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九四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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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十六歲的時候）懷著自豪的心情認為，我曾經為我的專業（是選擇的還是命中註定的，我不知道）工作得太辛苦了，但是我相信並非虛誇，而是充滿了自負，但也是自卑的，我太？以致在我的無意義的編年史中不能留下似乎比我準備留下的印記較好的印記。”需要幸福的舒適和相當大的毅力才能避開極度的頹喪。這種舒適在天時達到了。當時福克納開始找一套大的房間，足夠他、愛斯蒂爾與吉爾住。四月底，他找到了一個。他寫道，這套房間小，沒有庭院，但是“幽靜、方便又並不鄰近好萊塢。”這同羅萬·俄克是一個大的變化，但是他們喜歡它，至少一家人可以住在一塊兒。對福克納帶愛斯蒂爾和吉爾到加利福尼亞的決定一事，梅塔·杜赫蒂覺得被騙了，她不再去見他。福克納從一個令人頭痛的任務換成另一同樣頭痛的任務，從《霧都倫敦》到《吾儕中的陌生人》，然而仍然不能寫小說，據他回憶，他比任何夏季有了較多的空餘時間。在一九四四年六、七、八月，愛斯蒂爾較小地，吉爾則較大地充實了他的生活。他掙的薪水為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時的三分之一。當年他租了一幢寬大的房子、僕人房間住著一個廚子和一個司機，住得滿滿的。如今，他們有一個小的套房、沒有僕人和汽車。然而他們的生活既不那麼辛苦，也不那麼令人陶醉。他們參加少數的社集會，作一般的遊覽並且經常在外吃飯。六月二十四，他們慶祝吉爾的十一歲生。隨後的幾周，她在伊利莎白·泰勒上學的學校裡上騎馬課。在星期天除外的零星的子裡和大多數情況是在週末，她在傑克·霍斯的格林德爾訓練賽馬的馬廄旁騎馬，有一次是和她的母親一塊兒騎，經常是和她的父親一道騎。

那年夏天，因為騎馬使得吉爾快活，騎馬減輕了福克納的工作。他為工作苦惱，準備辭掉，假若吉爾不高興，就帶她回家。但是騎馬使吉爾更接近她父親。福克納遺憾他們經常分開，他知道。她的童年快要結束。福克納珍惜那個夏天他們在一塊兒的時光。雖然他自己的童年不時被失望與痛苦所打斷，他仍然滿懷深情回顧年少之時。童年以後的年年歲歲，他尋求似乎在起作用的規則而一無所獲，探索事先沒有加以簡化的做事的方式也毫無結果。現在他越來越被一種思想所糾纏；即他不僅力在下降，而且他已經失敗了。他通過吉爾，去回顧自己的童年，回憶起只有這麼一次，生命對他來說似乎是完整的和幸福的，無需想象的馴服就可以接受，他曾經一度把這叫做定期的整形美容術，但是他最經常把這想作是實際的昇華。他仔細地看著吉爾從拍岸的海中走出來的時候，巴斯給她拍的一張照片，他看不見在她面前展現的象夢一般的世界，而只是正在消失中的世界。雖然他知道吉爾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仍然認為童年是生命的最好部分。

“童年很快就要過去”他對他的朋友說“這是童年的結束，她將長成一個女人。”假若福克納被授與的是另一個可憐的任務，他大概不能忍受吉爾和愛斯蒂爾離開去奧克斯福，並開始另一個學年。從五月到八月，他從一個電影腳本到另一個電影腳本，找來找去都找不著使他中意的。八月，他開始為霍克斯寫作關於雷蒙德·錢德勒的作品《呼呼大睡》的電影腳本。雖然朱裡絲·弗仁曼在電影表演方面小有聲譽，但是福克納的主要合作者是一個叫萊·布拉克特的青年作家，他和這個年輕人合作很融洽。如他的年輕的合作者後來寫的，因為他仍然想寫“不適合於演員口頭順暢他講的”對話，他們不得不在試演中一再修改。但是霍克斯喜歡那種辦法，漢弗萊·博卡特與勞倫·巴卡爾也已習慣了。

在《呼呼大睡》電影仍在拍攝之際，福克納繼續有節制地艱苦寫作。十一月中，稿子寫完，他的身體實際上已經垮了。他又和朋友們生活在一塊兒，有幾分是為了節省開支，有幾分是為了減輕生活上的孤寂，有時他也騎騎馬。但是似乎毫無效力，甚至梅塔·杜赫蒂也沒有辦法。聽說愛斯蒂爾已經離開，福克納狂醉濫飲，梅塔又來看他。他們一道為《呼呼大睡》工作，相互間按時見面，他們又部分地恢復了“當初”共同享受的甜生活。但是現在他幾乎已離開羅萬·俄克一年了，也不再寫作。

“有時我想到假若我更多地接受治療或寫電影腳本，我將失去我作為一個作家的任何能力，”他說。七月，馬爾科姆·考萊已經寫完，提醒他已經知道的情況:在出版界裡，他的名聲很壞。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考萊在三篇論文的第一篇裡一開頭就呼籲對福克納的成就作一個重要的重新評價，並提醒讀者們福克納的十七部著作只有一本還在出版。

孤寂和消沉紛至沓來，福克納開始更多地喝酒。他的朋友們，特別是巴斯、梅塔和約·帕幹諾竭盡所能照顧他。他們知道他對於他叫作爐灶和監獄的地方多麼討厭，他們竭力親自照顧他。他們在工作上頂替他；夜裡，他們儘量把威士忌藏起來或定量給他一點。有時仍有這樣的情況，他喝得酩酊大醉，他們只好將他帶到谷地的一個私人醫院去。鑑於他的朋友飲酒暗含著對身體的自我戕害，巴斯就努力勸說他。

“不要走那條路，比爾，”他說“你太寶貴了。”但是照顧也好，要求也好，一概不中，都不能阻止福克納。終於他請假離開。他需要出去，他願意停止工作三個月，不拿報酬。假若他們讓他起程回到密西西比去，他甚至於可以同意利用自己的時間進行追加的重寫，不取報酬。

