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尋找失去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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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西班牙中部，巴羅那和馬德里之間的一個地方，兩個人坐在一個小火車站的酒吧櫃檯邊:一個美國人和一位年輕姑娘。我們對於他們一無所知，除去他們在等去馬德里的火車，姑娘要去那裡接受一個手術，肯定（話卻從來沒有說出來）是一次墮胎。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多大年紀，他們相愛或不愛，我們不知道什麼理由使他們作出決定。他們的談話，即使用非凡的確複製出來，也不給我們任何什麼去理解關於他們的動機和關於他們的過去。

年輕姑娘頗為緊張，男人試圖使她安靜:"這是一個只不過讓人覺特殊的手術，吉格，這甚至不真正是一個手術。"然後:"我將和你一起去而且整個時間都將和你在一起…"然後:"過後咱們會非常好。完完全全和咱們以前一樣。"他能到姑娘那裡哪怕最微小的厭煩，他說:"好，如果你不願意，你就不要做。我不想你在不願意時去做它。"最後，又是:"你要理解我不想你在不願意時去做它。這事上我完全可以過得去如果這對你意味著什麼。"在姑娘的反駁後面，人們猜得出她的道德上的顧忌。眼睛瞧著風景，她說:"還說什麼咱們可以有這一切。咱們可以有一切，可咱們卻每天都讓它更不可能。"男人想讓她靜下來:"咱們可以有一切…"——不。一旦人家從你們那裡拿走，它就永遠不會回來了。

當男人再一次向她保證手術沒有危險，她說:"你可以為我做些什麼嗎？"——為你我什麼都會去做。

——請你請你請你請你請你請你請你不出聲好嗎？

男人:"但是我不願意你去做它。這對我完全無所謂。"——我要叫了。姑娘說。

這時緊張達到最高峰。男人站起身去車站另一側運送行李，他回來時，"你覺好些嗎？"他問。

——"我覺好。沒有問題。我覺好。"這便是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的著名短篇hillslikewhiteelephants——《白象般的群山》的最後的詞句①。

——①《白象般的群山》所有被引用的對話均來自philippesollers的法譯文，刊登於linefini（《無限》）雜誌（1992年）。——作者注二在這個五頁長的短篇中，令人奇怪的是，人們可以從對話出發想象無數的故事:男人已婚並強迫他的情人墮胎好對付他的子；他是單身漢希望墮胎因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複雜化；但是也可能這是一種無私的作法，預見一個孩子會給姑娘帶來的困難；也許，人們可以想象一切，他病得很重並害怕留下姑娘單獨一人和孩子；人們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一個已離開姑娘的男人的，她為和美國人一起去，後者向她建議墮胎同時完全準備好在拒絕的情況下自己承擔父親的角。那姑娘呢？她可以為了情人同意墮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採取這個主動，隨著期限接近，她失去勇氣，自己到罪過並仍表出最後的口頭上的抵抗，與其說朝著她的夥伴更不如說朝著她自己的意識。其實，我們可以沒完沒了地發明可能隱藏在對話後面的種種臉型。

至於人物的格，選擇的為難處並不少:男人可以是的，正在愛，溫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虛偽。年輕姑娘可以是極度，細膩，並有很深的道德；她也完全可以是任，矯造作，喜歡歇斯底里發脾氣。

他們的行為之真正動機被隱藏著，尤其因為對話對於他們對答的方式沒有任何說明:快地，慢地，帶有諷刺地，溫和地，惡狠狠地，不厭煩地？男人說:"你知道我愛你。"姑娘回答:"我知道。"但是這個"我知道"意味著什麼？她真的肯定男人的愛嗎？或者她帶著諷刺這麼說？那麼這個諷刺又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姑娘不相信男人的愛情？或這個男人的愛情對於她並不重要？

