您們講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陽高（柳青參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後才講。這件事我做得很不對，也很不好。…”看來柳青還是很理智、很冷靜的。不過再看一段她的記吧:“這些子的情是很複雜的，一連接到他的兩封來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溫柔…他認為必須按他父母的意見去做，而這和我們的愛情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必須舍一求一。他…認為這件事必須說明白，否則對雙方都不利；態度是相當堅決果斷的。真沒想到這樣大的打擊發生在我參加四清運動最緊張的時刻。我在上一封信裡，曾有點挑戰式地批評他不勇敢、不堅定。我希望經過我們的努力，用我們的決心和行動解決和他父母之間的矛盾，爭取最後結合，但是他卻連這點勇氣和信心都沒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場，哭一天，可當下張茂成就來找我，說被張侃迫害的徑忠的女人回村了（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淚去訪問她。…但有一剎那空隙，我就覺得心口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一樣，眼眶馬上盈滿淚水。會一散我跑開了，跑到園子裡，—眼淚又止不住出來。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紅，還得回來參加晚上對敵鬥爭會呢。”柳青說自己“對此事並不到意外”那純粹是一種誇張的自我安。她說“我並沒把家裡為什麼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這才是實情。這不是壞人與好人演出的鬥爭，這是好人與好人釀製的悲劇。愚昧落後是其發酵劑。那時，能夠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夠把後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劇，也許正是以這樣的小悲劇為基礎、為源的。一對小人物純真愛情的被扼殺，與一位國家主席的冤死，這之間有著模糊但是確定的聯繫。人道主義泯滅的地方，人的尊嚴被蔑視的地方，苦難還能不趨深重麼？中華民族那10年大悲劇的製造者是中華民族自己。每一位驕傲的炎黃子孫，對那段歷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覺悟。（但願如此）悲劇又成了進步的發酵劑。

柳青把屈辱和悲傷藏進了心中，心變成荒漠。愛情之火在那兒熄滅了十幾年。雖然她後來結了婚，有了兩個女兒，但那本談不上愛情。恐怕沒有篇幅寫這件事了。就在她準備結婚的時候，她心裡也全明白:沒有也不可能有愛情。這一點，無疑是她的錯誤。她的錯誤還在於:不懂得，同情和犧牲絕不是婚禮進行曲的音符；沒注意到，荒漠之下還有著愛的潛；沒有看清，這樁婚姻的雙方是兩種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訴訟質，也不打算象大多數國產影片那樣分出正面角與反面角。生活沒有那麼簡單。總之，純潔的愛情被扼殺之後，不會有好果子從這棵樹上結出。

柳青繼續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與王力雄合寫了劇本《追索》。劇本在1982年第，2期《醜小鴨》上發表，同年由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投資拍攝，1983年公演。這是她獨立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後獲得一定好評（70個拷貝，放映14900場）。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參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攝。‘1984年2月——6月，她與達奇、王力雄合寫了25集電視系列片《黃水謠》。同時，她自己又寫成同名故事片劇本。本打算電視電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廠所拍電視劇《風荷曲》中，任藝術指導。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攝了長錄象片《炎黃子孫歡慶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與王力雄合寫電影劇本《血門》上下集。自己沒有拍攝機會。此片由西影和廣東藝術發展中心聯合攝製。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業公司拍攝故事片《漂》，因種種複雜的矛盾，她中途離開。

1985年10月一12月，她為湖北電視劇創作中心改編了12集連續劇《天堂之門》。

柳青很能吃苦。與柳青一起工作過的人無論對她的看法多麼不同，在這一點上卻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凌愷打開父親的考古筆記，響起駝鈴聲，隨之出現當年凌思涵的考古隊通過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紅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駝隊走在黑的沙漠上，給人神奇的覺。7月的吐魯番，中午的氣溫高達47℃，人靜靜地待著也會到難受，但為了這一畫面，她們還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腳下伯孜克里克千佛內，3小時後才緩過來。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說靠語言，電影靠畫面；語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畫面見到導演的匠心。為了一個好的畫面，她和她的同志們不知走過多少冤枉路。在沙漠裡，在高原上，在急險灘間，常常是玩命一樣走到一個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這與片名相同:追索。

“眾裡尋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藝術的人，都不怕這個。怕只怕:眾裡尋她千百度，猛然發現，有人正在名利燻心處。那時候柳青只會傻眼，再無作為。