十二月十五，他回到了羅萬·俄克，一週內，他的情緒高了起來。他寫信給考萊表示，並回答所提問題，他也表達了自己的沮喪和痛苦。他說，南方對他並非特別重要，它只不過是他知道的這樣一個地方，既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壞。他繼續說，生活“是一個現象，但並不是一個新奇的事物，和瘋狂的越野賽馬一樣是漫無目標的，在此時間內，無論在什麼地方，人們都散發著同樣的臭味”然而被誘陷的思想卻消失了。他決定可以延長離開到六個月，他覺得不僅可以“不受好萊塢拘束，”而且可以不受它的控制。

“我可以在好萊塢工作六個月，在家呆六個月，現在我已經習慣這樣了，並且可以把電影工作集中起來在另一個房間去作。”一月，他又寫作他的寓言，已經安排好在蘭登書屋出版“據說，假若採用此稿，大約在三月份可得預付稿酬兩千或三千美元”他寫信給出版商們說，談到他整個事業的大部分，他曾經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詩人，只有靈和強烈的信念及對他正在作的事情的價值和真理的信心以及對修辭的無限勇氣（個人的樂趣也在其中，我得承認這一點），至於對其他則知之甚少，也不關心。”現在他正在“寫和改寫，推敲每一個詞。”這個改變意味著，現在寫作會佔去較多時間，這個事實苦惱著他，但是他認為那標誌著新的成:“我已終於成了”他說。

實際上，他的新著作表明是不同種類文學的本轉變。似乎他寫作的才華以前與其說是從屬的，不如說是壓倒的前意識的，如今已變成完全是自覺的了。在給馬爾科姆·考萊的一封信中，他指出，他總是“著意描述人物而不是描述概念，”甚至在他的結構上最為複雜的和實驗主義的小說裡也是如此。他說，考萊對《押沙龍，押沙龍！》的看法是對的“我首先（我仍然認為）說，我認為那是一個好故事，我相信昆丁可以比我在此情況下講得更好。但是我地接受你們所有的推斷，即使我在寫作中沒有有意識地並同時地同意將它們寫進去。”另一方面，在他的寓言裡，他每一步都使思想和象徵主義有意識地、同時地和故意地表達出來。

幾年後，他寫完《寓言》之前不久，福克納描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業——“他的全部傳記”——透出來是一個軼事或寓言:一個有意義的夢，安德森在其中把自己描述為“牽著一匹馬沿著鄉間道路走了幾英里，他試圖將馬換一宿的睡眠——不是換一張過夜，而只是換睡眠本身。”在福克納關於安德森的夢的解釋裡，這匹馬成了安德森決不能全部接受的這個世界“他自己的美國，”而安德森的生活成了這樣的一個情況:他曾經以“幽默、堅韌與屈辱，但主要是以堅韌與屈辱，而獻出的東西，去換取有利於他自己的夢想的純潔與完整以及艱苦而堅毅的工作與成就的”一個世界“《溫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勝利》是這些成就的徵候與朕兆。”福克納對安德森的夢——寓言的解釋在幾個方面是有趣的:其中之一我已指出過，在瞭解他自己的詩歌的矯造作的風格方面是有用的。但是福克納關於安德森對“確的探索”的描述對於福克納在寫作《寓言》中的實踐也有很大關係。福克納說，安德森寫作“辛辛苦苦、冗長而令人生厭並且不知疲倦？好象他對自己說:‘這無論如何都將是、應該是、必然是無懈可擊的。’似乎他寫作甚至不只是為了消磨經常關心的、永不滿足的對榮譽的渴望？而且也是為追求對他更為重要和緊迫的東西:甚至不只是為了真理，而且也是為了純潔、純潔的準確。”早先在福克納從詩歌轉向小說時，他已學會了相信據說他自己正在等待的價值和隱含的形式。現在，他在寫《寓言》，正“推敲著每一個詞。”他似乎相信假若“他保持了風格的純潔和完整，”那就夠了。他所想到的新的成因此非常象他作為詩人的實踐。他正又一次使自己專心致志於極端純潔與考慮周竊的普遍，其特點大概甚至更不符合於小說而符合於詩歌。

結果有幾個。一個大的結果是:福克納似乎事先沒有解決重點和方向的問題，就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寫作。在他所有的小說中，現實主義和令人驚訝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在他的全部小說裡，我們碰到了重複發生的主題和一再出現的事件；碰到了大概不可能的，甚至不熊令人置信的事件以及明顯的獨特和偶然。但是甚至在他小說中的最象的篇章裡——例如《卡爾卡松》——都是以令人神往的形象開始而不是大道理；他的最偉大的著作就是以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地·康普森，湯姆斯·薩特彭）和今人神往的形象（如地爬上樹、薩特彭敲大廈的門）開始的。為了期待那樣的人物和事件出現，他發現了實現探索和產生意義的情節。但是他的新著作的幾個已知事實——《無名士兵的傳奇》、《耶穌受難的故事》和將這兩者合進《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裡去的想法——是那麼截然不同以致必須使他的小說方法的特點來一個逆轉。似乎他已開始試圖使不足憑信的東西質變為實際的東西。他又一次發現自己不僅全力以赴地在追求文體上的完美而且追求道德上的傾向，不僅追求純潔而且追求預言的現實意義。

