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遇上文學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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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編輯遇上了一個文學青年。

1982年12月12那天的《北京報》第四版廣告欄中，有這樣一則廣告:尋人蘇德佑，男，36歲，身高1.60米左右，遼寧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襖，勞動布工作褲，腳穿黑膠靴，挎黃帆布包，神不正常，於11月14離家赴京並帶大量自寫詩稿，至今無音訊。如有見到者請通知鞍山大孤山礦選礦廠蘇德華。

當天《北京報》的讀者中，大約很少有注意到這則廣告的，讀到而產生出一種惶恐的，更絕無僅有——那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們已經相當悉的那個鐘鼓樓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們介紹這個四合院時，提到在前院的西邊，有個用帶月門的短牆另隔出來的小院。那小院裏住着一對中年夫婦，男的叫韓一潭，是個有着30年經驗的詩歌編輯，女的叫葛萍，是個有着27年教齡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獨生女兒韓向紅已經30歲出頭，早已結婚另過，外孫子都快滿五週歲了。

由於韓一潭夫婦那住房的位置，位於這個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牆將他們的居住區與其餘部分隔開，加上他們生不喜際，所以儘管他們一結婚就住進了這個小院，卻始終未與院裏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裏院北屋的張奇林晚飯後翻閲《光明報》時，看到一篇揄揚優秀編輯的文章。那篇文章裏介紹到“辛勤的淘金者韓一潭”説韓一潭每天要審閲近千首自發投詩，大都味同嚼蠟，毫無新意，但他堅持一首首認真地讀下去，偶爾發現一首閃光的好詩，他便高興得情不自，立即報送主編，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剛讀完一首隻有十二行的好詩，便被叫走開會去了，開完會回來，他發現辦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為窗外的風把他滿桌散亂的紙張刮到了地下，人家便為他拾起垛齊；他從那垛齊的稿堆中再尋那首好詩，怎麼也找不着了，非常懊喪，有人勸他不要找了，因為來稿者不過是無名小卒，其詩文只有十二行，按編輯部規定是可以不予迴音、不予退稿的；他卻不能忘懷，他費時一下午，翻遍桌上、屜中所有的紙片，去尋覓那首小詩，竟毫無蹤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決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尋櫃櫥下面，終於從櫃櫥下蛛網密佈的角落裏，找到了那首小詩。最後那首小詩被髮表了出來，給作者極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勵下，那作者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又陸續發出了許多短詩、組詩，目前竟儼然成為所在省份的一顆文學新星。當記者問到韓一潭從這樁事中總結出什麼經驗時，韓一潭風趣地説:“我的經驗教訓是——必須去買一方鎮紙，壓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紙，不讓它們被風颳跑。”他那辦公桌上，後來果真出現了一方銅製鎮紙…張奇林讀完有關韓一潭的報道，不嘆地説:“各行各業都需要韓一潭這種伯樂啊，我們局裏要多幾個韓一潭，事情就好辦多了嘛！”當時他的女兒張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嗎？韓一潭就住在咱們院裏！”張奇林吃了一驚:“鄰居？”張秀藻笑得更兇了:“爸，您的官僚主義真夠可以的！韓一潭就住咱們前邊西小院裏，您到現在才知道！”那篇報道的功效，首先是編輯部每天的詩稿暴增，而且來稿要麼在信封上就寫明是寄“韓一潭同志親收”要麼就在裏面附上給韓一潭的信；其實報道見報前，韓一潭已經不看自發來稿了，編輯部新分來了兩個“工農兵學員”自發來稿後來由他們處理——他們卻聰地把所有附有寫給“敬愛的韓老師”信件的詩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韓一潭的案頭，用那鎮紙鎮住；而當韓一潭把徑寄他而實在無暇過目的詩稿轉給他們時，他們又總是任其積壓，因為編輯部早就對作者聲明瞭嘛——“來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誤。”這話換個角度説，就是“凡寄私人，延誤勿赦”這種情況，自然是成百上千純樸的自發投稿者們想像不到的。

那篇報道的功效還不止於此。報道發表後的半個月，一天傍晚，韓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飯，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個年輕人帶到他們那裏，對他們説:“韓編輯，葛老師，你們的親戚打東北來啦！”他倆朝那年輕人望去，大吃一驚——他們並無那樣一位親戚。後來他們清楚了，那年輕人並未自稱是他們的親戚，只是説他要找“韓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輕人帶着行李，説話帶東北口音，遂誤以為他是他們家從東北來的親戚。