為了拍攝《漂》，柳青讓掉了《血門》的導演權。西影和廣東省藝術發展中心共同決定，請柳青導演她參加編寫的這部影片，共二集，投資150萬，拍攝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條件來比《漂》不知好多少倍。《漂》拍攝條件之艱苦，是一般攝製組無法與之相比的。古稱黃河沿的瑪多縣已屬人跡罕至的地方，離西寧有600多公里。再向上穿過大草灘，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場。她們和淘金人滾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滲出的水，住的是帳篷，地上僅鋪一塊塑料布，下面是溼草皮和老鼠。

那地方晚上9點多太陽才落，她們便從早晨5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中間只吃一頓飯。再往上走，到了黃河源頭。自古以來，涉足此地的人也不過幾十個吧，萬圓幾十公里連牧民的帳蓬都不見了。她們就在地上挖個坑生起灶火，用高壓鍋煮麵條，一頓飯要吃三個小時。空氣稀薄。走幾米路都覺困難。不過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樓梯有區別。柳青覺得《漂》更能實踐她的藝術理想，寧肯放棄另一種成功，而來這洪荒之地冒風險。這一次她除去冒了風險，沒有得到別的。不過，黃河的博大湧、高原的偉岸雄渾、大自然的純潔沉靜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獨自久久地默對這顆星球和這個宇宙，便忘卻了蠅營狗苟的瑣事，聽到了瞑瞑之中愛與寬容的啟示。

記得有一次我問她:“這麼拼命地幹，我猜是想用事業的成功來抵銷生活中的失望吧？”她說:“我不是那種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麼放在第一位？”我問。

她說:“生活。”她說:“真誠的愛和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事業也不過是為了這個。”她說:“有的人最關心的是怎麼能在社會上站住腳，認為能搞成幾部作品，被人們所承認就是最大的快樂，為此可以犧牲一切。”她說:“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會承認，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實現了我也不會覺得是什麼了不起的幸福。其實有更珍貴的東西。”這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呢？再看一段她的記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徑，不去尋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實現，人和人之間的理解、信賴、尊重、愛護、幫助、真摯的永恆的友誼與愛情。我要這樣做，我也想這樣影響別人，比如通過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關係變得更美好，也使人類本身變得更美好。”看來幾個概念有些亂，得稍稍分析一下:為了在社會上站住腳而搞藝術的人，是一種人。為了發揮和實現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藝術的人，又是一種人。為了使人間變得更美好而搞藝術的人，是第三種人。第一種和第三種都是目的很明確的人。第二種呢？其“最大值”怎樣體現呢？神槍手所以能證明其為神槍手，總是要有個靶子的，否則子彈向何處出膛？倘這靶子是“在社會上站住腳”便與第一種人同。倘是“使人間變得更美好”又與第三種人一樣。所以第二種人是個不確定的概念。而第三種人若是為了自己的目標竭盡全力，不也是在“實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麼？

柳青正是這種人。

這種人總是失敗多於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他們永遠不嫌生活已經太美，他們創造美的生活慾望是不知道夠的；二是，他們永遠不認為自己已經發揮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們總也投時間去學“站住腳”的技術。幸虧這種人對成功與失敗有著自己固執的見解:他們不認為“站住腳”就是成功；他們認定，人與人之間失去了真誠、信任和理解才是失敗。誰都不願意失敗，只是失敗的含意不同。有一位詩人跟我說:藝術是跳高，不是拳擊，其對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話有兩層意思:其一是說，搞藝術的人沒有理由互相爭什麼強弱（更不要說互相使拳腳了），面對自然造化的萬物，我們每一個人都太弱小、太淺薄。藝術不是為了用來打倒人，而是為了探索全人類面對的茫而艱難的路。

其二是說，拳擊以打倒一個人（一個更弱者）為目的，所以總能得一點沾沾自喜的勝利。跳高卻是在與神較量，所以每一次勝利都是以失敗告終（把橫竿碰掉算結束）。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正如那橫竿的升高一樣，是沒有極限的。這種失敗之所以同時又是勝利，在於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是在為人類尋找一個新的高度。據說:“不想作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士兵”但是，僅為作元帥而作元帥的元帥，準是個壞元帥。

我見過柳青悲傷的時候。這時候，風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來，彷彿被風吹落在椅子上，眼睛裡一片空曠。這種時候她可能說:“昨天我很難過，既便是那個本子搞成了，可我們那些過；去的朋友為此離心離德，也還是一個悲劇。”她也可能是說:“我有時候失望，人要是隻愛自己，還有什麼意思呢？”不必去詳究她說的是哪件事和哪個人。她象大多數善良的女人一樣，您給她一點美好的東西看，她身上就颳風，興奮而且強勁，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現了不那麼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現在誰身上，失敗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睜得太大，其中是不盡的茫然。當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夠的風力，興奮且強勁，把自己刮出去，因為世間的美好事確也不盡。

