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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第二天剛吃過早飯，我正一邊在長滿雜草的院子裡散步，一邊想著怎麼給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關於譚宗三一案的最後處理意見》，從敞開著的窗子裡，傳來急促的電話鈴聲。電話是上海局方面打來的，說有關領導對譚案的久拖不決，已經到很不安了。為此他們派出了一個檢查組來檢查“譚案”的複查情況。讓我做好充分準備，接受檢查，認真彙報。而且特別強調，這個檢查組是代表上海局的。讓我一定要服從他們的領導，配合好他們工作，執行他們就譚案所作的一切決定。最後還反覆告誡我，一定不要跟檢查組“頂牛”放下電話，好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都到不舒服。這個電話表明上邊對我前一階段的工作不滿意。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不滿意。他們曾一再指出，形勢發展迅猛，戰局急速擴大深入，被我俘獲逮捕在押急待處理的“偽縣職以上的行政官員”越來越多，而且肯定還會更多。穩準狠地處理好這一類案件，已成了穩定新區局面，進一步團結新區廣大人民群眾，徹底粉碎舊的統治機器，發展人民戰爭勝利成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希望我儘快從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確處理“縣職以上偽行政官員”的經驗，辦法，為上邊制訂相關政策方針，提供翔實的依據。而各地區也急需這方面的工作“樣板”並多次提醒我，千萬不要死摳住“譚宗三究竟為什麼一定要放棄上海如此優越的條件，到通海地區去另闢蹊徑”這一類細微末節不放。因為譚宗三究竟出於什麼動機來通海（盛橋），對最後的判決（定量刑），不起決定的作用。最後起作用的，還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沒有、犯了多少多大什麼樣的罪。

從理智的層面上說，我承認，上海局有關領導的這個指示是正確的。我一度也是想這麼做的。但是，隨著與譚宗三接觸的漸多、漸至深入，我越來越沒法抑制自己的這種願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越發覺得這個人跟我們以前接觸過的那些“偽縣長”的確有某種程度的不相似處。的確不能等同類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橋的初期和中期只是辦廠辦店。參與某些社會活動，也只是辦學搞商會。後期擔任盛橋商會會長一職，兼任了縣參議院參議。頻頻來往於通海縣城和盛橋鎮之間，主辦了好幾次頗有政治彩的活動，顯得相當的活躍。自從踏出大學校門以後，很少再出頭面在眾人面前誇誇其談大發議論的他，居然又經常地在這樣的大型集會上，發表一兩個小時的“演講”從市鎮建設談到反共勘亂。在此期間，他甚至捐了一大筆錢給八監”和“女子模範三監”讓他們從國外訂購最先進的警報系統，以防範和鎮壓在押犯的“暴亂”這時，應該說，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確是突然，他又蕭瑟了。沉悶了。灰暗了。稱病了。卸職了。不出門了。脫下了筆的黑嗶嘰中山裝。換掉鋥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半年不見客。我訪問過當時給他看過病的醫生。調閱過他的病歷。一切證據都證明，他當時並沒有病。他只是不想幹了。但他的不幹，又絕非出於政治的原因，因為不久，他就接受了“縣長”的任命，去了通海。據說（後來我也查實）就在他將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時間裡，黃克瑩頻頻從上海來勸阻他。最多時，一週之內居然來三四次。據提供旁證的老倪說，她到盛橋來，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還勤快。老倪還證實，到最後兩次，譚宗三便閉門不見。他們之間因此也徹底“鬧翻”

“唉，其實現在看來，黃小姐這個人還是蠻好的。一直勸三先生不要去當這個偽縣長。被三先生關在門外，還不肯走。敲門啊敲門。不斷地問，儂到底為啥。到底為啥。我伲在盛橋做得老好的，儂為啥又扔下那裡的一切要去做這個短命的啥‘縣長’。儂自己也不忖忖，儂是這個做‘縣長’的人？到底發生了啥事體，儂跟我講呀。儂不要悶在心裡作踐自家。儂不相信別人，還不相信我？我曉得儂一定又碰到啥為難事了。儂這副樣子還要去當啥縣長，叫人哪能（怎麼）放心？宗三。宗三。儂聽見(口伐)？”黃克瑩真是為他嘔心瀝血。

黃克瑩在門外幾乎叫喊了有一個多小時，最後把手都敲紅了，嗓子都叫啞了，又叫了一聲:“譚宗三，儂真是叫我失望！”據老倪說，黃克瑩剛走，譚宗三就把他叫進房。他看見譚宗三躺在藤榻上，淚滿面，手邊放了一封剛寫好的長信。問老倪:“黃小姐走了？”老倪唯唯道:“走了。”