韓一潭忙撂下飯碗，上去問那年輕人:“你找我嗎？”年輕人反問:“您是韓一潭韓伯伯嗎？”韓一潭點頭:“對，我就是。”年輕人把手裏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兩隻手來，抓住韓一潭的右手，緊緊握住，眼裏竟湧出了淚花:“韓伯伯，我可找着您了！”韓一潭有所憬悟，他忙問:“你從哪兒來？你找我有什麼事？”就是一般的親戚，見着韓一潭也不會那般親熱，年輕人彎拉開旅行包的拉鎖，取出了一個大塑料包來，透過包裝，可以看出裏頭全是又大又整的幹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幹蘑菇擱到飯桌上，就畢恭畢敬地招呼葛萍説:“您是師母吧？師母您受累啦！”葛萍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發愣。

韓一潭心裏説不出來是高興還是惱怒，他對這事態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他不由得再一連串地問:“你是文學青年吧？你是怎麼找到我這來的？你從哪兒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請我給你看稿子？

…

”不一會兒也便全都清。他是東北一個縣裏的文學青年。他酷愛詩歌。他自然早就嘗試着給報刊投稿，從《詩刊》和《人民報》的副刊，到他們地區的刊物和報紙副刊，全都投過，但一首也未被刊登，並且幾乎一律石沉大海…關於韓一潭的那篇報道自然給予了他極大的鼓舞，他説他讀時出了熱淚——看來絕不是説謊，他到他在“黑暗王國”中看到了“一線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韓一潭來了。下了火車，他先找到編輯部，傳達室告訴他編輯部的人這天都外出聽報告去了——這也是事實；他便要求傳達室的人告訴他韓一潭的家庭地址，傳達室的人猶豫了好久，經不住他一再懇求，最後告訴了他，所以他現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來…

葛萍出於一種女的同情心，問他:“你還沒吃晚飯吧？”他坦率地説:“找不着韓伯伯，我什麼也吃不下呀。”葛萍便請他吃飯，菜不夠了，便下廚房為他去現炒了一大碟雞蛋。

韓一潭請他坐到茶几邊的沙發上，問他:“你帶了些作品來吧？”那年輕人便拖過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來“哧溜”一聲拉開整個拉鎖，從裏面取出了一疊又一疊的詩稿來，一邊往茶几上放，一邊介紹他的創作説:“這是我的《抒情詩一百首》，這是我的組詩《泥土的愛》，這是我的抒情長詩《天空頌》，這是我的敍事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的第一部，這是我的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全部取出以後，他那詩稿足有一尺來高。

韓一潭望着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彷彿自己被宣判了重刑，驚惶得説不出話來。

“韓伯伯，您一定要給我審閲，給我發表！您一定要指導我，扶植我！”年輕人懇摯地呼籲着。

葛萍端來了炒好的雞蛋，請年輕人坐到飯桌那裏去吃晚飯。年輕人並不推辭，坐過去吃了，他顯然非常之餓，吃得狼虎嚥。

葛萍對那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時倒沒大注意，她對年輕人説:“你慢慢吃。不夠還可以來點方便麪。”又趁便問:“你北京都有什麼親戚呀？”年輕人邊吃邊答:“除了韓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沒親戚啊。”韓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還沒大明白，她又問:“那你這回是幹什麼來呀？出差辦事嗎？你住哪個招待所呢？”年輕人反倒出吃驚的神，他宣佈説:“我就是找韓伯伯來的呀。我打算先在這兒住一個月，然後…”葛萍這才到事態嚴重，她慌忙再問:“你有工作嗎？你哪個單位的？”年輕人若無其事地説:“有哇。我是縣農機局修建隊的。我們那單位的領導全是些個‘土老帽兒’，懂個啥呀？他們不支持我搞文學創作，還打擊我——”韓一潭忍不住跟上去問:“你來北京，跟單位裏請假了嗎？”年輕人把嘴一撇:“請假？我本不‘勒’（理）他們！”葛萍着起急來:“你這怎麼行呢？你這不成了‘盲’了嗎？”年輕人吃完最後一口飯，用手背抹抹嘴説:“我不發表出作品來，絕不回去！”韓一潭心裏長，一時不知該怎麼把這位闖入者打發出去。

葛萍又問:“你家裏知道你來北京的事嗎？”年輕人説:“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來的。”葛萍責備他説:“你怎麼能這樣？你爸你媽現在該多着急啊！”年輕人笑了:“我爸我媽？我爸我媽早就沒啦！”葛萍愕然:“那你跟家裏什麼人吵？”年輕人忽然動起來:“跟誰？跟我老婆！她是個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對詩歌簡直一竅不通！詩盲！典型的詩盲！我跟她現在完完全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共同語言！我早就提出來跟她離婚，她死不答應，簡直是我的一副鐐銬！韓伯伯，您想想，帶着鐐銬跳舞，該有多難？我寫出這些詩來，容易嗎？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紅瑪瑙般的血、白銥金般的汗啊！現在我算痛快了，讓她在那發散着酸白菜氣息的小窩裏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葛萍連連搖頭:“嘖嘖嘖…你怎麼能這樣！你們有了孩子啦吧？”年輕人昂起下巴:“孩子？誰是我的孩子？”説着朝茶几上一尺來高的詩稿一指:“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給我生了一個女兒，那是，我要的是靈——是詩！我後悔當年不該結婚，不該要所謂的孩子。從文學史上看，多少詩人因為結婚形成悲劇，普希金，陸游…我一定要砸爛那世俗的鐐銬，做一個翅飛翔的自由自在的繆斯！