不過，這麼容易颳風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說過她缺心少肺“這麼大的人了還那麼糊塗”我和虎子也認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當然不是願意她變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風平靜哪怕是一會，惟此才能對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個寫小說的人的偏見，認為她應該及時把自己找回來，把自己四十幾年的生活細看一向再深思幾遍，下些慢功寫出來。任何一個人，若能不留情且無忌諱地把自己剝開來細品，都會發現那原來是一部好作品。何況柳青又不乏藝術才能，手裡又掌握著非常豐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費盡心機蒐集來的，而是上帝賜給她的經歷。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寫。譬如:她的與“花朵”和“鴿子”一同度過的少年時代；她的詩一樣美妙又詩一樣憂傷的青年時代。譬如:那一個夏，她游泳回來，人們告訴她母親已被抓走；那一個冬天，她買了油餅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間。譬如:她信徒般虔誠地自我改造，卻總難得到“主”的寬容；15歲就夢想著入團，直到大學將畢業時才算如願。譬如:她說過的，她最不能原諒自己的罪過——為了與家庭劃清界線，她和弟弟曾一度離開了給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無兒無女地過了好幾年。譬如:文革中她曾作過一陣頭號保皇派；又為了給系主任爭人的尊嚴（因為有人把系主任畫成豬），致使自己陪著上臺挨鬥。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敵對派打成反革命，而後來當敵對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時，她反而寫大字報為之鳴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為自己有與別人一樣的捍衛真理的權利，大約又是風一樣地去串聯，結果被全國通緝。還有:她那一次悽惶悲傷的少女的初戀，那二次失敗的婚姻，和以後幾次仍不成功的愛情——這既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和歷史的悲劇。還有:她心如荒漠時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愛情，便招出惡語言。——這中間更有著深意。…她幹嘛不寫寫這一切呢？至少幹嘛不靜下來想一想呢？讓風靜那麼一會不好麼？那會給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懷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寫好，只要她靜下心去寫的話。她說過:“真正悲劇的主人公，他們的道德品質不是好到極點，但他們的遭殃絕不是因為罪惡而是因為弱點，我和我要寫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的一些人，我要寫的既是格悲劇，又是社會悲劇。”她還說過:“我以後要報復世界嗎？要報復那些傷害了我的人嗎？報復只能在人中間再製造痛苦，我在別人的痛苦中絕對得不到快樂。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願由於我的存在再給人們增加痛苦。”古往今來，真正的藝術家多是嘗夠了世間的艱辛與苦難的，但他們總是對人類充滿了愛的，他們的作品中因而沒有報復的彩，沒有狹隘的怨恨，沒有歇斯底里的發洩，沒有自命聖潔的炫耀。在他們看來，靈魂殘疾了的人和‮腿雙‬殘疾了的人是一樣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們的不屈、自新與互愛。

他們敘述苦難乃是站在人類立場上的沉思，他們剝開人類的弱點，本是為著人類趨向完美。惟此，藝術才有了更高的價值，藝術家的苦心才能獲得報償。

我到擔心，柳青還能不能靜下心來去寫她自己的故事。這種擔心大約也是多餘，或者寫或者不寫，對於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錯誤是替別人瞎擔心。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作人的重要不在於用筆寫，而在於用心行。幸福的實現對她來說也在於此。在生活中太難實現生活的理想，便到藝術中去實現，她說她搞藝術主要是此動機。不過我還是跟她說過一句玩笑話:要是不把您這四十幾年的生活寫一寫，似乎有負於上帝對您的“寵愛”這話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諸多“恩寵”的人，有理由多為世上做些貢獻，這與她的初衷不違。這麼多年來，她確實沒有一刻偷閒，但是“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她應該搞出更好的作品來。不單為自己，也為了後人。譬如她的女兒，不僅應該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壞了的，還應該知道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麼，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麼不簡單。歷史永遠是一條艱險的路，這路要人去走，其間佈滿了茫和痛苦，從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歡樂。柳青說，自從她的女兒一懂事，她便跟女兒說過“我們是母女，我們更是朋友”現在代溝依然出現了。出現了就出現了吧，叛逆是創造的開始。上一代人只須留下自己清晰的腳印，也許還應該把這些腳印鑄成模型，放在路邊的草叢裡，成一座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