“東西都帶走了？”（他說的“東西”是指黃克瑩在盛橋生活期間置備的常生活用品。）“統統帶走了。”老倪答道，並遞上一把熱巾，待譚宗三擦過，便輕聲問:“阿要我去把黃小姐追回來？”譚宗三聽後，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說了句:“不要再讓她失望了…”老倪這時趕緊說了句:“啥失望。我看黃小姐這個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做縣長，有啥不好？要她在這裡羅裡囉嗦…”他本想順便討好一下譚宗三，說完後，還得意兮兮地斜過眼去看譚宗三的反應，卻見譚宗三正狠狠地瞪著他，嚇得他拿起溼巾就往外走。剛走到門口，又被譚宗三叫住，讓他趕緊去碼頭，把這封信送給黃克瑩:“一定要尋到她。把信到她手裡。”他反覆關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進內衣口袋裡，出門叫了輛“二等車”急急趕到碼頭，還沒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黃克瑩，他卻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

“你不知道他信裡寫的是什麼？”我問。

“那我哪能（怎麼）會曉得呢？當時就是三先生允許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瞞儂首長…我不識字…嘿嘿…”老倪哈著，一邊說，一邊湊過來拿起熱水瓶，替我把茶杯裡的水續滿了。

譚宗三在通海縣政府裡，只是個“傀儡”實際政務由兩位年齡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許多年的副縣長作著。而他在通海兩年不到，留下的人緣還不錯。過年過節常叫縣政府的廚師傅做上一桌菜，把大院裡做雜活的那些下人，叫來吃上一頓。這樣的事，在提倡和爭取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幾十年後的今天，似乎已並非罕見，但要是想到這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當時，應該覺得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是要引起譁然的。他還會親自去拜訪屬下的科長科員，尤其關注縣城街道的清潔。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縣城那個唯一的十字街心，親自督察晨起的灑掃事宜。下午四五點，他會帶著一兩個秘書人員，逐條街巷地檢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況。凡是隨意堆放和不按他的規定清倒垃圾的，他的處罰也很簡單:打掃公共廁所三天。通海縣縣城在他治理下，雖然別的方面一無建樹，但的的確確變得十分乾淨。他被拘留後，也是這樣。自己的拘留室，總是收拾得十分整潔。衣物用品，陳放得井井有條。被帶進拘押室後的第一天，問他有什麼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幾釘子，釘在牆上，以便掛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給兩瓶熱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過。一開始，這兩個要求都給駁回了。釘子和滾燙的熱水都是危險品，是絕對不能給的。他居然動起來:“沒有釘子，你叫我怎麼掛衣服？衣服總是要掛起來的嘛！不給熱水，給點溫水行不行？請你們上峰來，我要問問他，我這點請求是不是算最起碼的？！”後來經過特批，同意每天給他兩瓶溫水，但關於釘子的請求，還是堅決駁回了。

從這個人住拘留室居然還提出要釘子掛大衣、要熱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

“天真”事到這一步，他似乎還不太明白自己處境的嚴峻（或險惡）。但除了這“釘子”和“熱水”他在別的事情上卻又從來不計較，沒聽他提出過任何異議和請求。他總是穿得十分整潔，很溫和地笑著，很平靜地在特地“圈”給他的那個小院裡默默地走動。一圈。一圈。又一圈。磚縫裡冒出來的每一點雜草，隨時發現便隨時都撥淨。說話仍是那麼的緩慢和輕柔。有一次他這樣對我說（他能說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您知道嗎，我有幾個最要好的大學同學，踏出校門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條臂膊。有一次，他們對我說，你不要笑，總有一天，你也會失去一條臂膊的，跟我們一樣變成一個獨臂人。當時我真笑他們怪，笑他們痴，笑他們幼稚可笑。現在看來，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還應算是我了…說著，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將就要失去的便是這條左胳膊似的。

但他卻沒有意識到，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將遠遠不止是一條胳膊。

140關於如何處置譚宗三的最後爭論發生在檢查組到達通海縣城的當天下午四點五十分左右。助手進門來告訴我，他們到了，請我馬上過去彙報。我拿起頭天晚上就準備好的彙報提綱及盛放有關材料的一個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時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這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但我有這樣的預，即將發生的爭論，不僅將最後決定譚宗三的命運，也將決定我自己的命運。參加任何會議，在踏進會場前，我都沒有臨時看一下時間的習慣。但那一天我的確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別在乎這個時間似的。

