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閲讀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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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一位文職人員擔任統帥（甚至由宦官擔任統帥，卻很少由將領擔任統帥）率領出徵。而負責實際作戰的將領，也出於臨時委派，他們雖然是職業軍人，但對所統率的部眾，卻一無所知。戰爭結束時，統帥把軍權出，將領則調往別的單位，士兵返回營區。這樣的好處是，統帥跟將領不習，將領跟士兵不習，絕對不會發生陳橋式兵變。不過正因為如此，再多的部隊只不過是一羣烏合之眾，不但不能擔當大的攻擊，連承受大的打擊都困難。文官擔任統帥，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淵之盟那一年，天雄戰區（河北大名）司令官王欽若（當時官銜“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戰區司令官兼總指揮兼河北省省長”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直，唯有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士氣是如何形態。

末帝國的立國神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過一算一，將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樂園宋王朝社會異於唐王朝社會的是，門第世家消滅。在第九第十世紀，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時代，那些跟盜匪沒有區別的所謂政府軍隊和將領，往往屠殺門第世家，以奪取他們的財產，尊貴的門第已失去有效的保護。同時，長期勞力缺乏，土地不能生產足夠的食糧以供養大批寄生分子，尊貴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對封爵貴族，防範同樣嚴格，親王、駙馬，都沒有實權。所以國家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社會結構的縱剖面，有如下表所示:平民躍升到士大夫階層，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學校，一是考試，一是推薦。學校，我們以後再談到它。考試製度到了宋王朝，才開始真正的嚴肅。唐王朝那種漫戲劇化的場外易，漸被絕。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比唐王朝更甚。當進士考試及格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像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慨説:“縱使一位大將，於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也不過如此。”至於推薦，類似從前的九品中正，知識分子羣中的互相讚揚，也可以使人獲得官職。在達到高階層之後，這種互相讚揚和向皇帝表達這種讚揚，就更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別容易結黨，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國神，跟儒家學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一樣，融合為一。宋王朝遂成為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對政府所賜給他們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進步、不求效率的職務，都能非常的勝任愉快。但趙姓皇帝對士大夫仍不放心，為了加強他們互相間的牽制，以防團結生變，特別鼓勵彈劾和檢舉，僅監察機構，就設立兩個，一是“御史台”一是“諫院”任務完全相同，以便一個被野心家縱時，另一個照樣發生功能。而且除了監察機構的官員，如御史和諫議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級官員，同樣都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意見，或隨時對宰相以下提出抨擊。這對於以寫文章為主要學問的士大夫，誠是一個好制度，使他們舞文墨的英雄伎倆。有了用武之地。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對任何進步改革和他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發出反對的言論。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這與其説是一種譴責，勿寧説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譁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懦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對好喧譁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説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一o六三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據儒家學説，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範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藉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一點靈，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説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四教育文化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中國人民。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級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人民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學校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學院也都成立於上世紀（十）只是到了本世紀（十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書院，到了下世紀（十二）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曆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昭文館負責蒐集和保管圖書，集賢館負責對藏書校正錯誤，史館負責蒐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特別珍貴的書籍和名畫。圖書最多時達七萬三千卷，約七億三千萬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通量當然很小，不過非法外的數目很多，如管理人員私相授受，甚至偷竊而去，但對知識傳播，卻有貢獻。

國立圖書館在宋政府另有一種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宰相）的候補人才儲備所。

“四館”裏的供職官員，在術語上稱為“館職”全由具有儒書豐富知識的人選擔任。一旦擔任館職，就等於確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為新進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國立圖書館最大的貢獻，是它編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類書”類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叢書，即把千百種圖書所包括的相類似的事件，編纂在一起。讀者如果需要某一類的資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種圖書的艱苦。

四大類書除了能夠提供學者同類事件豐富的資料外，還為中國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原書多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種以上，都已失傳。完全靠這部類書，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們的內容，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勳績。——文化普及有賴於圖書普及，圖書普及有賴於進步的印刷術。古代圖書，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紀，木刻版興起，寺廟和尚最初用來雕刻佛經——宗教信仰始終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動力之一。上世紀（十）時，士大夫才用來雕刻儒家學派的經典。到本世紀（十一）雕刻技術突飛猛進，業務蒸蒸上，遂發展成為一種大規模的手工藝行業，大小工廠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圖書，像上述的四部類書，就要送到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圖書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間也大量刊行圖書，書店業由是應運而生，圖書由珍藏秘寶，逐漸變成普通商品。——本世紀（十一）四十年代時，最偉大的雕版家之一的畢異，曾發明活字版。他在膠泥上刻字，用火燒鑄，使它變硬，形狀跟近代的鉛字一樣，排版的方式也相同，這是中國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麼緣故，並沒有推廣，只曇花一現便消失了。可能是農業社會的靜態需要量，還沒有多到手刻版來不及供應的程度。

五宋詞中國文學在第八、第九兩世紀唐王朝時代，以詩的創作，有輝煌的成績。但中國詩有先天的缺點，即字數句數和韻腳，限制太嚴，又由於方塊文字運用困難，所以無法發展出來像希臘《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種海洋般的長篇史詩。絕大多數的詩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數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達更復雜的情和作更復雜的敍述。同時因為音樂的普及，於是，一種新的形式興起，最初稱之為“詩餘”、“長短句”這是最恰當的稱呼，但中國古代習慣使用單音節，所以又改稱為“詞”詞是詩的解放，無論字數句數和韻腳，大都比詩所要求的尺度為寬，而且比詩更適於歌唱。所以每首詞都有一個固定的雅麗名稱，以標出它的音樂質。詩人只要選擇詞調之後，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筆，就立刻成為一首歌曲。詞的歌唱法，很久以來，已經失傳。不過我們認為，詞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不見得有很高的音樂價值。——詞律最講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聲與清濁，蘇軾作詞往往不合這種規定，有時還不注意斷句，曾被指摘為“把人的嗓子拗斷”所以我們判斷，在如此單調簡陋的基礎之上，不可能有複雜的高級音樂產生。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聽到“詞”的後裔“崑曲”實在並不悦耳，使我們更肯定這種判斷。

第八世紀，詞便出現於文壇之上，但它卻在進入第十世紀之後，才生氣蓬，壓倒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造成詞的時代。宋王朝以詞聞名的有八百餘人，有專業出版的有二百餘人。我們舉出其中最偉大的五人:李煜、蘇軾、柳永、辛棄疾、史達祖，作為詞時代的代表。李煜屬於上世紀（十）蘇軾、柳永屬於本世紀（十一）辛棄疾屬於下世紀（十二）史達祖屬於下下世紀（十三）李煜，恐怕是中國唯一的帝王詞人，他是小分裂時代南唐帝國最後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為兩段，前半生是無憂無慮的宮廷生涯，後半生家破國亡，成為宋帝國俘虜。兩種絕對相反的生活，使他寫出動人心絃的好詞。當他還是皇帝時，跟子周娥皇（大周后）情最篤，為她寫下很多豔詞。我們舉《一斛珠》一詞為例: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