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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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王泰寶買襲琅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視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詠規範，本之雅什，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制，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矇》，滑稽之，亦可奇瑋。五言之制，獨秀眾品。習翫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嶽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鹹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閒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采。此則傅鹹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調險急，雕藻豔，傾炫心魂。亦猶五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忽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利吻，不雅不俗，獨中懷。輪扁斫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

譯文丘靈鞠是吳興烏程縣人。祖父名系，任秘書監。靈鞠從小愛好學習，很會寫文章。由於要代郡守行上計，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徵召他為從事，去見領軍沈演之。沈演之說:“我從前為州吏時，去見領軍謝晦，賓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們所坐的一樣。您將來或許也會像我現在一樣。”舉薦他為秀才，任州主簿。屢經升遷後為員外郎。

宋孝武帝劉駿的殷貴妃去世，丘靈鞠獻上輓歌詩三首，其中有一聯寫道:“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造一句來倍加歎賞，授職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任為剡地烏程縣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輿東賊事有牽連而被限制不許做官好幾年。褚淵為吳興太守，對人說:“這郡的才學之士祇有丘靈鞠和沈。”於是上報為丘靈鞠申訴。明帝命他著《大駕南討紀論》。過了很久，授給他太尉參軍之職，轉遷安北記室，兼扶風郡太守，丘靈鞠推辭不就任。後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官通直郎，兼中書郎。

宋順帝升明年間，丘靈鞠升任正員郎，領本郡中正，仍舊兼職中書郎。當時正碰上宋禪讓於齊，齊太祖派丘靈鞠參加執掌詔書策令。齊太祖建元元年，他轉官為中書郎，仍舊領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束宮文書起草事務，不久又執掌知國史。建元二年，出任鎮南長史、尋陽相，升為尚書左丞。齊武帝即位，叉轉官為通直常侍，不久又兼東觀祭酒。丘靈鞠說:凡是做官都不願意經常變動，假若讓我作一輩子的祭酒，我也不遺憾。”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驍騎將軍。丘靈鞠不喜歡武職，對人說:“我應該回到東方去挖掘顧榮的墳墓。江南之地方圓數千裡，士人能獲得榮耀的，都出白這裹。顧榮卻忽然導引那些鄙夫們渡過長江，妨礙了我們的前途，死有餘辜。”於是改任正員常侍。丘靈鞠喜歡喝酒和品評人物。他在沈淵處看到王儉的詩作，沈淵說:“王令的文章大有長進。”靈鞠說:“比得上我沒有長進時的文章嗎?”這句話被王儉知道了。丘靈鞠在劉宋時代詩文的名氣很大，進入齊朝後稍稍減退。他披頭散髮放縱行跡，沒有儀表，不治理家產祖業。王儉對人說:“丘公作官沒有長進，文才也退步了。”丘靈鞠升任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後去世。著有《江左文章綠序》，起於束晉太興年，終於束晉末元熙年。文集通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郡金鄉人。祖父名弘宗，是劉宋時的南琅太守。檀超年輕時喜愛文學，放縱不羈，出仕為州西曹。他曾經與別駕蕭惠開共過事。而不肯處於他的下位。他對蕭惠開說:“我和您都是從一個老太太那兒延續出來的人，有什麼值得誇耀的?”蕭太后是惠開的堂祖母，而長沙王蕭道憐的貴妃則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後被舉薦為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遷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參軍。孝武帝聽說檀超有文才，詔令回京到束宮當差，官授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檀超多次作為藩王的輔佐官，不得志，轉官為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後檀超晉升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徵北驃騎記室，國子監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別喜歡喝酒，愛好歌詠誦，舉止平和柔順，將自己比作晉朝郗超，說是“高平二超”並對入說:“尚覺得我比郗超更為優秀些。”齊太祖很讚賞寵愛他。升任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

建元二年，齊始設置史官，以檀超和驃騎記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職。他們上表確立條例，凡開元紀號，不用宋室年號，人物的官封賞爵，都見於人物自己的傳內，無須憑藉年表來記錄。立十志，其中《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等志依照班固的體例，《朝會》、《輿服》兩志依照蔡邕、司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曄，合於《州郡志》內。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記載。而把食放進《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則把食改載入《天文志》。以建元造一年號為齊朝的開始。因為皇帝的女兒出身於皇族，所以特為其立傳，以明確她們與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關係。又設有《處士傳》、《列女傳》。齊高帝頒詔命內官外廷詳細評議。左僕王儉發表意見說:“財物糧食的重要，足《洪範》八政所優先考慮的問題。糧食財貨能夠通有無則國家富足人民殷實，所以應當編入史書，以表明對於務本的重視。《朝會志》，以前的史書都不寫，蔡邕稱道其先師胡廣的學說《漢舊儀》，這衹不過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細微瑣碎的小小儀式，不值得著錄。應當立《食貨志》，省略《朝會志》。《洪範》九疇，又稱作五行。五行的本，最先是水火的華，這是月五行的宗旨。現在應當效法前代史書的法規體例，不要有什麼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傳》也不是我這淺陋的見識所贊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異的品行的人，自然應該記載在《列女傳》內，如果她們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舊例不載入史書…高帝韶令:“月災害屬於《天文志》，其餘的就照王儉的意見辦。”檀超撰寫史書的功業尚未完成，便死於任上。江淹撰寫完成了史書，但還不夠完備。