幾乎是深思慮的梗概，其寫作與其說是很慢不如說是規模宏偉:“寫完這部稿子還要花一些時間，它可能是我的史詩似的詩？我大約有十萬字，現在我把它們改寫為大約一萬五千字。”從考慮那麼周密的一個方法出發，象對自己和事業的直接考驗的某種東西似乎會隨之而來，這幾乎是肯定無疑的。象寫作一樣，這個考驗證明是緩慢的、痛苦的而且不過是部分地具有決定的。他對自己已經寫完的和正在寫的稿子的價值拿不準，他只知道自己已經落入陷阱，並且時間正在花光。他總是處於“或者為了混飯吃而製濫造，或者隱居起來艱苦創作”的危險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間繞圈子了。為了變賣自己，他必須“在大約六月一”回到瓦爾納那兒去。他做著“一個尋常的毫無據的模糊的夢”夢想著在他寫完他的書時，可以掙足夠多的錢，以便繼續活著。他已經得到一個普通的結論:“除了電影以外，他絕對掙不到足夠的錢以呆到償清債務。”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歐洲勝利後的一個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亞，決心“改寫整個事實，”以繼續完成他的《寓言》。幾周裡，他遵守已經定下來的一個時間表:在去電影製片廠之前，他每天寫作四個小時。他和貝仁萊茲一家住在一起，並和巴斯一道使用長期票乘車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們到驚訝，他們回憶他去年十二月以來他按紀律進行寫作，飲酒有所節制。在電影製片廠，他開始改編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題為《種馬之路》的小說。他相信可以使這個工作不致干擾自己的寫作。據朗斯翠堤回憶，他的電影腳本是“昂的、彩的、狂熱的”；雖然它與這個電影製片廠的要求相差很遠，可它是“一個卓越的著作，”以後可能“製成一部新影片。”結果是，福克納的規律生活沒有持續多久，他常常需要額外的錢，他接受了一個同時兼兩個職業的工作，在一個非瓦爾納兄弟公司財產的珍·雷諾電影製片廠兼職，以喬治·舍辛斯·皮裡的題為《秋天在掌中》的關於佃農的故事為基礎進行改編。後來，他同意與馬爾科姆·考萊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納袖珍本》上進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聖殿》外，都不再發行，出一個選集顯然是無礙的。此外，考萊心裡打算的（將他的“整個著作”用圖片介紹出去）象他幾年前就設想的一個計劃一樣在他耳際迴響:“讓我們想一切辦法寫關於我的不足憑信的縣的一本金韋。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點那種質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從父親到兒子再到孫子，按字母順序排列。”福克納寫信給考萊，表示非常動。他同梅塔談和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表示越來越沮喪。幾年來，他一直相信瓦爾納兄弟公司的關於合同的幾個諾言，他在奧克斯福寫作會付給更多的報酬。但是這個電影製片廠在六月著手履行黑爾登合同中關於另一個五十二週在規定時間內選擇購買的特權。傑克·瓦爾納繼續大放厥辭，說是以每週三百美元買下了美國的最大作家。福克納有時覺得，他可以對付好萊塢，限制其要求，完成給的任務，同時進行他自己的寫作。但是自從他寫完對於他關係重要的作品以來，三年的時光已經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書決沒有出售，也不再發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勞動”（創作我那不足憑信的家鄉）來掙錢。但是他“還有少數東西可以加上去，”並且他需要對好萊塢進行選擇。他可以試行另一種受僱寫文章或寫社論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裡寫就成。

“我認為對好萊塢的一切，我都可以採取自己的態度，”他說“我覺得不妙、情緒低落、害怕蹉跎掉時光。我認為有某種崩潰或垮掉的大多數徵候。”一個月前，福克納試圖同威廉·黑爾登達成一項協議。過去三年間，黑爾登曾經不斷收到福克納的所掙收入達百分之十。但是黑爾登已經協商的一個可憐的合同沒有顧及他的受委託人的利益。這個合同既無法律地位，對於黑爾登也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意義。雖然他已經收到的錢比福克納收益的還多得多，可是他還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納不予停止並任其生效幾年，黑爾登就可以又賺到兩萬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納要求不受合同約束，黑爾登在兩年內每週只直接支付給福克納一百美元。

幾周來，福克納繼續試圖達成一項協議，但是電影製片廠以及他的代理人一點也不讓步。瓦爾納兄弟公司堅決要求，作為離開的一個條件，他將他創作的一切作品的權利轉讓給該公司；黑爾登站在電影製片廠一邊，他說，除非福克納接受提出的計劃，他將起訴。福克納遭到頓挫，疲憊不堪，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問他:假若他乾脆退出合同，會產生什麼後果？他在歐伯爾的回信中發現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設想，肯定瓦爾納兄弟公司必然有著某種羞辱，即使黑爾登沒有這種覺。歐伯爾認為，他們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納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開出來”假定可以將黑爾登與傑克·瓦爾納撇開不管，福克納有了充分的把握。他“離開了好萊塢，結束電影腳本的寫作。”他不願接受這個電影製片廠的或黑爾登的建議，他不能在好萊塢呆下去了。這最後的幾年，他越來越接近於失望，他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興許從來就不是“值得活的”九月，他向梅塔·杜赫蒂告別，依依不捨。梅塔儘管受了創傷，可她仍然希望，他們可以設法結婚。她愛著福克納，似乎很少注意到他堅持避免每天和她一塊兒生活。幾年前，他已發現，他要求從他們的愛中得到的是什麼。如今年齡與年齡引起的一切實際情況織在一起，他的願望更加清楚，愛情是為了值得回憶的永恆的羅曼史，而不是享受另一種不完美的愛情。這甚至比受到控制或陷入深淵的威脅還大，這是一種以某種蹩腳的方式失戀的威脅，經常縈繞他的心頭。他希望自己是溫情的和支持這種愛情的，但是他需要保持一定距離。雖然他寧願對任何事情都無憂無慮，可是他寧可有一種對別人的憂慮:“我知道，”他後來給她寫信說“那種憂愁是愛情的無法排遣的纏綿之情，它使愛情凝固在一起；那種憂愁是您唯一能夠承受和保持的情；你所失去的是珍貴的東西，因為你決沒有機會去享受盡它，因而拙劣地失掉了它。”梅塔·杜赫蒂接近一個她不能完全瞭解的男人，她在痛苦與愛情之間翻來覆去；他離開之前的兩個夜晚，她拒絕了他；他們最後一個晚上在一塊兒，她原諒了他，緊緊地將他抱著。翌清晨，他首途密西西比時，她伸出的手是他撫摸著的最後一件東西。