除去對話之外，這一短篇小說只包含一些必要的描寫，甚至戲劇的舞臺提示也沒有比它更簡白。只有一個主題逃避了這個最大限度節約的規則:伸展在地平線上的白群山的主題。它幾次重新回來，由一個比喻所伴隨，短篇中唯一的比喻。海明威不是比喻的愛好者。所以這個比喻不是屬於敘述者，而是屬於姑娘。是她，一邊看著群山一邊說:"可以說是些白的象。"男人下啤酒回答:"我從來沒見過。"——不是，你本來也不會。

——我本來會的，男的說。你說我本來也不會不能證明任何什麼。

在這四段對答中，格顯現在差異甚至對立中:男人對姑娘的詩意的發明表現出一種保留（"我從來沒見過"），她針鋒相對地回答，像是責怪他沒有詩的覺（"你本來也不會"），而男人（好像已經知道這種責怪並對此頗為過）則捍衛自己（"我本來會的"）。

再往下，男人向姑娘保證他的愛情。她說:"但是如果我做了（也就是說:如果我墮了胎），那還會是好的，那麼如果我說那些事情是群白象你會喜歡嗎？"——我會喜歡這樣。現在我喜歡這樣，但是我想不到這裡。

那麼這種不同的對一個比喻的態度是不是至少可以對他們的格作出區分？姑娘，微妙而有詩意，而男人，實實在在？

為什麼不？可以想象姑娘是比男人更有些詩意。但是也完全可以在她的獨特的比喻發現中看到一種矯造作，故作風雅，裝模作樣:為了想被欣賞為獨特而富有想象力，她賣一些有詩意的小動作。如果是這樣，她所說的那些倫理的和悲愴的關於世界在墮胎後不再屬於他們的話，與其說可以歸之於一個放棄生育的女人的絕望，更應該歸之於她對抒情式賣的喜好。

不，隱藏在這場簡單而尋常的對話背面的，沒有任何一點是清楚的。任何一個男人都可以說和那個美國人所說的一樣的話，任何一個女人也都可以說和那個姑娘所說的一樣的話。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或不愛她，他撒謊或是誠實，他都可以說同樣的話。好像這出對話在這裡從世界初創之起就等著有無數對男女去說，而與他們的個人心理無任何關係。

從道德上判斷這些人物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再有什麼要解決；當他們在車站時，一切都已經最終被決定了；以前他們已經互相解釋過一千遍；他們已經討論了一千遍他們的據；現在，過去的爭吵（過去的討論，過去的戲）只是模模糊糊從對話中透了出來，對話中沒有任何事被涉及，其中的詞句僅僅是詞句。

三即使這個短篇小說極為象，描寫一個幾乎典型的境況，它同時又極為具體，力圖捕捉一個境況，特別是一個對話的視覺與聽覺的表面。

請您也試圖再造出您生活中的一場對話，一場爭吵的對話或愛情的對話。最為親切最為重要的那些境況已經永遠地失去了。所剩的便是它們的象的覺（我曾捍衛這個觀點，他曾捍衛的是那個觀點，我曾咄咄人，他曾處於守勢），也可能一或兩個細節，但是，境況中具體的聽-視在它的連續中已經失去。

不僅它已失去，而且人們並不因為失去而驚訝。人們聽任現在時間中的具體丟失掉，把現在的時刻立即改變成它的象。只消講述人們幾個小時前所經歷的一個曲:對話縮短為一個簡短的概述，佈景成為幾個一般的已知條件。這種情況即使在最強烈的記憶中也同樣，它們像一種創傷，強加給神:人們被它們的力量如此惑卻並不意識到它們的內容是何等的圖表化和貧乏。

如果人們研究、討論、分析一個現實，人們分析的是它在我們的神中和記憶中出現的那種狀況。人們只在過去的時間中認識現實。人們不認識它在現在時刻，它正在經過，它在的時刻的那種狀況。然而現在時刻與它的回憶並不相像。回憶不是對遺忘的否定。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

