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閲讀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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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宣稱西漢王朝的中興，但他卻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復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斷橋上。

東漢王朝執政人物可分別為三種: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東漢王朝全部宮廷政治史。”我們用下表説明他們在鬥爭中的關係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並非前任皇帝的兒子，因前任皇帝沒有兒子或其他緣故，由旁支坐上寶座。

東漢王朝皇族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即皇帝的年齡都很小。除了開國皇帝劉秀跟他的兒子劉莊外，其他皇帝，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只不過十八歲，最小的還抱在懷裏餵，這個現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當母親的皇太后自然成為權力中心。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的宮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別的男人接觸，倉促間掌握全國最高的權力，必須面臨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動，作最後決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狀態，都無法適應。猶如赤身體忽然被拋到街上一樣，她恐慌而孤單，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為她本不認識他們，而是她平可以常常見到的家屬，她沒有選擇，只有這些人她才相信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

從上世紀（一）末葉，年僅十歲的第四任皇帝劉肇即位時，他的嫡母竇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長竇憲。進入本世紀（二）一連串的娃娃皇帝出現，更加強這種趨向。第五任皇帝劉隆登極時只三個月，他的嫡母鄧太后依靠她的兄長鄧囗。第六任皇帝劉枯登極時只十三歲，他的伯母鄧太后繼續依靠她的兄長鄧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來。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盡力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以造成非實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勢。繼承人如果已經成年，皇太后就無法掌握他，外戚就會失去魔杖，所以沒有一個外戚不堅持擁立幼兒。第六任皇帝劉祐死後，他的子閻皇后升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長閻顯決定摒除劉祐的親生兒子劉保，而立劉祐的堂弟劉懿。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反常措施，皇位不傳親子而傳堂弟。但一看年齡便可恍然大悟。劉保那年已十一歲，而劉懿才八個月，掌握八個月的嬰兒當然比掌握十一歲的少年，時間要久的多。

外戚中當權時間最長，聲勢最煊赫的，一是以鄧太后和她的兄長鄧囗為首的鄧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長梁商為首的梁姓戚族。鄧姓戚族當權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當宰相的二人，當大元帥的十三人，當部長級高級官員（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將領二十二人，州長（刺史）郡長（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級官員不計其數。梁姓戚族聲勢也很大，當權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當皇后的二人，當嬪妃的二人，當大元帥的二人，子女兒被封為“郡君”（女王爵）、“縣君”（女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將領五十七人。兩大戚族的朋友、部屬，和趨炎附勢的蒼蠅政客，共同組織一個當權集團，迄立在政府之中，盤錯節，不可動搖。

可是，外戚們大多數不知道珍惜權力，而只知道濫用權力。只知道貪污暴，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鄧姓戚族更墮落，尤以梁冀這個惡集兇惡愚頑之大成。這當然引起外戚集團以外新興階層士大夫們的抨擊，不過士大夫顯然居於劣勢，因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敗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場是被免職，但大多數都被砍頭或自殺。最傳奇的是杜，他要求鄧太后把政權歸還皇帝，鄧太后下令把他裝到布袋裏，就在金鑾殿上當場撲殺。想不到杜跟紀元前三世紀的範睢一樣，有最好的運氣，在被拖到荒野丟棄時，悠悠甦醒。但他仍假裝死亡，僵卧在那裏三天，眼中都生出蟲蛆，然後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當夥計，十五年之後，鄧姓戚族失敗，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鬥爭中會失敗，縱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應屬於自己的大權，他也同樣面臨危機。第十任皇帝劉纘，他九歲時，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態度，説了一句“跋扈將軍”（跋扈，蠻橫之意，大概是二世紀時行的口語，否則一個孩子不會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權、軍權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於永遠不敗之地。

四土大夫及門第的形成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面類似印度的剎帝利，某一方面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時代中，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的職業，所以更確地説，土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紀元前十二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一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羣，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上世紀（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一長時期為父母服喪孔丘和孟軻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權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紀（一）初葉，新王朝更硬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殭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復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服二十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二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徵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徵君”——被皇帝徵召而拒絕徵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清高，有異於俗。

三尚俠尚義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只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面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廉潔官員的貪污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兩世紀中，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鋭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五對恩主絕對效忠政府高級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級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三府椽）有的只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只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着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當然有它的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二十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子同寢，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範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但即令這種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對象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平民，只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社會的縱剖面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説，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本世紀（二）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積極支持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準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註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

五宦官制度宦官，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

宦官發生於農業社會多制度。紀元前十二世紀時，農業而多的周部落，從西方渭水域向東發展，滅掉商王朝。遂把這一獸的殘酷制度，帶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延續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隨着帝王制度的消滅才消滅。

一個男人擁有數目龐大的子羣之後，為了防止她們向別的男人紅杏出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像囚犯一樣，關閉在戒備森嚴的庭院（皇宮）之中，與世界隔絕。問題是皇宮工作並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擔任，像到市場採購之類，便是一樁困擾。如果仍由女人擔任，她們勢必仍要跟男人接觸。如果由男人擔任，他們也勢必深入皇宮。這一些對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於是周部落姬姓酋長們想出一種殘忍的辦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閹割，以供差遣，稱之為宦官（宦人·寺人）成為多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間最理想的媒介，幾乎每一個貴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宮中需要的數量當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時達四萬餘人，以平均一個人服侍十個人計算，可以推測到，至少保持有四千個宦官名額。——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錢人家，都可以購買。一直到十世紀，宋王朝政府下令止民間蓄養閹奴，宦官才為皇帝所專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興閹割自已，所以宦官的來源只有兩種，一是金錢誘惑，一是強迫。即令是金錢誘惑，因為宮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們又怎麼懂得為錢捨身？而收買孩子父母，對孩子來説，仍是強迫。但再窮苦的父母都不會忍心孩子被閹割，所謂收買，也不過表面上偽裝。所以事實上只有一個來源，即來自哀哀無告的貧苦人家。這是中國人歷時最久的一種悲慘遭遇。詩人顧況曾有一首《孩子》的詩，描寫宦官的誕生:孩子啊，你生在窮鄉官員住你，把你殘傷為了進貢給皇帝，為了獲得滿屋金銀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當作豬羊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員享福受賞爸爸送別孩子:“兒啊，我後悔生下你當你初生時人們都勸我不要撫養我不忍心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場……”孩子告別爸爸:“心已粉碎，下血淚兩行爸爸啊，從此遠隔天壤直到死於黃泉再見不到爹孃……”——顧況是八世紀時詩人，我們把這首詩提前在本世紀（二）介紹，以幫助我們對宦官的瞭解。尤其當我們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時候，想到只不過因我們貧窮，政府官員就把孩子捉去閹割，我們會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