在他剛歸來的頭幾周裡，福克納慶祝了自己的四十八歲生並且在為《聲音與憤怒》一書寫“附錄”這個“附錄”是他答應給《福克納袖珍文集》寫的。他寫時沒有看《聲音與憤怒》一書，沒有顧慮到有不一致的地方，並且在他寫他的一些人物時似乎寫得那麼栩栩如生。信手揮來，很快就寫成了。他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將康普森的故事變成了這個家庭的家史，時間跨越一六九九年到一九四五年。雖然它與考萊約克拉帕陶法的金書毫不相同，可是與福克納曾經認為是他自己的金書的薩多里斯家譜頗為相似。後來他講到這部書，認為是他的故事的第五次講述，並且是使他的故事趨於完善的最後一次努力。然而最後這個附錄不只是一箇舊計劃的恢復，也不只是一箇舊故事的重談。從幾個方面，它意味著，福克納越來越接近於:用他自己的小說來寫成小說。年歲、遭到忽視和好萊塢對他的才華和事件所起的影響，使他憂心忡忡。他正在把長期憂慮變成小說的素材；附錄所代表的不只是已出版本的扼要重述，而是對行雲水似的回憶的修改。福克納回溯康普森家族的起源和肇始，引導我們作了一次旅行，從蘇格蘭經由卡洛林納和肯塔基州到密西西比州。他喚起我們對名叫艾肯摩塔布的“亡的美國國王”名叫傑克遜的一位總統及名叫“布恩或布恩尼”的探險家的回憶，將我們引入到美國曆史中去。此外，他把康普森大廈的建築師描述成的一個形象顯然使人們回憶起薩特彭的建築師。甚至康普森“用汽艇從法國和新奧爾良帶來的”傢俱也令人回憶起薩特彭的進口的一些珍品。雖然某些人物，明顯的是佳森、本基、狄爾賽和拉斯特爾似乎有小小的變化，昆丁似乎由於某種原因簡略了些，而加地不知什麼緣故，卻沒有了。福克納拋棄了迂迴的寫法，對加地的經歷作了描述或扼要的敘述，我們在這個描述中看見她和一個德國參謀長站在一輛豪華的輕型轎車旁。雖然福克納對加地的處理是懷著惻隱之心的，他勾劃出了她的命運，在某種程度她的命運比他所表達的夏洛蒂的命運還要可怕。狄爾賽將可能是加地的一張照片拿在手中，仔細地將它包起來，也沒有去辨認它，就細聲地哭了起來。她知道她並不需要了解那是不是加地“因為她清楚，加地並不需被拯救，因為她所丟失的比失掉的任何東西都珍貴，因而就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拯救了。”十月中，福克納寫完了這個附錄。他也試圖刪節包括對考萊的長篇介紹在內的傳記素材，特別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素材。他終於勝利地實現一個顯然的雙重戰略:他勸考萊時只是說，他在一九一八年是英國皇家空軍成員，這樣他就避免了承認自己沒有在法國英勇地服過役。一九四六年四月，《福克納袖珍文集》發行時，它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福克納作為一個掛彩的英雄的地位。

一九四五年底，他什麼也不想作，一九四六年初，他幾乎是很順利的。十月，他決定直接向傑克·瓦爾納要求。他強調自己作為一個電影腳本作家的失敗，認為這個電影製片廠給了錢而收穫大小。鑑於自己已四十七歲，他指出他已虛度了年華，而這對他是寶貴的。

“我不敢作任何蹉跎了？因此我再次要求，這個電影製片廠解除我的合同。”這是一個靈活的藉口，但是它過高地估計了瓦爾納的起碼的仁慈。答覆來自瓦爾納的辯護律師而不來自瓦爾納本人。它拒絕了福克納的要求，建議他立即簽署一項告假協議並簽字他曾經拒絕簽字的一項任命。

福克納決定不對瓦爾納提進一步要求，準備進行寫作。他寫完了同意給考萊的素材。之後，他頑強地寫作他的寓言，沒有建立起任何節奏，也未能取得任何進展。他的注意力倍遭分散，一方面受到法律訴訟的威脅，這項訴訟可以迫使他去完成黑爾恩登的合同，另一方面受到銀行戶頭益縮小的威脅，可能使他捱餓，這兩方便的威脅可能迫使他向合同就範，他發現自己實際上已經無能為力了。二月，他已經聽天由命，準備於三月份回去。在他決定的動身期之前幾天，哈羅德·歐伯爾與羅伯特·哈斯介入此事，準備作證明足以使他解除兩項分散力的壓力的任何事情。他們促使他在奧克斯福等待，要求傑克·瓦爾納的知本涅特·賽爾夫進行調解。瓦爾納由於他認為是實業家而不是可鄙的人的懇求，他同意了:瓦爾納兄弟公司同意給福克納一個無限期的假期並且放棄對他的小說的要求權。福克納得悉瓦爾納的讓步，並且被告知，蘭登書屋公司願意在他寫完他的寓言之前，每月給他預支稿酬五百美元。福克納到盍然輕鬆。他於一九四六年三月給哈斯寫信說:“我覺得很好，現在我很高興，謝哈羅德和您。”不久，由於《福克納袖珍文集》的出版和對這本書的評論等好消息，福克納的神為之一振，最後考萊的計劃有助於開啟一個對福克納成就的重大的批判的再評價。這更立即有助於說服蘭登書屋公司以當代的文學版再版《聲音與憤怒》和《當我彌留之際》，而這又有助於使他的其他小說再版。在夏天，哈羅德·歐伯爾告訴他，rko要買《死的拖延》和《光榮》的版權，卡格尼作品出版社要買《兩個士兵》的權利。這些銷售的總值在一萬美元以上。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擔任了他經常盼望的影片方面的工作:這個工作他可以在奧克斯福幹得快而收入可觀。

