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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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從不主動與人提起生，甚至對親人，甚至對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記，後來就真的忘記了。十八歲之前，是沒人記起我的生，十八歲之後，是我不願與人提起。不錯，是十八歲那年。

學校大門外是坑坑窪窪的路面，窄窄的向一邊傾斜。跨過馬路，我到背脊一陣發涼——一定又被人盯著了。

不敢掉轉臉，只是眼睛往兩邊掃:沒有任何異常。我不敢停住腳步，到了賣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轉頭，正好一輛解放牌卡車急駛而過，濺起路沿的泥水。兩個買冰糕的少年跺腳，指著車亂罵，泥水濺在了他們的短褲和光腿上。老太太將冰糕箱往牆頭拉，嘴裡唸叨:“開啥子鬼車，四公里火葬場都不要你這瘟喪！”一陣混亂之後，小街還是那條小街。

我楞楞地站在雜亂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說話太多，得自己神神經經？從童年某個歲數起，我時不時覺得背脊發涼:我到有一雙眼睛盯著我，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見了釘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過。

那個男人，頭髮亂蓬蓬的，從沒一點花哨彩閃入我的眼睛。他從不靠近我，想來是有意不讓我看清。只是在放學或上學時間才可能出現，且總在學校附近，也從不跟著我走，好象算準了我走什麼路，總等在一個隱蔽地方。

這一帶的女孩，聽到最多的是嚇人的強姦案，我卻一點沒害怕那人要強姦我。

我從未告訴母親和父親，不知如何說才好，說不清楚。很可能，他們會認為是我做了什麼不規之事，必將臭罵我一頓。好多年我獨自承擔這個秘密，漸漸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懼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著背脊——大約隔半月或十天，我總有背脊發涼覺。此事本沒什麼可怕可恨，可能與生俱來，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人一輩子，恐怕總會有某個目光和你過不去，對此，我可以裝作不在乎。說實在的，平時願意看我一眼的人本來就太少。

而每次我想抓機會捕捉這個目光，不過是為了某種確定，就象小心地逮一隻翠綠的蜻蜒。每次這目光都能躲開我:或許虛飄飄的東西本不應該拽緊，一旦看清，反有大禍？

我不敢多想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閃忽離，許多事糾纏在一塊，串成一個個結子，就象我行走的小路邊，石牆上的苔蘚，如鬼怪的髮一般，披掛下來。

2我的家在長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並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溝坎。如果長江發千古未有的大水，整個城市統統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還會象個最後才沉沒的小島，頑強地浮出水面。這想法，從小讓我多少到有點安。

坐渡船從對岸朝天門碼頭，可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渡口:野貓溪和彈子石。不管過江到哪個渡口，都得在沙灘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鐘左右，才能到達半山上我的家。

站在家門口的岩石上，可遙望到江對岸:長江和嘉陵江二條河匯合處，是這座山城的門扉朝天門碼頭。兩江環抱的半島是重慶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樓房，象大小高矮不一的積木。沿江岸的一處處躉船，停靠著各式輪船，淌下一路鏽痕的纜車，在坡上慢慢爬。拂曉烏雲貼緊江面，翻出處處閃閃的紅鱗，傍晚太陽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裡，從暗霧中拋出幾條光束。這時，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燈火跳閃起來，催著夜降臨。尤其細雨如簾時，聽江上輪船喪婦般長長的嘶叫，這座夜被二條奔湧的江水包圍的城市，景變幻無常，卻總那麼淒涼莫測。

南岸的山坡上，滿滿地擁擠著簡易木穿鬥結構的小板房、草蓋席油氈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朽爛發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進去就暗糊糊見不著來路，這裡擠著上百萬依然在幹苦力勞動的人。整個漫長的南岸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排水和排汙設施:汙水依著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著大雨衝進長江，或是在炎熱中腐爛成泥。

一層層的汙物堆積，新鮮和陳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樣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鐘，能聞到上百種不同氣味，這是個氣味蒸騰的世界。我從未在其它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場，聞到過那麼多味道。在各異味中生活，腳踢著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為什麼要長個鼻子受罪。

老是在說，抗戰時本人投下的炸彈，有好多沒有爆炸，落在山坳溝渠，埋在地底；國民黨1950年才最後放棄這個城市，埋下炸藥有幾千噸，潛伏特務十幾萬——也就是說，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務，經過五十年代初的大清洗、大鎮壓、大槍決，依然可能有無數特務漏網。解放後入了共產黨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裡，他們——男特務女特務們——都要出來搞破壞，殺人，放火，姦，做各種壞事。他們不會在對岸中心區的水泥大廈間、柏油馬路上活動，喜歡偷偷潛行在這個永遠有股臭味的南岸:這個本來不符合社會主義形象的地方，自然該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出沒。