當時有一位豫章人熊襄著有《齊典》，上限從十代開始。他的《序》說道:“(尚書.堯典》篇，叫作《虞書》，都附錄於我的敘述之中。所以通稱為齊書，名叫《河洛金匱》。”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祖父嗣之作過中領軍。父親絲之，有剛正之氣，為上虞縣令。卞彬才能品行都與眾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譏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徵召他為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貴人輔政。卞彬對後來成為齊高帝的蕭道成說:“外面有童謠說:‘可憐可念屍著服，孝子不在曰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您是否聽說過?”當時王蘊父親亡故正在守孝，後和袁粲同死，所以說是屍著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為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曰字代替，這說的是褚淵。列管，即是蕭。卞彬退出之後，蕭道成笑著說:“這首童謠是卞彬自己作的。”齊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說:“誰說宋很遙遠?踮起腳尖便能望見它。”齊高帝聽了這話，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軍參軍之職。他家貧窮，外任南康郡丞。

卞彬頗能飲酒，放形骸。作《蚤蝨賦序》說:“我居家貧困，布衣裳十年沒有添制。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託，憑藉它度寒過暑，從來沒有更換。身體多病，起居疏簡易，裹著破棉敗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鬆懈怠惰，懶於侍皮膚，洗刷不勤，沐浴失時，四肢多，加上惡臭汙穢，所以在葦蓆蓬帶之間，跳蚤嘰蝨遍佈叢生。周身奇癢，無時無刻，抓摸撓癢整不停。諺語說，早上出生。糝蝨子傍晚就有後代。像我身上的蝨子，沒有熱水洗刷的愁慮，斷絕了互相哀弔的憂思，在長期不洗的爛衣破裳之間宴享聚會，衣服從不變換，手掏齒齧不能於身；我格輕慢不拘遲緩懶散，又不勤於搜捕征討，所以它們子子孫孫，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這裹用簡略的語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實的記錄。

授卞彬為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縣令，車騎記室。卞彬生喜好飲酒，以葫蘆、瓠瓜、杬木皮作為菜餚，戴絲帽十二年也不變換；用大葫蘆作火籠，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稱為“卞田居”稱為“傅蠶室”有人勸諫他說:“您一切的儀態品行都不持守，那麼名譽爵位怎麼能夠上升?”卞彬說:“擲五木，擲了十次便收藏起來，這是擲子者的笨拙。我喜歡擲五木，正想把它擲個痛快。”永元年間，為平越長史、綏建太守，死在任上。

卞彬又作了《禽獸決錄》，認為禽獸是:“羊惡而狠毒，豬卑鄙而率直，鵝頑固而傲慢，狗險惡而詐。”這都是指斥權貴。他的《蝦蟆賦》寫道:“系青帶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說這是比喻令僕，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諾諾，群集浮游暗水。曰以繼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樣。”世人說這是比喻令史諮事。卞彬的詩文傳於民間。

永明年間，琅人諸葛勖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斥祭酒以下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在東冶，因此作《東冶徒賦》，世祖見了，赦免了他。

又有陳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詩文。他對人說:“我的詩應當要用大材來壓住它，不這樣的話它就要飛離開去。”建武末年，作諸暨縣令，後被王敬則殺害。

丘巨源是蘭陵郡蘭陵縣人。初年這地方被劃給丹陽郡，以後才歸屬蘭陵鄒。丘巨源年輕時被推舉為丹陽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大明五年，敕命他協助徐愛撰寫國史。運遊崩，江夏王劉義恭把他要去執掌書記。宋明帝即位，令他參預詔誥，引用在左右之列。從南臺御史轉作王量鎮軍參軍，因守父母之喪而回家鄉。

元徽初年，桂陽王劉撾在尋陽，認為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接他，並贈送錢物。丘巨源託蕭道盛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師。生陽事發，派他在中書省撰寫符檄，掛釐之亂平定，拜官為奉朝請。

丘巨源希望獲得封賞，但沒有得到，於是就寫信給尚書令袁粲說: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對於人事的估量則愚昧不明，以為赤誠能動上達於天庭，獲得獎賞以回報我微小的期望；豈料寂寞無聲息，倏忽問已過三年?評論者必定會說撰寫符檄記錄公文衹是些低賤的伎倆。不是執掌生殺大權的人所期待的；開導勸諫也是些低下的雜說，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應當依託的。然而，事物總是先有名義後有事功的，軍國原有的典章，已將七德九功，明載於當世。仰觀天星排列，則右為將而左為相，俯家人倫次序，則西為武而柬為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現一類的人物。