四點五十分。走進小會議室那個紅漆大門時，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141檢查組一共十二個人。四個是正式成員。其餘八個中，除一個負責檢查組的常生活通聯絡後勤供應外，那七個，是警衛。配的一式的湯姆式衝鋒槍。最近連續接到加強內衛警戒的緊急通知。濱海地區已發生多起國軍殘部和竄的海盜土匪襲擊殘殺我政府工作人員的惡事件。通海縣縣城裡也從昨天起實行宵。並加強了武裝巡邏。

小會議室原先是這大宅裡的西餐廳。保留了那張碩大的橢圓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兩個做工尤其緻的玻璃酒櫃抬走了。現在一邊牆頭貼著中國革命領袖的像片，另一邊牆頭貼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像片。既然是彙報會，按慣例，與會的同志應圍著大會議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氣氛卻有點特別。檢查組和地區軍管會的那幾個主要負責同志都靠裡坐在一邊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邊，留給我一個人坐。這情景似乎有點像是要“審訊”我，又有點像十幾年後發生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領導同志在主席臺上自動坐左邊，而被認為或自認為是“保守的”

“反動的”則一律坐右邊。

也許是無意識的。

但我還是跟他們開了個玩笑，放下手中的彙報提綱和那一厚本卷宗後，笑著問道:“怎麼，看這架勢，今天好像開的是審判會？審誰呢？”有幾位同志不無有些尷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幾位同志卻依然聲不動地坐著。

倒是那位檢查組組長掃了自己身邊的那幾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擠一邊幹嗎？我這邊又不發糖。散開散開。”於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記事本鋼筆，坐到了我這邊來。於是氣氛頓時鬆緩活泛了許多。點菸的點菸。沏茶的沏茶。有了動靜。但低啞的笑聲裡卻依然滲透著瀰漫著籠罩著某種不自然。

當天的彙報會，就在這樣怪異的氣氛中，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四十分。整整開了六個小時左右。

大食堂把已經熱了好幾次的晚飯送到小會議室裡，已是十一點差十分。

我說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點休息，便拿起筆記本和那個厚厚的卷宗，頭都不回地走了。小會議室裡的氣氛剛剛由於“包子”和“麥犧粥”變得祥和活躍起來，我這一走，又突然寂靜了尷尬了，繼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應該走的。我知道無論怎麼樣，我都應該留下來陪他們一起吃完這頓飯再走。我知道我這樣“情用事”絲毫無補於問題的解決，而只會加重其嚴重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走。在這六個小時中，除了一開始的那三十分鐘因為要聽我彙報，必須讓我來講以外，後來的五個多小時幾乎再沒容我講一句話。我幾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會議的“副專員”希望能容我對某些關鍵問題，作一些必要的解釋。但這位老練而又年輕的“副專員”卻只當沒看見。

我離開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長都召見了我，就如何處理“譚案”給了一個總方針，那就是既要從快，又要慎重。強調了要在慎重的基礎上從快。要通過處理譚案，不僅要給新解放區各階層人民一個震動、一個振奮和一個教育，還要切實有利於團結新區的最大多數，孤立和打擊最少數。有利於鞏固穩定和發展那裡的新局面。我覺得我在通海期間是努力貫徹這個方針的。是衷心擁護這個方針的。我作為受命來全權處理此案的人，在沒有被褫奪這個處理權以前，應該有權決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單獨談話），有權決定相應的工作進度和工作側重點。即便工作過程中出現了幾分偏差和遲緩，絕非有意對抗，更非陰謀破壞。況且，譚宗三的問題，的確有它的特殊。他任偽縣長時間不長。即便在職，也沒被當心腹使用。對此他是不滿的，痛苦的。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有一定的認識。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發生國民黨特務槍殺民主人士李聞二教授事件後，他在盛橋和通海的一些公開場合，多次慷慨陳詞，提請有關方面應廣開言路，深納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還籌劃著要在縣政府院子裡立一個聞一多的塑像，受到過偽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嚴厲訓斥和追查。

慎重對待一個，就能團結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動用一個師一個軍的兵力還要大。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不是曾多次傳達推廣過嗎？

為什麼到我這兒就不能這麼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沒直接回房間。我不想回房間。我直接走向海堤。我聽堤外的大海匐匐作響。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麼也看不見。我只能受到大海發起衝擊時引發的震撼。顫動。

不一會兒，我覺得身後有人走了過來。

“不吃飯，觀海景，好雅興。”是那個年輕的“副專員”

“…”我沒有回答。我也不想回答。我怕我一張嘴，就會跟他“頂”撞起來，而上海局有關領導的指示十分明確，不許我跟他頂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