只稍走出門來，倚著溼溼的牆，側著耳朵聽:打更一聲聲敲著黑夜，沒準一個蜘蛛網罩住的房門，會神秘地出一隻舊時代的紅平絨繡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轉角的男人，黑氈帽壓低，腿上藏著尖刀。陰雨天暗時，走在髒水漫窄坡上的每個人，都是一副特務嘴臉。隨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二尺，沒準就可挖到未爆炸的炸藥炸彈，或是一本寫了各種奇怪符號的密電碼本，或是用筆記錄了各種怪事的變天帳。

而一江之隔，半島之上的城中心，便有許許多多的區別，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到處是紅旗，政治歌曲響亮歡快，人們天天在進步，青少年們在讀革命書，時刻準備長大做革命的幹部。江之南岸，是這大城市堆各種雜爛物的後院，沒法理清的貧民區，江霧的簾子遮蓋著不便見人的暗角，這個城市腐爛的盲腸。

從過江渡船下來，顫顫悠悠過跳板，在礫石和垃圾的沙灘上走上十多分鐘，抬起頭來，一層層一迭迭破爛的吊腳樓、木房、泥磚土房。你只會見到一個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魂陣，唯有我能從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磚的房子，面前一塊岩石突出在山上，伸向江面。這一帶的人都管這一角叫八號院子嘴嘴，它位於野貓溪副巷。野貓溪副巷整條街只是一條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級低低高高不勻，苦楝樹，黃桷樹，還有好些有時臭有時香的植物，歪立著好些早就應當倒成一堆堆木塊的破房子。八號院子嘴嘴院牆和大門黑黝黝，一側牆紅黑磚相間，任意地潑了點彩。那是得福於一場雷雨，電劈掉了半壁牆，重砌時，碎磚不夠，找來一些紅磚填補。

這還不是我的家。從窄小的街上看，只會看到一個與整個地區毫無二致的灰暗屋頂。和八號院子平齊的是七號院子，我家院子是六號，順山坡地勢，略略高出前二個還象樣的院子，牆板和瓦楞長有青苔和黴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個廚房，四個閣樓。大廚房裡有一個小回廊，連接後院，還有陰暗的樓梯，通向底層的三個房間和兩個後門。

這麼一說，象個土財主的宅子。的確，原先不知道是個什麼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產黨來了，房主人很聰明地落個下落不明，傢俱和幾臺土織布機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裡的水手家屬們，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動佔領了這院子。所以當我說的什麼堂屋，迴廊，後院，偏房，閣樓等等，只是方便的稱呼。

這個原先的獨家院子住了十三戶人家，不管什麼房間都住著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鄉下親戚人時來時往，我從小就沒清過這個院子裡住了多少人，數到一百時必掉數。

3我家一間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釘著六柱子，象囚室。其實我們這種人家，強盜和小偷不會來光顧。窗只在下雨時在冬天夜裡關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牆房擋得嚴嚴實實，開了窗，房裡依然很暗，白天也得開燈。從窗口使勁探出頭往那牆頂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黃桷樹的幾枝丫丫。從中學街場壩下的小溪，在樹前的峭壁上衝下陡坡，從那兒入江裡。夜深人靜，溪水嘩嘩響，一點也不象野貓，倒象一群人在吵架，準備豁出命來似的。

我家幸好還有一間閣樓，不到十平方，最低處只有半人高，夜裡起來不小心，頭會碰在屋頂上，把青瓦撞得直響。有個朝南的天窗，看得見灰暗的天。

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二個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閣樓裡兩張我父親手做的木板，睡六個孩子。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裡，一個藤繃架子，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屜櫃，一把舊藤椅，一張吃飯桌子。

家裡孩子大了，夜裡只能拆掉父母房裡的桌子，放一個涼板，兩個哥哥睡。白天拆掉涼板，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洗澡的時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說起來手續繁雜，成了習慣也簡單。

1980年，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1951年2月1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父母只帶著二個女孩。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勵生育，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且不怕打核戰爭，炸死一大半人，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邁入了十億。

從我生下，我們一家成了八口，我從未覺得家裡擠一點有什麼了不起，以前，下鄉隊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來，現在文革結束了，知青返城，開始長住家中。到1980年這二間板房快擠破開了，象個豬圈，簡直沒站腳的地方。這年夏天的擁擠，得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著火。

幾天前母親對我說，大姐來信了，就這兩天回來。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鄉隊知青，因為最早，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她離過三次婚，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歲，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裡一扔，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