他很快發現，問題是創作。在寫作順利時，他經常就是如此，他筆耕很緊張，相信他的寓言將是他“文學上的鉅著”寫作進展慢的時候，他認識到他的小說的新體裁對他多麼不同而艱鉅。寫作停下來時，這也是經常事，他開始害怕好萊塢會葬送他，他簡直要耗盡力。有時在一些子裡，他寫得慢了，厭煩了，似乎現在幹就憑堅強意志。這不僅僅是，他寫了的那麼多字是給大家看，而是他必須給蘭登書屋看。他總是寫得很多了。問題是更深刻的，它涉及每件事情。整個過程已經令人苦惱。他產生“錯誤慢些”

“糾正得也慢些。”這些年來，他已慣於接受預支稿酬，他曾經被人嘲笑“忙於向蘭登書屋借錢，”已經無暇進行寫作。另一些時候，他曾經把自己描述成是他所知道的“從代理人處獲得預支稿酬的”唯一作家。如今他已變得對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小，開始覺得，哈斯和歐伯爾也肯定必然會到憂慮的。他似乎不能寫任何新作的時候，他們怎能繼續預支稿酬，或者他又怎能接受預支稿酬呢？早些時候，他自嘲，他需要“保持經常”從他的代理人那裡拿預支稿酬的特點。現在他要他的出版商和代理人知道，他們可以停止其原先開始的預支。他寫道，任何時候，你到你已經做得太過了頭“我也有此同。”因為到前途渺茫心情更加煩躁，福克納開始比較經常地到格林菲爾德農莊去玩並且更加不顧一切地騎馬。他時常談到作較長的旅遊。

“這裡的生活沉悶。”他給考萊寫信說。

“我需要某些新人，大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新的女人。”他給哈斯寫信說，興許他應當到紐約，去告訴他們關於他正在寫作的故事。他們會知道，這條路走向何處，結局如何。他仍然堅持，人們把他已經寫作的東西認為是他所目睹的“全部典範”他是承受不住的。

兩方面的發展改變著他。一九四七年夏，回到好萊塢將近兩年，他開始寫他的寓言的“新的一章”他把寓言描述為“一個好的故事，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說。”在這部書中，故事是入的。如他所寫的，是入“一個簡單的形容詞從句。”然而事實證明，《寓言》的作用及其作為一個故事的質都與上述說法極不相稱，其部分原因它把他帶回到約克納帕陶法，他心愛的故鄉去，部分原因是它加深了他信心方面的危機。他在寫作中，他的“新的一章”比他曾經創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費勁，花了幾個月時間。在書中，他回溯了“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老牧師及牧師的十四歲的孫子的”冒險故事，他們躲躲閃閃地“從一個偏僻的小村的羊腸小道到另外的小道，去追趕”一匹被偷盜的馬。在列維出版社以《關於盜馬賊的札記》為題，以節略的、簽字的版本單獨發表（1951年）之後，它後來成為了《寓言》（1954年）的一部分。但是它首先遭到《黨派評論》的拒絕。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納知道遭拒絕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財政的；他需要錢稅，現在他不得不“向鮑布①（哈斯）求援”但是因為他在中篇小說方面的信心比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懷疑，這會使一切事情都捲入問題中。他很快又在信心與渺茫之間搖擺。對每種斷言說（“如將會表明的，這本書是沒有任何病的”），都有幾個問題（“你對有爭議的這部分的意見如何？沉悶嗎？太冗長了嗎？太囉嗦了嗎？”）歐伯爾得到了福克納的這部將近五百頁的書稿，這是福克納曾經寫過的書稿中費勁最大加以改寫並且混亂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納看來自己對這種格調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寫作很艱苦，然而在實現其目標方面進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都是靠在蘭登書屋以賒賬方式獲得進款。”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這部鉅著的稿子擱置一邊”以便寫一個以約克納帕陶法為背景的短篇的謀殺偵探小說。象在繼續寫作的這部長篇小說的計劃一樣，這個短篇小說將是在道義上具有教導的。和這個長篇的計劃不同，這個短篇將是關於種族的而不是關於和平的，並將寫得很快。他寫信給歐伯爾說，他的主題“較多地是關於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應當而且必須對黑人負責。”我們看見在這個作品本身關於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著福克納長期以來對種族的憂慮和他對道義上的緊迫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別是在這個小說裡簡練的對白及其仔細設計的強烈的情節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萊塢反覆講的那些譴責在內的最近的譴責。但是當其回溯約克納帕陶法及其悉的人物與語言時，福克納開始懷著期待的心情來寫而沒有什麼厭煩之處。不久，他以類似舊的信心進行寫作了。到二月底，他寫完了這個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題目。

《入侵者之死》在幾個主題上與《八月之光》相同，在幾個人物和幾個主題上與《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許多讀者所聯想的要複雜得多，然而不那麼傷。儘管福克納在寫作它，特別是在改寫中是滿懷情，細緻入微的，可是他還是沒有能使這部作品具有象我們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覺到的緊張與共鳴。這部作品在他的事業中的關鍵地位一部分來自它所從事的主題、一部分來自它所宣稱的自己思想的變化，一部分來自它所得到的金錢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使福克納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別是在黑人與白人關係的主題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書。盧卡斯·鮑昌普在兩部小說裡都扮演著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則在《去吧，摩西》接近尾聲時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書中都扮演著一個重要人物。但特別是如我們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納走得更遠，走向更具有說教和預言的小說。

斯蒂文斯在書的開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時間和地位都是逐漸變化的。盧卡斯·鮑昌普的堅韌不拔和過人勇氣以及查理士·馬裡遜的天真無與忠誠不二使他受到動，他開始丟棄由於自己受到矇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見，隨後就開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權威講話。然而通過這個明顯的教化，使這部小說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冒了出來。不久前，斯蒂文斯還是默不吱聲，他開始道義化了，使讀者把他的講話當作了“先知的預言”他說，北方應當允許南方解決自己的問題；南方必須停止過“不公正、暴行、可恥與羞辱”的生活。

