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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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衞士隨時注意着卧室內的動靜，一旦總理入睡了，便輕手輕腳進去，將燈熄滅，再輕手輕腳出來，關嚴門，小聲對值班的秘書們説:“回去吧，總理睡了。”當然，有時總理是自己關燈睡覺，這是主動有意地要睡覺，一般是沒什麼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頭痛得無法看東西了。總理用腦過度的痛苦之狀我們都見過，微蹙眉頭，不敢睜大眼；這時他要服安眠藥，並由護士人員幫忙作些頭部按摩，促進血循環。

總理主動熄燈睡覺，常發生睡不踏實的情況。一見他關燈，值班秘書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總理“第四辦公室”的燈又亮起來，這是他又想起了什麼事，叫衞士再把秘書找來，或詢問，或待一件事，或對某項工作作出指示。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總理見秘書跑來跑去，心裏不安，就説:“唉，真麻煩你們了。

還是給你們寢室安部電話吧。”於是，值班秘書的牀頭就安了一部紅機子。總理牀頭也裝一部紅機子，這部紅機子沒有撥號也沒有鈴，拿起話筒就可以讓總機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進來，因為不響鈴。怕響鈴驚擾住隔壁的鄧大姐。

有了電話，我們就可以少跑許多腿。有些事，在電話裏就可以説了，回答總理的詢問或接受某項指示，而不必再從寢室跑到總理的“第四辦公室”我們有時開玩笑，西花廳是電鈴的世界。總理的4個辦公室都裝有按鈴，從廁所衞生間到餐廳到辦公室到卧室，隨時按響鈴召喚秘書。

辦公條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開始條件簡陋，總理抱着文件上牀，在身邊一放，就將背靠在了牀頭上。他批閲文件時，就將兩腿弓起來，文件放在腿上，邊看邊批示。這樣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寫字不易寫好，還吃力。

衞士見了這種情況，就幫忙找來一個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

這樣寫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鄧大姐見了，心有不忍，動了動腦子，把木工請來，親自講了設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設想做了一張小桌子，帶傾斜面，剛好能卡在牀上。

這樣，總理辦公就可以減輕些勞累。

這張小桌，平時只放三樣東西: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60年代，總理勞累過度患了心臟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預防心臟病淬然發作進行救急的藥品硝酸甘油。現在，這張傾斜的小桌子就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

總理在“第四辦公室”裏的辦公，經常是處於強撐、苦撐的狀態。有幾個場面給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由於中央領導都堅持不吃、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標準，總理那麼大工作量，怎麼受得了？他身體素質明顯下降，瘦得眼窩都凹了進去，並且患了病。

那天，總理連續工作17小時後，從“第三辦公室”轉入了“第四辦公室”身子靠在牀頭，毫無休息的意思。大家勸幾次不起作用，見保健護士鄭淑雲給總理送藥，就請小鄭幫忙勸勸。

鄭淑雲15歲參軍，18歲進中南海，長期在總理身邊服務，是很有情的。總理晚年曾深情地對鄭淑雲説:“我從你黃丫頭，看到你白丫頭…時間不饒人啊！”鄭淑雲勸總理是有辦法的。50年代中美華沙會談期間，有次總理一連工作22小時，仍然坐在“第三辦公室”不肯轉“第四辦公室”當然也就更談不上休息。鄧大姐已經按響過4次電鈴，就是催問總理休息沒有？活動了一下沒有？我們勸不動總理，就由小鄭去勸。

鄭淑雲勸總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開玩笑的話講，叫“耍賴皮”勸總理幾句，總理不應聲，鄭淑雲索站在辦公桌前不走了。總理不動，她也不動，她相信總理不能看着她這樣永遠“罰站“。

果然，時間一久，總理從文件堆裏抬起頭:“啊，還沒走？

鄭淑雲站着不動，説:“你不睡，總得活動一下啊，你不活動我就完不成任務；總理不完成任務不睡，我完不成任務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動，我活動。”總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兩手抖個不止，鄭淑雲眼裏一下子含了淚，這全是累的啊！總理就在她的“監督”下，繞辦公桌走幾圈，喝口濃茶水就又坐下了…這一次又是由鄭淑雲“勸駕”讓總理早些休息。她進入“第4辦公室”時，見總理在牀頭墊個枕頭，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鏡，正在算賬；牀上到處是寫滿算式和數字的稿紙。小鄭同我們一樣，對於總理的“事必躬親”又受動，又有一些看法。

這看法曾由鄧大姐説出口，那是當我們眾人面説給總理聽的:“有些事別人能做的就請別人幫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動手才放心。”於是，鄭淑雲照大姐的口氣口而出:“總理，像這些具體的:技術工作，你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類似的話，我和其他秘書也講過，前面的文章寫到過，總理是發了脾氣的。這一次對小鄭也不例外。總理從老花鏡的鏡框上邊看一眼鄭淑雲，不理睬，繼續算自己的賬，總理有時就是這樣來表達心中的不滿。

鄭淑雲明白，有了這種像孩子賭氣一樣的表現，肯定是藥也不會吃了。她還是老辦法，在牀前一站，等着吧！這次“罰站”的時間可真不短，總理直到算完一組數字，才放筆，摘下老花鏡，疲勞的眼睛，緩緩扭頭望住鄭淑雲，一臉嚴肅:“你説這是具體的技術工作，你這麼看對嗎？關係到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只是具體的技術工作？

民以食為天，我不親自算一算怎麼能知道底細呢？國家遇到困難，不是糧食多得吃不了，我算準確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捱餓，作為一國總理這不是起碼應該做到的嗎？”總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紙和有關文件、資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説:“你看看，你看看這些，從城市到農村，男女老少的定量。還包括半勞力，各地區都有差異，我不親自算算怎麼能心中有底？怎麼會發現問題，糾正這裏的失誤？人命關天，非常時期，作為總理必須讓全國人民都渡過這一難關，這是小事嗎？只是技術工作嗎？”總理講到這裏，已是淚花離，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飢餓的盲正在全國動，尋找一切可吃的東西，以維持那堅信還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們工作沒做好，人民遭了難，現在我們不能再出漏。我們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有時難免好心辦了錯事，但為人民服務這顆心可是決不能少了絲毫。你懂這個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總理…”鄭淑雲叫了一聲，再也説不出第二句，淚水一下子滾落下來。這就是人民的總理啊！她哭着用力點點頭。

“好了，你去吧。”總理把藥喝掉，又戴上花鏡抓起了筆:“我現在還不能休息。”這一夜，總理又沒睡。天亮後，隨着清嗓聲和電鈴聲，總理從“第四辦公室”進了“第一辦公室”向聚集來的秘書們髮指示，批閲秘書們呈遞的急電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這樣又開始了。

在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還有一件事留給我極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天，總理已是連續工作了60多小時，眼睛充血厲害，痛得再也無法看東西，不得不從“第三辦公室”轉入“第四辦公室”但他還是無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堅持“事必躬親”躺靠在牀頭上，閉了眼，仍然無法省心，叫我們秘書來談工作。

醫生來給他治療，他放不下工作；連護士給他打針這點時間，他也不肯放過，吩咐張作文同志:“張秘書，李宗仁先生的講話稿你給我念吧，要念仔細，不要錯漏字。”

“總理，先把針打完…”

“唸吧，這不影響打針。”總理用疲憊低沉的聲音吩咐。為了不讓總理着急，秘書張作文只好馬上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