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片綠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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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倆從小在一起長大。如今姐姐14歲，妹妹12歲，互相不見已經5年。姐姐跟著母親，妹妹跟著父親，相隔幾千裡遠。父母離了婚，法律不承認情，便把姐妹倆也分開。暑假裡，姐姐坐了火車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還想念母親，羨慕姐姐能在母親身邊生活。今天的孩子不會逆來順受，有的是勇氣和魄力，也有辦法。姐妹倆商量好一起到母親身邊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聲不，神鬼不覺。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認法律。暑假將盡。去火車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裡裝了妹妹的衣物，說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東西，當然就沒人懷疑她不是去給姐姐送行。到了車站，進了站臺，上了火車，一切都順利。然而妹妹畢竟小了幾歲，火車要開時心慌了，忘記該藏到車廂內的什麼地方去，於是了馬腳，被拉扯著下了車。姐姐急得在車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願不願意跟媽媽在一起！”妹妹在車下哭。

車開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車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這會兒怎麼樣了。…孩子有一天對母親說:“我們的生活都是讓你們大人給搞壞了。”說得母親黯然無語。

以上並不是柳青所導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實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個母親。

孩子怨母親，這太好理解。不過孩子還沒有長到能夠理解母親的年齡，不知道生活都是什麼。

閒時，我常一本正經地設計自己的來生，便確信是有先天的幸運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體；譬如天生的一個聰明腦袋瓜兒；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憑後天努力能辦到的；還有是得生在一個文化素養比較高的家庭裡（或環境中），這與“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類似，全在乎上帝的態度；最後一條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毀滅的挫折，以免活得發傻。有了這五條，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當然，這樣想過無非得一個笑，知道這對上帝未免苛刻。對上帝這般苛刻是沒有好下場的。

上帝卻把這五條都給了柳青。一條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學，離共和國成立只剩一個月，這明顯是個好兆頭。一上學她就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舞蹈三隊，就是兒藝的前身。她參加過三反運動的演出。就是反貪汙、反費、反官僚主義，恰好目前還是需要的。給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鴿，（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正打在高）到中南海給首長演出，事先每隻“鴿子”都動得不行，每人預備個小本子，單等首長簽名留念。世上象是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隊員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運之神沒有把柳青喜歡夠，她被嚴恭、蘇里兩位大導演選中，拍攝《祖國的花朵》飾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隊委員高佳雲。這影片現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題歌卻一直傳，今天的孩子們還都愛唱，曲名是《讓我們蕩起雙槳》。幾乎是公認的:解放以來的少年兒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兩首，一首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讓我們蕩起雙槳》。前一首悠遠、辛酸，後一首歡樂而充滿希望。兩首歌是那個時代的寫照。

其不朽也是那個時代鑄成，舊中國的辛酸已然悠遠。新中國正度著歡樂而充滿希望的童年。

“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水面倒映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後好幾代少年兒童的聖歌，不必象後來的許多歌裡那樣強調什麼好和什麼壞，唱著這歌的少年們都如聖徒般牢記了祖國和自己肩上的責任。影片中的那幾個小主人公呢？幾乎成了那幾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確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寵兒。柳青和她的少年夥伴們經常作為中國少年兒童的優秀代表，到北京飯店之類的地方去參加國際少年兒童的節歡慶活動，又經常給首長或外國代表團獻花去。

符合第三條已經無疑；因為中國影片中的正面角無一不是漂亮的。又因為舞蹈演員的身材，當然一定要美。還因為我們是一個顧臉面的民族，絕不會請一個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給外國人獻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條也有明證:從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隊隊員，曾兩次打破女子少年組100米蛙泳的市紀錄。她還是市排球隊隊員，參加過全國少年排球賽。看來“福無雙至”一語不絕準確，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體現。

1956年，她考進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歷史悠久的中學，建校已有100多年，以前叫貝滿女中。初中二年級國慶節時，柳青的好運到了頂峰，她作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車上通過天安門。完全能想象得出:紅領巾飄飄揚揚（紅旗的一角），五指併攏高舉頭上（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站在彩車上大約不容雀躍，但心中定是沸騰，不知說什麼好（說什麼似乎也不好），熱淚盈眶（不知道主席看見了沒有），彩車開得太快。沒有什麼比少年的純真和赤誠更動人的東西了。柳青說:“一種極高的榮譽，使我保持了六個學年，全部課程都是五分。”這話說得讓我有點傷心，我記起自己小時候也是有極高的榮譽的，卻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見也沒見過那樣的彩車。沒錯兒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還給了她聰明的大腦，以便符合第二條，當然這與她自己的努力難分，而且一定與她的母親難分。

柳青很小，父親就離開了她們。柳青跟著母親長大。柳青的母親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現在的筆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條）不過第四條的重要絕不僅在於童年的智力能夠得到及時開發。因為教授的兒子坐了班房的事並不算稀奇。柳青娘（這筆名給本文的敘述帶來方便）的重要，也絕不僅在於能夠督促女兒的學習。望子成龍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嚴父嚴母施拳腳以育龍而偏出了蟲的事，屢有發生。所以請注意:我的第四條中說的是文化素養。文化素養與文憑、學位和職稱，是分明的兩碼事。文化素養是什麼？此文要求一萬多字，不是為探討這個題目用的。講一件事，看能否對清這個問題有些幫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帶著三個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時代的老朋友，那時也是孤身帶著兩個兒女度。兩家人住隔壁。這位老朋友是小學教師，教師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難得多。