《入侵者之死》不僅代表著福克納已經第一次形成了他對“對國事明確發言”的意圖，而且也標誌著他爭取名譽與財產方面的最後一次努力。他的一系列主要成就都沒有獲得金錢及社會的承認，可是如今卻以一個小的表現就輕易地得到了。雖然從各個角落來的評論，對《入侵者之死》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評價是眾說紛壇的，然而這些評論的數量之多就甚至足以使這個奧克斯福之鷹相信，福克納是“奧克斯福的偉大小說家。”還沒有出版或開始得到承認之前，本涅特·賽爾夫就以五萬美元的價錢將這部著作的電影權賣給了米高梅電影製片廠。幾個月前，福克納曾經寫信給考萊，表示討厭“一大堆佔面積越來越大的死氣沉沉的廢物、所有品，”它們把他的生活得亂糟糟的，而對他卻沒有真正令人滿意的任何貢獻。現在，用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去旅遊，買帆船、衣服和書籍，並且擴大住宅。因為他對那些事情的要求，象愛斯蒂爾的和吉爾的要求一樣，將會增長，這五萬美元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由於隨後有其他幾個大的發薪，他對金錢的憂慮已經過去了。他和他的家人對金錢的想望決不會大大超過他掙錢的能力。

夏季，他和朋友們建造了寬敞的遊艇密西西比州明麻加里號，並下水泛舟於薩迪斯水庫之上。由於勝利跡象增加，他對其他計劃的熱情恢復了。早先他曾經談到過他的小說全集的問題。他希望親自給這個全集設計一個形式·他準備回頭來再幹這事。儘管他的寓言似乎又有可能。但是他首先需要“離開這個窩和家去度度假期。”他首途赴紐約，以等待《入侵者之死》在九月份的出版。在社集會和接待採訪中，他發現有時間與哈爾·史密斯及金·戴溫這樣的老朋友及象馬爾科姆·考萊這樣的新朋友們飲酒，暢談。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魯斯·福特。在好萊塢，他曾經願意和她保持男朋友的關係。在紐約，他提出要作她的情人。

“我好久以來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說“現在是否應該更進一層？”興許他得到的回答令他失望，他的情緒起了變化，開始時，他似乎是活躍的，談笑風生。可現在，他開始喝得多，談得少。最後他退到在亞爾岡昆的他的居室裡，獨自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朋友們發現他身體衰弱，把他帶到了一個療養院。他們又從那兒將他轉移到康涅狄克州雪爾曼那兒，馬爾科姆·考萊的家裡，他在那裡恢復了健康。考萊回憶，他表現了極度的剋制，似乎不僅是小而且弱，但也是堅定的。他到好些，就回到紐約。在紐約，他與魯斯共進午餐，並在蘭登書屋與亞爾伯特·愛爾斯金、奪克斯·康斯及羅伯特·哈斯作了幾次談。隨後，他準備回到他的窩和家，以度過他的另外的假期。

不久，他又開始工作了，很快地蒐集他的小說全集和他的寓言，之後他全力以赴地寫作他叫作《騎士的一著》的六個相關的故事的一本書。《騎士的一著》的故事多少帶有偵探小說的質，其特點是:加文·斯蒂文斯在其努力中，不僅完全解決了或者避免了犯罪，而且“保護了弱者，雪了冤，懲罰了壞人。”雖然這些故事已經發表過，這個有書名的小說已一再遭到拒絕。福克納現在相信《騎士的一著》已經不成了，因為需要將它變成一部中篇小說而不是一個故事，他建議將其擴大。他寫信給克斯·康斯說，加文·斯蒂文斯的這些故事合併起來將成為與《入侵者》同樣長的書。受到蘭登書屋的鼓勵，他在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寫作，他既沒有到過於勞累，也沒有覺得厭煩。他上午寫作，下午大都在格林菲爾德農莊或薩迪斯水庫消度過去，他可以乘明麻加里號在水庫上泛舟，或駕駛鈴鴿號遊覽，以解除疲勞。由於《入侵者之死》上了銀幕，奧克斯福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個農莊和湖都成了重要的休養地。他的寫作仍然進展順利。到五月中旬，他已經寫完了書稿；到六月，完成了打字書稿。

雖然《騎士的一著》顯然是一部小作品，它在幾方面的描述則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它的書名故事的修改方式，這個故事是福克納大加修改的唯一作品，它描述他的生活和他早期的想象。《騎士的一著》使人回憶起這樣一些事情:為薩多里斯對飛機的熱愛，它細述了加文·斯蒂文斯重新獲得其童年時期的愛人的努力。斯蒂文斯在年齡和外表方面象菲爾·斯通；他長期地對他的第一個情人的痴情，又象這部書的作者。福克納總是喜歡模仿其早期作品。他希望給他的作品一項較大的設計和覺得到的相互關係，這個願望已顯了出來。之後，他向更加複雜的模仿和關係方面推進了。但是在《去吧，摩西》和《入侵者之死》之間的長期沉寂中孕育著的憂慮，使這個習慣有了新的勢頭。《騎士的一著》是一部引起深刻共鳴的著作。加文·斯蒂文斯是這樣一個人物，他體現著特別使人聯想起的變幻無常和作繭自纏式的人。一方面斯蒂文斯堅持要忠於自己的初戀；另一方面，他的特點是遲疑不決和進行再評價，他在處世中深不安，既懷疑然而又表現出他自己堅貞不移和對他的事業的重視。