…

”韓一潭、葛萍面面相覷。這一對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知識分子，在家中還沒遇上過如此棘手的局面。

韓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對方、招來不測的風險，嚴肅到緊張地步地説:“年輕人，你這種不跟單位請假就擅離職守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持。你應當趕快回去。我們屋子很小，而且我們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還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們附近有個鑫園浴池，晚上接待過夜的旅客，你如果錢不夠，我們可以負擔。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車回去——”那年輕人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處境，他瞪圓了眼睛，氣沖沖地問韓一潭:“你是韓一潭？！”韓一潭愣了一愣:“怎麼了？”

“你原來是這麼個人！”年輕人氣憤地説“報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來你這麼糞①！什麼伯樂！什麼‘沙裏淘金不憚煩’！騙人！偽君子！”他確實到上當受騙了，這個世界，怎麼充滿了如此多的陷阱！他動地拍着桌子説:“這是怎麼搞的？如果你們本不想發現千里馬，那幹什麼登那狗文章騙人？！”葛萍嚇壞了。她覺得家裏來了個神病患者。她家從來是安謐、寧靜的。她家從無逸出常軌的事。今天怎麼竟出現了這種局面！

韓一潭很狼狽，他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跟眼前這位年輕人從abc説起。他一時竟口吃起來:“你你你怎麼這樣不冷靜！你冷冷冷靜一點！你應該懂得，文學創作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無論如何，你不應擅離職守，拋棄家室，這麼樣地跑到北京來…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達到發表水平，也不可能馬上給你刊登出來。你知道嗎，一般的文學刊物，週期都是很長的，拿月刊來説，現在是3月，這一期1月裏就把稿子發到工廠去了；這一期印出來的時候，4月那一期已經看校樣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經發去排字了，6月的大體上已經編好了，7月的已經開始着手編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錄用，編進六月那一期的可能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還要等三四個月，你難道真的就在北京那麼等着嗎？如果要印成詩集，出單本的長詩，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見書…這還説的是馬上錄用，如果你達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沒用…你還是回去吧！”年輕人萬萬沒想到他所面臨的世界是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絲毫不減自信，他宣誓般地説:“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我走完了！三四個月怕什麼？一年兩年怕什麼？我就是不發出作品不罷休！我向詩壇宣戰！不登上詩壇，我死不瞑目！”韓一潭目瞪口呆，不由問:“那你怎麼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兒呢？錢花完了你拿什麼吃飯呢？何況北京市也不允許‘盲’的人在這裏待着不走…”

“怎麼生活？”年輕人突然爆發出一陣輕蔑的笑聲“我來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為他關心的是金子，鬧半天他滿腦子庸俗的垃圾——‘怎麼生活？’對於詩人來説，除了作詩，還有什麼生活可言呢？我寧願街頭，揀香煙盒子當紙，揀火柴當筆，也要寫詩。我是絕不再回那個讓我想起來就作嘔的單位，再不進那個充滿酸白菜氣味的小窩了！啊啊啊——你別再問我，我告訴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説的那個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掙錢嗎？在你們看來，掙錢，吃飯就是生活；那麼，好，我告訴你，我會理髮，我可以買一套理髮的工具——那點錢我還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場去，給那些擺攤的農民理髮，我不但能掙出吃飯的錢來，我還能掙出買稿紙的錢來的。韓編輯！你別那麼看着我，我不會向你借錢的！告訴你吧，沒有你，我照樣能發表作品，能出名，咱們走着瞧吧！”局面僵在了那裏。韓一潭畢竟心軟，他望望那一尺來高的詩稿，嘆口氣説:“你既然找到我這裏來了，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水平，而且，文學這個東西，又尤其是詩，究竟怎麼算好，怎麼算壞，其實是很難説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諒解我，你拿來這麼多詩，我實在是無法一一拜讀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編輯部裏做不完的事，常常還要帶回家裏，用業餘時間做…”年輕人看韓一潭拿起了他的詩稿，打算看，氣平了一點，便説:“行行行，您忙，我諒解。您挑着看看吧！”韓一潭摘下眼鏡，湊攏年輕人的稿子，仔細一看，心裏不一動。那疊稿子裝訂得極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術字標題就一定耗費了不少力，裏面的詩一行行全用印刷體書寫，一點塗改也沒有。的的確確，那詩稿凝聚着年輕人“紅瑪瑙般的血”和“白銥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讀到的那個詩劇《愛琴海的波濤》“序詩”的一開頭四行就讓他莫名其妙:當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把愷撒大將從睡夢中驚醒，當飄忽、氤氲、的狂飆，把愛琴海從搖籃中震驚…