我們可以努力地堅持記記並記錄所有的事件。有一天，重讀筆記，我們會明白它們不能回憶起任何一個具體的形象。而且更糟的是:想象不能前來幫助我們的記憶並重建被遺忘的。因為現在，現在的具體，作為要研究的現象，作為結構，對於我們是個未知的行星；因此我們既不善於在我們的記憶中留住它，也不善於通過想象重建它。人們死去卻不知曾生活過的是什麼。

四與現在的現實在消逝中的損失相對抗，這一需要小說有，在我以為，它只在它進化中的某一時刻才有。薄伽丘式的短篇小說是這種象的範例。過去一旦被講述便成為象:這是一種沒有任何具體場面，幾乎沒有對話的敘事，有如一種概述，傳達給我們一個事件的基本，一個歷史的因果邏輯。薄伽丘之後到來的小說家是些出的說書人，但是捕捉現在時間中的具體，這既不是他們的問題也不是他們的雄心。他們講一個故事，並非要把它放在具體的場面上去想象。

場面成為小說構造的基本因素（小說家高超技藝之地）是在十九世紀初期。在司各特、巴爾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那裡，小說被結構為一連串心描寫，有佈景，有對話，有情節的場面；一切與這一系列場面沒有聯繫的，一切不是場面的，都被視為和體會為次要乃至多餘，小說頗像一個非常豐富的劇本。

一旦場面成為小說的基本因素，它在現在時刻所表現的現實問題便潛在地提了出來。我說"潛在地"，是因為，在巴爾扎克或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裡，與其說這是對具體所表現的情，不如說是對戲劇的情，說它是現實更應該說它是戲劇，是它們給舞臺的藝術帶來了靈。事實上，那時誕生的新的小說美學（小說歷史下半時的美學）表現在結構的戲劇特點上:這就是說，在一個集中的結構上，一、在一個唯一的情節之上（與"騙子無賴"結構的實踐相反，後者是一連串不同的情節）；二、在相同的諸多人物之上（讓人物在路途中間離開小說，對萬提斯說來是正常的，但這裡卻被視為一個缺點）；三、在一個狹小時間的空間之上（即使在小說的開始與末尾之間去許多時間，情節卻只在被選擇的數天之內發生）。所以，比如說《惡魔》伸展在幾個月中，然而它的極為複雜的情節卻分佈在兩天，之後三天，再之後兩天和最後五天中。

在這一巴爾扎克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說結構中，情節之全部複雜，思想之全部豐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了不起的思想對話），人物之全部心理都要僅僅通過場面來明確表達；因此一個場面，就像在一齣戲劇中，人為地變得集中、密集（許多相遇發生在一個唯一的場面中），並以一種不大可能的邏輯上的嚴謹來發展（為的是使利益與情的衝突變得清清楚楚）；為要表達所有基本的（基本即對於情節及其意義的可喻而言）東西，它要放棄所有"非基本的"，也就是說，所有尋常、平凡的、常的，那些偶然或簡單的氣氛。

是福樓拜（"我們最可敬的大師"——海明威在致福克納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到他）使小說走出戲劇。在他的小說裡，眾人物在一種常的氣氛中相遇，這種氣氛（通過它的若無其事，它的冒昧，而且還有它的致使一種境況變得美麗而難忘的環境和它的魔法）不斷地干預到他們內在的故事中。

艾瑪（emma）與利奧（leon）在教堂中約會，但是一位嚮導來到他們倆這邊，沒完沒了、徒勞地閒扯，打斷他們倆的相會。蒙特朗（montherlant）①在給《包法利夫人》作的序言中，譏諷這種把一個反襯的主題引入一個場面在方法上的講究，但是譏諷是不適當的；因為這裡並不是一個藝術上的造作；它是一個發現，而且可以說是本體論的:對現在時間的、結構的發現；對我們的生活所賴以建立的、尋常與戲劇永久同在的發現。

——①henrymillondemontherlant（paris1895-paris1972），法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