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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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脫。酒杯很玄地在我們的掙扎中傾過來傾過去，他一把取締它，擱在身後的辦公桌上。人們第二天會看見銀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紅痕跡。他發出“嗯？嗯？”的輕柔誘導聲，徵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結束在清潔工走進來之前。我穿著及腳面的長裙，裙裾拂下來，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後取下衣帽鉤上的大衣和圍巾，我突然決定不與他同路。

這之後的同路會一塌糊塗。我急匆匆走過處處有菸頭灼眼的走廊地毯，走過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態的空桌椅在白光燈中發出回聲，他喊著我的名字追來。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圍脖。

電梯裡走出推車的清潔工。車輪子轟轟地輾過地毯，小夥子哼著永遠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問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鍵鈕，電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這個一百多年曆史的學校有個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門打開得特別慢，這樣“刷…”一下。我們都不說話了:電梯門外是個昏暗亂的巨大場地，堆著許多年許多年的垃圾，層層疊疊的殘疾課椅。我們都沒想到這幢樓會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倆才想起捺鍵鈕，讓電梯載我們回升。

如果時間到了請打斷我。

已經過了？

…

你太體諒了。

好的，我一定。

差點忘記——你讓我記下的心裡閃過的念頭。不全。

我畫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標著最醒目記號的事。就是那個耳光。

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

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本。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係，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發生了什麼。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

“無產階級”沒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徵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致瞭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初夏的風哆嗦著白楊葉片。批鬥會的標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排樓狀。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歪斜的十字架上。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批判會場是木板搭成的臨時舞臺，沒人可鬥時它也不荒著，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臺。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賀叔叔前垂吊著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的鞠躬。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臺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措向舞臺中央的賀叔叔。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鈕釦丟了兩顆，前襟被鼻子出的血塗黑一片。乾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就是一半留髮，一半剃禿。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觀眾。常常是觀眾。看歌舞，看演說，看人兌換主席像章。飛機制造廠停工，有足夠的鋁去鑄像章，越鑄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現在看著賀叔叔僅剩的頭髮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個陌生者、他忽然看見了觀眾中的十五歲少女。是我。他不知道這少女該不該來觀看。他還想對她笑一下，表示他並不和人們一般見識。不那麼大不了。他沒能做到，給我看到的是那滿腹委屈滿心屈辱。他沒看見我爸爸，右手深在外套口袋裡。

那隻手捏著兜裡掖藏的幾頁批判稿，像當年賀叔叔的手撫摸著找爸爸替他寫的小說，橫豎拔不出來。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頭髮，肚子微腆，臂上賓著紅衛兵袖章他們爬上舞臺，如京劇中老生那樣抖抖的指頭將賀一騎數落著。

許多崇拜賀一騎的讀者們特地趕來，從遠郊來的人自行車上蒙一層厚塵如出土文物。崇拜者們聆聽一個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念批判稿。賀一騎也好，作家們也好，從此都卸了妝。如此地當著大庭廣眾，在舞臺仁隆重地一點一點地卸妝。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術家、音樂家站左一堆，也戴紅袖章，卻不好好地戴到位置_上，讓它聾拉到袖管口。我講過我爸爸一向的裝束:料子是祖母遺留的，設計是他自己的。總是與他存在的時間、空間有一點差錯。

已經不倫不類，再加一個位置不對的造反派紅袖章。他既不願意放棄個建樹，印象的製造，又企圖同化於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樣子，面蒼白，神經質地眨著眼。

崇拜者們聽懂了一件事；每個人控訴的內容，都包涵這個事實，賀一騎從來沒在稿紙上連續扒過四十分鐘。除了《紫槐》，他從來沒有動筆寫過任何作品。他們說，賀一騎，你奴役別人；你從一開始就相上了一個軟弱而有天資的人；讓他替你寫了八十九萬字！

我爸爸的臉突然紅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臺。

右手還那樣，深在外套口袋裡，像賀叔叔一樣，捺在隨時會響的武器上，我看著這張酒醉似的紅臉。有這麼一張臉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開，不想知道將會出什麼事。我見我爸爸踏上木梯階，本沒覺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連貫和手腳的協調都出現了梗阻與變態。笨拙而難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紅袖章，我父親那麼嚴肅冷峻地在開大家一個玩笑。他走到賀叔叔旁邊。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場。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動勢。也許他寫得不那麼惡意十足，寫得生動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滿不得志者的正義和倒算。可是太近了，離賀叔叔微微發胖的身軀己不到一步。

賀叔叔這才意識到誰來了。他向爸爸轉過臉。有幾個月了，他們彼此分離，此情此景的相見，他有點戰亂中相逢的悲喜集。就在他與爸爸照面的剎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來了，竟是空的。那隻手從口袋的底部出發，從他自己也不能預估的暗地發動，它漸漸成形了一個動作，一個被叫做“捆耳光”的動作。我爸爸、賀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時明白這個動作的意義。在它的釀成和發生之前，我爸爸和賀叔叔以及臺下上千人一樣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為這隻手出發前的目的地並不明確，在完成旅程後，它頓時驚覺地回顧。我爸爸的整個意識開始回顧。

他從來沒有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體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

沒有，人們一時靜靜的，反應斷在那兒。

賀叔叔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中頭偏了一下。像是看著那一巴掌打在別的人或別的物體上。過了一會他才逐漸清，被打的客體正是他自已。又過一會，他才抬手去摸被捆的那塊面頰。他不是因為被捆痛，被捆出火灼般五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邏輯、頭緒來。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個耳捆子存留在那裡；不管他會不會忘卻和原諒，它都永遠存留在那裡。不摸他絕對不相信它會從他最信賴最不可分離的朋友那兒來。

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看見賀叔叔那雙眼睛，那裡面有一點點天真，來自自信的天真。它們就那樣看著我爸爸，像是說:你怎麼啦？

耳光還在初夏黃昏的空氣中一圈圈的擴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盪開，賀叔叔就那樣看著我爸爸:你到底怎麼了？

我得承認，賀叔叔眼睛裡的其餘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明、成、對權術的通曉。是雙厲害的眼睛，表面上有著農民溫暖的笑意。它們正是看透了人的弱點而能做他們的領導，發揮他們的長處，最好地開發他們的長處。看出袒護和嬌慣人的短處是開發他們長處的始點。因此，它們寬厚地審視人們的短處，給予悅然的默許。

賀叔叔摸了一下臉頰:沒有口角血那種電影鏡頭，只是微細地泛起一層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