先前，在這部書裡一個題為《僧侶》的故事中，我們看見的語言說明並反映出福克納自己仍對偵探小說有興趣。在這個故事的頭幾段裡，查理士·馬裡遜給我們的印象不只是一個偵探而且在其好奇心和困惑方面是一個典型的人物，那就是說，他具有幾個癖和一種情，使他成了福克納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作為他的癖和情的結果，馬裡遜進行的活動，使我們將他與其他兩個關鍵人物即講說者與讀者聯繫了起來。因為他的苦惱不僅在這些環境:鄉下佬和拒絕加上去的一些無足輕重的人，而且也在於“不能形成意義的”語言。為了瞭解僧侶的故事的邏輯（“為了清楚他所得到的某些？模模糊糊的和不能解釋的素材”），他必須成為一個半偵探、半藝術家並和一個完全的讀者。因此《僧侶》至少變成了儘量使它的講說者講的（或更進一點說是它的讀者的）故事同它的主題的故事是相同的。因為它不僅從戲劇取了許多力量，福克納在說明的情節中使其富有戲劇彩，而且它在詞彙上規定了那段情節，使其與偵探的藝術、講故事的藝術及閱讀的藝術熔為一爐。查理士·馬裡遜在令人苦惱的宗教信仰中艱難地前進著，相信通過解釋，僧侶生活中的“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抵銷的一些方面”可加以井列並鍛鍊？成為可能與可靠。”但是他並沒有清楚，他的唯一希望是落腳在技巧上，他用以作為“情、推理與虛構的烘托的工具。”在寫完《騎士的一著》和電影《入侵者之死》參加世界影展之間，福克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在奧克斯福繼續寫作他的那部鉅著。他也繼續狩獵，泛舟和經營農場。在影展前幾天，他聲明說，他寧願不參加。幾年來，只有少數朋友，特別是麥克·裡德和菲爾·斯通仍對他忠實。雖然他歡清了情況，然而奧克斯福改變立場已為時太晚，他的家人到苦惱，試圖改變他的想法，沒料到也不中。愛斯蒂爾終於使出了絕招，她打電話給巴馬姑祖母。姑祖母又打電話給福克納，說，她準備去看他泛舟，她希望他到時候穿得整整齊齊的。

一九五o年初，他對他的寓言的寫作又放慢了下來，福克納得到薩克斯·康斯的短箋說，蘭登書屋要搶先出版《小說全集》。一年前，在福克納將這個計劃擱置一旁以寫《騎士的一著》之前，已決定組織一個他所喜歡的結構。因為他仍然喜歡他當時確定的結構，他沒有什麼更多的事要做了。這卷書將包括四十二個故事，分為六個不等的部分:故鄉、村莊、曠野、荒地、中間地區及其他。他心中的想法是把他的寓言來一個轉變，變成完全不同的一個著作———齣戲。要寫完這部著作比他所預料的時間要長得多，在他寫完之前，它將成為另一部奇怪的混合的作品·既不是戲劇，也不是小說。然而打一開始，它就伸展到了幾個有趣的方向。

作為對《聖殿》的人物的續篇，《修女安魂曲》將鄧波爾·德芮克與她的求婚者戈萬·斯蒂文斯的故事擴大了。《夕陽》的蘭西成為了《修女安魂曲》中的蘭西·曼尼葛。然而《修女安魂曲》在思想上和風格上都不同於早期的著作。它的一些主題必須處理種族、公正、公共機關和公眾的思想，是那麼直接地處理這些問題，以致使它似乎比《入侵者之死》更富於說教。然而象《蚊群》與《野棕櫚》一樣，《修女安魂曲》也有著重要的外部關係，其中之一就涉及魯斯·福特。早先，魯斯·福特曾經要求福克納為她寫一個戲。後來，他聲稱，他已經寫的《修女安魂曲》是把她掛在心上的。然而除了這個擴大了的牽連之外，與一個年輕女人的關係就更深些。

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克納開始寫作《修女安魂曲》之前不久，約安·威廉斯從她在孟菲斯的家來此，希望有一個朋友把她帶到羅萬·俄克去。不久，她就要回到巴爾德學院去開始她的高年級的學習。她苗條、俊俏而又聰慧，想成為一個作家，希望能會見福克納。她發現他們的第一次會見是那麼匆匆而沒有結果，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似乎對福克納來說“好象勾起年輕時候對某些事情的回憶。

“因此這封信使他到自己“又年輕了，勇敢、純潔而情深意長。”他同意回答她可能提出的關於“一箇中年作家”的任何問題。她回信提出了一些對他來說似乎是“荒謬的問題”問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平靜地躺在上，快進入夢鄉的時候，可能向這個男人問什麼問題。他說，然而她不應該為“必須等待，甚至去問這些問題”而發愁，也不應該對這些問題沒有回答而發愁，甚至也不應當對回答的希望似乎是渺茫而發愁，因為這些問題就是上帝可能給這個年青人的最仁慈的禮物。

幾個月裡，福克納保持著距離，對才女約安進行輔導。他閱讀她寫的東西，寄給她一些書名:聖經、莎士比亞、豪斯曼、馬爾盧克斯和伯格森的作品，供她閱讀。不久後，他們會晤了，她送給一個題為《遲下的雨》的故事，這個作品已為《嬌娥》雜誌所接受。他很快發現不能再保持距離了。雖然過去幾年裡，他觸甚多，他卻似乎很久以來都沒有到啟己年輕而情意綿綿，他被這唯一的人勾住了，她能使他又回到當年。他說，他要繼續寫關於文學方面的信，但是他認為，她應當明白，他要寫的是愛情。興許假若他們能夠在他正在開始的這部劇中進行合作，那麼他就能夠把他的愛獻給她，並且塑造一個“她的愛產生的詩人。”這個合作在一九五o年一月以通訊的方式開始，繼續到二月份，在紐約的幾次會晤。這時福克納已有了一個大綱，這將成為他的戲劇的第一幕的大綱。然而當他變得更加熱情、坦率和堅持的時候，約安卻到不安，因為她猶豫不決，他到不快。雖然合作的思想架了空，他卻繼續寫這個劇本，並將進展情況告訴紂安。他說，他將努力作到她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不僅能夠想象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而且甚至也能夠希望和相信它。”暮來臨，還看不到結果，他的憂愁加深了。經營農場、泛舟和騎馬都不能給他帶來歡樂，甚至當寫作進行好的時候，他也覺得寫作“並不真正令人滿意。”