去年兵變事起非常緊迫迅急，雖然元兇很快被剿滅，但世人的思想情緒卻更加惑昏亂。茅恬、千齡相繼開城叛變，當此之時，那些心朝向著胡、越，去新亭奉的士人百姓多得充了道路，投名報效朱雀的，無論蠢笨者或是聰明人，幾乎萬人空巷。但別人被惑我卻沒有被惑，別人敬畏我卻不害怕，這是第一點要講的。

在新亭能臨機應變，刀斬殺賊子的，衹有張敬兒一人而已；而在中書省能奮筆指賊無所顧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較，誠然各有優劣，但面臨死亡以決定成敗，抵抗崩天的強敵和不測的災禍，請問世界上這種膽量誰能比得上?這是第二點要講的。

再則當時局勢動盪，朝廷普召文人學士，聞風而至者，無不盡集黃門、中書省，並不缺少那些鋪張文筆顯揚辭采的人，那麼替朝廷撰寫符檄的當是大手筆，為什麼反而要去依賴凡夫俗子呢?如果由於賊人強盛，勝負難測，所以群賢膽怯而不敢染指於筆翰，則我應該因為勇敢而獲取獎賞；假如說由於撰寫符檄是很難的，必須要筆力雄傑的人來完成，所以群賢推選能人而委託於我，則我應當以才幹而被賞賜爵位，這是第三點要說的。

我曾私下看見懲罰桂陽賊子的條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夠得到赦免，李恆、鍾同在其中，戰敗後出降，他們的罪行也一塊被免除，而吳邁遠卻被滅族。諭處罰則拿筆的文人遭受大禍而拿刀槍的武人卻無大害，論賞賜則武人獲得特別獎勵而文人卻被埋沒，這是第四點要講的。

況且吳邁遠行文措辭，並沒有什麼盛氣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饅罵汙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假使桂陽王能實現自己的志向，那麼我若不被車裂于軍門前，便被斬在都市中，嬰孩也被剁成泥，這是值得深慮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五點。

以往軍旅中，萬餘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餘的閒散人員，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夠攀龍附璘，如雲一樣騰飛高翔。至於像我這樣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憐。徒然掌管敕書符旨這類大事，卻白白地湮沒無聞。難道肩扛盾牌於塵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持文牘事務處於前列者，則全不是魯連嗎?我很癲狂。國家選用迅捷的快馬，馳聘於烽煙旌旗的戰場；皇上擇取峻逸的飛烏，騰飛在遍佈羅網的地方。我既能夠凌駕於敵人之上而不退縮，爭先馳飛而不辜負上司的期望，確實應該獲得微薄的賞賜，稍稍沾點宴飲的光。可是卻像蜉蟻一般被拋棄於溝壑之中，如土灰一樣被扔擲在賞論之外。那些隨從跟著參戰的人，既沒有武藝又不勇敢，都憑藉這點登上了高高的官階；平凡舒適地在臺府供職的人，既沒有文才又不具備武略，卻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這樣的窮迫困窘，看別人卻那樣輝煌騰達，人既非草木，怎麼能消除這不平的聲音。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終於沒有被滿足。

丘巨源相繼輔佐各王府，轉官羽林監。齊建武元年，為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謝完畢，不樂意去江外，變世擔問他原因，丘巨源說:“古人云:‘寧飲建叢水，不食選員魚。’臣年事已高，寧肯死在建業。”於是派他作餘杭縣令。

沈攸之事件時，太祖派丘巨源為尚書符荊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獲得特別的獎賞，但未能如願，從此以後心中常懷不滿。當齊高宗還是吳興太守時，丘旦遜曾作《秋胡詩》，內中有譏諷語言，所以後來因別事而被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臨沂人。年輕時跟隨陳郡人謝超宗學寫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語枯澀，缺乏風度。宋建平王劉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時，作有《觀法篇》，王智深寫文唱和受到賞識，被徵用為西曹書佐。他貧寒沒有衣，還未走馬上任，劉景素便起事失敗。王智深後出任為州祭酒。齊太祖還是宋鎮軍將軍時，丘巨源便將王智深推薦給了太祖，被任命為府行參軍，又拜授為豫章王國常侍，調任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齊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計劃為袁粲立傳，請世祖審定。世祖說:“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約叉記錄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瑣的事情，齊世祖派近侍對沈約說:“宋孝武帝的事蹟不容貶毀。我以前曾經臣事於宋明帝，您要考慮一下禮儀上的韓惡之義。”於是宋明帝的醜事便被省略刪除了很多。

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紀》，在芙蓉堂召見他，賞給衣物服飾，賜給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訴說家境貧寒，王說:“必須等到您將書寫成後，再講俸祿之事。”書寫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後在璇明殿召見王智深，命他寫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鬱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這部書，王智深升為競陵王司徒參軍，後因犯事而被免職。江夏王蕭鋒、衡陽王蕭鉤對待他都很好。

當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寫《宋紀》，書中常表現出懷戀之情。很小時父親便死了，所以祖母給他取名為愍孫，以後因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為袁粲。會稽人賀蠶譏笑這事，因此王智深在書中對這事作了一番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