“那時我媽給孩子們做衣服，”柳青說“一做準是五件，我們三個和劉姨的兩個孩子每人一件。”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與“報告文學”不甚匹配，但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難滅的印象，這一點卻又象比“報告”和“文學”都重要。柳青說:“我幸運地得到了整個少年時代的健康、自然的發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獨厚的沒有被汙染的環境。真善美的東西在我心裡生長並紮了。在我的心裡打了這樣一層底，打得很牢，很紮實，以後再怎麼樣也塗抹不掉了，真誠、坦率、積極進取、與人為善…一直到15歲，我沒有遭到任何挫折。”有一天上帝一覺醒來，悶悶的，不甚愜意，慢慢尋思道:單有真善美算什麼真善美？只把好運之神派去照顧一個人，太象凡夫俗子嬌養自己的兒孫，我既為天君，焉能做下這等孬事？便放出假惡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間做上些手腳，特別囑咐要給那個叫柳青的孩子一點顏瞧瞧。三魔鬼領會出來，真把時間搶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畢業之際，團組織要發展她入團之時，假惡醜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

就這樣，上帝可謂功德圓滿，為柳青把五條都湊齊，接下來的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親去了哪兒，反正是家裡一分錢收入也沒有了，弟弟反正是隻有9歲，14歲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種叫作“肝竇狀核變”的病，常生活也難自理。第五條反正是不如前四條好對付。政府幫了一個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養老院（不知怎麼講），但據說在那兒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劉姨（柳青孃的那位老朋友）的經濟狀況那時有所好轉，負責了弟弟的生活費和姐弟倆的房租水電錢。柳青在學校領一點助學金，饅頭和窩頭加起來可以飽。再有用錢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愛吃油餅，每到星期柳青就買幾個油餅，騎了車去看妹妹。母親不在了，15歲的姐姐決心讓14歲的妹妹吃到想吃的東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車，到了清河，見妹妹躺在上，衛生狀況一塌糊塗，便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後再蹬了車回來。油餅就是我們平時吃的那種油餅，但對柳青的助學金來說是太貴重了。得想法掙點錢。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廠去找點事做，名曰勤工儉學。早晨6點鐘起，騎車趕到東郊的北京鍋爐廠當小工，帶上乾糧，就著工廠供應的降溫鹽汽水吃，晚上5點回家，洗下一盆鐵鏽湯。…這樣的生活整整過4年。後來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間。柳青說:“對於這一段生活，我倒並沒覺得太苦，不抱怨，更沒想過隨波逐或破罐子破摔。也許是與底層人民的接觸，我知道了他們都這樣，天生如此，當然如此，誰也沒想到過這是苦。”謝上帝吧，讓她知道了祖國有各種各樣的花朵。

我認識柳青是在1975年。她對隊的事很有興趣，又知道我對文學和電影有著夢想而且癱瘓著，便願意來與我聊。由虎子介紹（虎子就是劉姨的孩子，我的中學同學），約了子，聽說她是長影的導演，我便誠惶誠恐地做了準備，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裡寫下很多字，等著。虎子說:“她等於就是我姐姐，你怕什麼。”我說不怕。她來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裡開聊，東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來，說錯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說了許許多多的錯話。那天她穿了件墨綠的呢大衣，就更顯得美，這一點不斷地給我以打擊，讓我覺得自己離電影有難越的障礙。她卻鼓勵我把隊的事寫成電影劇本。我不敢說柳青是伯樂，那樣豈不等於說自己是千里馬？讓人笑話。實際上我的腿是癱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馬。實際上她成了我文學上的老師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氣，寫了一個劇本，寄給柳青看。她回信說:“我一下就看出你應該搞文學。”這句話比我後來得了小說獎還讓我動。我們全家也都動了一回。我又寫了小說給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給好幾位有名的作家看，寫了厚厚的一疊意見寄給我。如是者許多次。我並未全盤接受那意見，在信中或面對面與她爭論過幾回，我們的關係很平等。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柳青推薦到一家刊物去的。那天已晚，她風也似地“刮”來，進門劈頭蓋臉向我祝賀，說那一篇“寫得真不錯”我不免又動一回，卻是動不過她。

以後幾年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她整年在外頭跑，採訪、寫劇本、籌資、拍攝，藉助上帝給的好身體可以行蹤不定。我坐在家裡倒總能聽說她的消息。消息不怎麼好，多是失敗的消息。消息如下:1976年底——1978年夏，她與別人合寫《忠誠的戰士》，寫的是賀龍。劇本在1978年《電影文學》上發表。同年秋成立攝製組開拍，但中途下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寫成了電影文學本《作證》，但沒有拍攝的機會。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電影文學劇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證》。