“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個小時。”和約安在一起，他到年輕、純潔而又痴情；沒有了她，他到到處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緒。不久，他似乎覺得甚至已經喪失了寫作能力。他告訴金·戴溫，他坐在他羅萬·俄克的書齋中時，老望著窗外“過去有許多天，我坐著，望著這個窗外，知道我在寫作。‘如今，我坐著，望著這個窗外，知道我沒有寫作。’”他寫了一封信給美國文學和藝術學會，告知收到了豪威爾斯獎金，其語調顯然是憂傷的。早先，他曾翻閱過他一生中寫作的一本一本的書，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覺得“總是有另一本書要寫。”

“以後，有一天我是五十歲的時候，回頭再去看它，我斷定它非常好，於是霎那間，我認識到，這是最壞的，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現在差一點點就到了這樣的時刻、瞬間即:夜晚、黑暗和長眠:我將把一切永遠丟開，我的苦惱和辛苦已然過去，我也不再會有任何煩惱了。”當約安猶猶豫豫，福克納悶悶不樂之際，愛斯蒂爾卻怒火中燒。如今她面臨著的甚至不如她曾經準備對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願的調整，約安只比吉爾大幾歲，孟菲斯離奧克斯福是太近了。愛斯蒂爾到憂慮和憤怒，試圖寫信去阻止並與約安的父母接觸，她自己太苦惱了，以致不能使這兩個勾結者到不便。福克納為了平息愛斯蒂爾，曾經講到放棄的問題。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認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園而可能是在樹林中的”某些田園詩，並且依然寧願無端發愁，他繼續努力平息愛斯蒂爾的怒火併重新燃起約安的熱情。

夏去秋來，僵局繼續著。約安、愛斯蒂爾和福克納似乎都不能作出決定的行動，於是在一九五o年十月十清晨，電話鈴響了，信號長時間中斷。這個電話來自紐約，它宣佈了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受獎者，承認福克納“有影響的和獨創的藝術貢獻。”一些時候以來，福克納就已知道，他在美國的聲譽不如在歐洲的聲譽。

“為了在法國土地上的青年們”濟安·保羅，薩特曾經告訴考萊說“福克納不是一個神。”有幾次，謠言特別把他的名字與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譯者之一索爾斯登·約翰遜曾經預言，他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四九年秋，沒有宣佈這個獎。可是謠言卻更多而且更明確。一九五o年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了，福克納曾對邀請他參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覆，如今又重複這個咎復；它是一個很好的榮譽，他很，但是他寧願呆在家裡。家庭、朋友們和國務院的使者們的要求都歸失敗了。這時，愛斯蒂爾又一次想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她求助於她那不熱心的女兒，吉爾又說服她的父親不僅要去，而且還帶她去。她正在一個高等學校上高年級，她從來沒有到過歐洲，她要求把這次旅行作為對她畢業的禮物。

福克納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動身時間之前幾天，他不斷地飲酒，幾乎使這次旅行告吹。他終於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儘自己隨義務時“該死地病了而且到疲憊。”但是這終歸是他最需要去盡的一項義務。

“我要去，”他對美國駐瑞典大使說“做這件正確的事。”他疲倦，恐懼和體弱，象他以往一樣，如今又遇到這個情況，需要家人、朋友們、甚至陌生者們的照顧。但是在尋求幫助方面，他往往是幸運的。現在又紅運高照——有幾次得到吉爾的照顧；在紐約得到哈斯夫婦和康斯夫婦的照顧，在瑞典，得到華爾騰·巴特爾渥爾斯大使、一個名叫喬弗萊·巴騰的英國人男僕及索爾斯登的遺孀愛爾斯·約翰遜的照顧。幾年前，在他個人和全球都處於一片黑暗中時，在他能夠“清晰地以國家的聲音講話時”曾經寫信給一個正去參戰的青年。他說，他如今需要把給予他的這個時機當作頂峰①，他在這裡的講話可以被這個青年聽見。結果是，他是那麼害臊，匆忙和講得那麼溫和，致使人家都聽不清楚。

“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們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愛爾斯·約翰遜說。但是象他以前一樣，他發現，終歸，某些寂靜的時候，是聽得清楚的。在他講話之前，好象他已經從一個頂峰上講過，講出了長期存在的憂慮和信念。那些憂慮（我們被恐懼所噬，而恐懼是一切情緒中最卑鄙的情緒）和那些信念（人類良心的衝突的問題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沒有愛情與光榮、憐憫與自尊心、同情與犧牲寫成的故事只是曇花一現、註定要失敗）是較少地簡單地與他的偉大的小說有聯繫，而較多地與他有時採取的態度有關係。但是他對它們覺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寫的一些信中就表現得很清楚，特別是他寫華倫·貝克和馬爾科姆·考萊談到他的小說的那些信及他寫給他子與繼子及他的侄兒談到戰爭的那些信更是如此。

許多藝術家仔細地避而不明確表示他們的比較簡單的信念。有的藝術家這樣作是為了害怕將他們的藝術簡單化；另一些藝術家則是害怕引起嘲笑——被人家叫做油頭的嘲家或老朽的笨蛋。但是福克納總是在選擇時機方面幹得好，而在實行謹慎方面則差一些。斯德哥爾摩講話用信號所示意的是準備去利用一種不同的機會。在這個典禮之後（他告訴記者們說“這個典禮長得象密西西比的葬禮。”），他帶著吉爾去了巴黎，然後經由倫敦到紐約。聖誕節前夕，他們回到了家。幾年前，他到自己陷入了被輕視的境地“我寫出了以賺錢為目的的電影腳本，得到報酬，以茲彌補，”他說“在製濫造的偵探小說的競賽中得到了第二等獎。”現在他隨時都碰到記者們，《奧克斯福之鷹》報以整版廣告向他祝賀。在他周圍密切來往的朋友們對他講下面的話，其意義何在到驚訝:他說，他願意花三萬美元作獎金，可以這麼說，這是“與這個獎金的來源的目的和意義相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