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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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代。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佈，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迴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洩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復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摺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臺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佔芝罘，再佔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為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並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勝的把握。

於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涉對象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於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為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機處自然早有消息，為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於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部嚴加議處。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為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

嗣後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著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這道上諭是連張佩綸的原奏，一起明發的。福建京官，一看大譁，因為張佩綸所奏報的情形，與各人家信中所說的情形，大不相符。

於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給事中萬培因，單銜上奏，案由是“為閩省諸臣，諱敗捏奏，濫保徇私，仰懇收回成命，並請迅派大員，馳往查辦，按照軍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憤”其中指出“七可疑”:“初三之戰，以臣所聞，何如璋有隱匿戰事之事，張佩綸有不發軍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緩師期之事，堵在照會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陸各營之師，以臣所聞，輪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戰屬實。藝新船小逸去，伏波自鑿，揚武並未開炮，餘船縱火自焚。陸軍則方勳所部勇先潰，而黃超群一軍，乘亂入學堂、廣儲所、機器房等處，搶掠殆盡。其可疑二也。

敵船被毀之數，以臣所聞，敵以八船入馬江，僅用三船來攻，開巨炮七，我船已相繼沉。惟福星曾擊壞其魚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勳、黃超群拒敵之事，以臣所聞，敵攻馬尾後，次復擊船廠，轟壞鐵廠，煙筒半折，船槽微損，即下船出攻長門。是時，方勳不知何往？黃超群已於初三退入後山，但竄而未潰耳！其可疑四也。

閩安、館頭等處之戰，以臣所聞，炮臺各軍，聞炮即鳥獸散，敵遂上岸，用鏹水裂炮，擲火藥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聞，何如璋預僱輿夫為逃計。六月初二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輿，眾白為空炮乃返。初三，聞炮即從後山遁，是夜奔快安，復奔南臺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頂帽坐竹兜中，所到眾噪逐之，乃四出狂竄。

其可疑六也。

張佩綸之駐廠，以臣所聞，初三，張佩綸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葦薦席地坐。遲明奔出後彭田鄉，遣弁向城內巨紳家假絮被，匿累不出。初四，敵攻廠時，張佩綸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廠之有？其可疑七也。”這“七可疑”雖然傳聞異辭，但與潘炳年領銜的公呈合看，可信之處就多了。此外，萬培因也談到“洋人之論”:“臣聞洋人之論，謂法兵之闖馬江，駛入絕地，有必敗之道三，地本內港，只須以船摧船，法艦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號炮船，護以夾岸陸軍，法兵盡為炮的，敵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盡驅兵船以駐上，只以本地小船，裝置火藥等物，順蔽江而下，加以陸軍火罐火藥，夾岸拋，法當大窘，此下策也。”這些紙上談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說張佩綸“陽主戰以排和，陰實望和而怯戰”卻是一針見血之論。

不過參得雖然厲害，幫張佩綸講話的人也很多，這完全是二李——李鴻章和李鴻藻的關係。有人說，張佩綸屢有“先發”的建議，朝廷為保全和局，又恐誤傷他國兵船，引起意外糾紛，所以不曾允許。說起來，此人還是有才具的，人才難得，不妨責以後效。

又有人說，張佩綸到福建不久，情形不，佈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辯解，直接來自李鴻章，他說:“福建的炮臺，兵輪不足以抵禦法軍，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臺，不知如何做法，聽說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國軍艦，可以由內而攻，這是“失勢’”炮臺不能轉動，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經營”李鴻章早就知道，故意說是“不知如何做法”無非為了庇護張佩綸，只好“嫁禍”老同年。

他又說:“中國兵輪開辦未久，船不如人家的堅，練不如人家的純，斷難抵敵是中外盡人皆知的事。”這段話既為張佩綸卸責，亦為他自己解釋，何以必須委屈求知？

談到醇王所一直主張並希望的“誘敵登岸，設伏出奇”他認為必須有後膛槍、後膛炮才談到此。而各省都沒有後膛槍“後膛輕炮”亦很少，徒恃搏，難有把握。而置備後膛槍炮，甚費財力，北洋累年經營，勉強算有了規模。這意思是不可深責閩軍守廠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