1979年5月——8月，她又寫了劇本《音樂之家》，寫了盛中國一家的故事。因有關部門不同意把盛中國的父親盛雪的事蹟搬上銀幕，此片未能投產。

1980年4月——11月，她與王藝瑜合作，編導了《灕江》。

此片由華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總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寫了劇本《黃山》，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擬拍攝水墨動畫片，因非兒童所能理解的主題，又未成。與此同時，她與王力雄合作，寫了《末代皇帝》的劇本，中新社擬籌外資拍攝，因柳青本人認為此單位不具備拍攝此片的條件，終於放棄。

柳青簡直是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會了，呼有些緊。

常聽電影界的朋友說，現在的導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氣力使在藝術上就算不錯了，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種各樣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當於外家和商人的事，相當於權術家和甜言家的事，相當於股票市場裡的事和街頭乞丐的事，相當於搬運工、勤雜工、自行車運動員和馬拉松運動員的事。都說，若不把這些技藝嫻了，憑什麼拍得起電影？有名氣的大導演要好辦一點，初出茅廬者必要有這樣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話。

如果想失敗呢？那就甭說，不過也沒有這樣的人。柳青自然也沒有失敗的癮。不過失不失敗不在於有沒有這方面的癮。很多朋友都說柳青嘛，人可真是個好人，可惜太不會處世，心腸又太軟，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顧，對人也太易輕信…還有好幾個“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個好人”就註定與這些個“太”分不開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沒有個。據說，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對了，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此語過於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沒那麼玄，不過證明了“秉難移”和“命運即格”兩句話的偉大。譬如說作為一個導演，是大擺其架子好呢？還是與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來說誰都會認為後者好。柳青是不擺架子的，因為不會。在上海錦江飯店拍攝內景時，因為要不斷變換拍攝角度，室內陳設及道具經常要搬動，這位導演便經常自己動手，很多好心人認為這樣會降低導演的威信。外出選景或拍攝時，她總揀租金便宜的車坐，有人建議說坐什麼什麼牌子的車才氣派，她想也沒想，只知道坐車是為節省時間提高辦事效率，不明白氣派的用處。在黃河源頭拍攝《漂》一片時（地處海拔4900米的巴顏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車讓給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鐘出發，翻一座山坡到拍攝點去。她既是導演，又是全攝製組中年齡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剛剛作過一次手術，無論從哪一點說，她坐吉普車都是名正言順的。但她認為全組的團結最重要，沒有同心同德的創作氣氛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須與大家同甘共苦。不過她象是有點“不識時務”據說“今非昔比”眼下“擺架子”和“氣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無悲哀地跟我透了其中的奧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說就懂）:假如你出去聯繫什麼事務，必要有一輛氣派些的轎車，這相當於一個特別通行證，與之聯繫事務的單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辦些。假如你作為一個導演去聯繫事務，最好只說自己是一名劇務，與之聯繫事務的人一見你心下便可嘀咕，劇務尚且氣派如許，導演來了總歸更嚇人，事情又好辦些個。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準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來。所以她就坐末汽車，住下等房間，以吃方便麵條為樂事去吧。再說威信。導演要有威信這不是一個問題，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卻分青紅皂白。舉個例子？譬如周總理信奉的是一種“四人幫”慣施的是另一種——這例子舉大了。沒那麼活。然而我想起詩人北島的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真糟透了。不過失敗就失敗吧，柳青還是堅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樣好。

又見到柳青時，倒看不出她有失敗的樣子，依然是風一般地來，又風一般地去。我很想對她說點類似安和鼓氣的話，發現不必。我又很想勸她把那幾個“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聽她興奮地給我講了她的兩個劇本——《作證》和《黃山》。

《作證》是她為編寫《忠誠的戰士》，在湘鄂西採訪時的意外收穫。這兒是賀龍的故鄉，是老革命據地。這兒曾育出過多少傳奇式的革命人物和傳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個奇異而動人的傳說: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幹部，年近花甲了，級別約在局級以上。

“四人幫”肆橫行時期，他離開了北京的家；隻身悄悄地來到了這裡，並悄悄地住下來。他原本是這地方的人。是什麼又把他召喚來？是逝去的童年的樂事？是依舊的故鄉的水土？還是已經遙遠了的青少年時代的夢想？是什麼不清楚。是什麼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與當地的一位既窮且老的寡婦結了婚，既無喧天的鑼鼓，又無動地之炮仗，兩人住在茅屋裡，沉靜和諧如償夙願般地生活，給人覺不是牛郎過了天河，便是織女又降凡間。眾人都羨慕，也都動，又都驚訝，便有了種種猜測。有的說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說那老人是為了不使別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說那寡婦受了多年的悽苦，心裡一直念著那老人呢；有的說那老人也一直戀著那女人，到底來與她團圓了。眾說紛壇，但都相信:這二人年輕時必有過一段漫與悲哀，這二人歷盡劫難終於動了上蒼。老據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純淨善良，便把這美好的猜想四處傳揚。（中國還有一派言家，慣會編派別人的私事，編派得如他們自己一樣骯髒。這一點本文在後面要提到。）柳青被這故事打動，又知道這實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與寡婦都確是有，就想去見見他們，可惜時間緊張未能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