韓一潭不皺眉對年輕人説:“你怎麼可以這樣寫呢？羅馬大將愷撒，是紀元前的人物，而巴黎聖母院好像是紀元後12世紀才有的，前後差了一千多年，那鐘聲怎麼可能聽見？更何況一個在西歐，一個在南歐…既然‘飄忽’，怎麼可能是‘狂飆’？而且，‘氤氲’、‘’這些詞太生僻，更不必堆砌…”年輕人不以為然:“我寫的是詩，又不是歷史，又不是中學的作文考卷，我怎麼不能這樣抒發我的情？”韓一潭放下這一疊，取出另一疊，一邊説:“寫詩，也要從你悉的生活出發，你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一個縣城，何必非去寫希臘、羅馬呢？”年輕人忙指着他手裏的那一疊説:“這就是寫我悉的生活嘛，我在內蒙過隊！”韓一潭一看，這回是敍事長詩《草原上的普羅米修斯》。前面是長詩的目錄，第一章是“月夜的維納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羅”第三章是“氈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馬背上的阿童木”！他沒敢把目錄看完，更不敢往裏翻——他過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這位年輕人的大作，真可謂“更向荒唐演大荒”！

“韓伯伯，”年輕人對他恢復了尊稱，期望地盯住他，懇求地説“您給提出不足之處吧，意見越尖鋭越好！”韓一潭真不知該説什麼才好。他只好擱回這一疊，再出那最底下的一疊來，這回的這一疊是《抒情詩一百首》，他隨便翻到一頁，阿彌陀佛，這回總算擺了洋神洋人的糾纏，詩句頗為曉順暢…但是，啊呀，怎麼似曾相識？頭兩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間幾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兩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當韓一潭一籌莫展時，葛萍和詹麗穎進屋來了。葛萍到事情不對頭以後，便盤算着怎麼才能打發走這個半瘋的文學青年。去報告派出所，似乎還不值當，找居委會，恐怕一時又説不清，想來想去，還是隻得求鄰居協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電費而來他們家串過門的，似乎僅有詹麗穎一人。於是，當年輕人還在發他的不滿時，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麗穎，求她來想法子把那年輕人打發掉。詹麗穎一聽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門説:“這還得了？一分鐘也不能讓他在你們那裏待下去！你們太善良了，你們準知道他就是個寫詩的嗎？現在什麼怪事沒有！搞不好他是個詐騙犯、搶劫犯、竄犯！你們一對書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們手無縛雞之力，豈不遭殃！走！我去幫你們轟走他！”説着便站起來隨同葛萍直奔他們家。

詹麗穎一進屋，還沒把那年輕人打量清楚，便聲大氣地説:“嘿！小夥子，你哪來的？這麼晚了，原來本不認識，你怎麼能總在這兒待着？你知道這是哪兒嗎？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緊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來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年輕人被詹麗穎的氣派震懾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麼人，見她那陣式，只到恐慌。於是他便主動把所有詩稿都放回他那隻旅行包，拉上拉鎖，氣急敗壞地説:“我走我走。我現在總算知道北京，知道詩壇，知道所謂的‘淘金者’是什麼玩意了！”他一跺腳，很快地出了屋，並且出了院。

韓一潭、葛萍還沒回過勁來時，詹麗穎卻自得其樂地拊掌哈哈大笑起來。

從這以後，韓一潭回到家中，一聽見腳步聲朝他家那個小偏院走來，便如同驚弓之鳥。他囑告單位傳達室的同志，務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隨便告訴來訪的人。甚至每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他也變得而緊張，常常通話好一陣了，確證對方的身份並非文學青年，這才承認自己就是韓一潭。

再過一陣，他開始接到罵他的信。來信的文學青年質問他為什麼不但不給回信，而且還“貪污”了他們的詩稿？其實他一開始是儘量回信的，但後來回不勝回，即使他每天24小時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別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來信。開頭凡寄給他個人的詩稿，他都自費給作者寄回，後來形勢發展到他實在無力負擔，如果一律自費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費全部用上也還不夠。後來他把寄給他私人的詩稿也混在編輯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郵資總付”儘管編輯部裏並沒有人發出微詞，他自己卻總覺得不好意思；再以後，他才任寄給他個人的信稿積壓起來，結果就招來了怨恨和辱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