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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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辦公的第2個特點就是謹慎細緻。

他辦公，離不開辭海、辭源等工具書，為求一字準確，有時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幫他翻過康熙字典，翻到之後他還要親自查閲核對一遏。凡屬見報或下發的文件，更是嚴格把關，有引用經典著作的內容，他一定要找來原著核對。我們秘書幫忙核對之後他仍不放心，仍要親自核對一遍。對生產建設上的數字，對計劃項目，每個數目字他都要親自再算一遍賬。我們秘書隨時都帶有計算尺，遇有審查計劃或財政預決算時，還得把手搖計算機搬到辦公桌上，幫助總理計算核對。

有次，我見總理太辛苦，拉計算尺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核對，後面還有那麼多文件，難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閤眼，便勸説一句:“別人都算過了，差不多總理就不要再算了…”我的話沒講完，因為總理一下子掀起眼簾盯緊我，並且眉頭皺起來:“怎麼又講差不多的話？”我自知失言，尷尬地閉了嘴。總理最聽不得“估計”、“大概”、“差不多”一類泛泛之辭，他作什麼事都追求一個確。

“這是多餘嗎？”總理舉舉計算器“要我籤個字很容易，提筆一劃就行。可是事關國計民生，國家的資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筆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總理這種謹慎細緻事必躬親的態度，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記得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查閲了大量資料、地圖，還向許多專家請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圖上少了一個對方的據點，還有一段邊界線畫彎了。這本是具體技術工作人員的責任，下面各級負責人也看過，都未發現。總理審閲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使那些具體責任者既動又慚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總理辦公的第3個特點就是極端的認真負責。他常常在辦公桌旁一坐十幾個小時，修改各部門送來的文件。記得有次他放下筆，臉又發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發出一聲慨:“唉，我這個總理，簡直是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這裏改卷子…”總理説得很形象。不過，我們秘書們議起來，又有另一種形容，我們看總理批閲文件，就像雕刻和繡花那樣細、那樣一絲不苟。他的責任心容不得任何枝大葉，拖拉推諉；一旦發現這種情況，他就會聲俱厲地加以批評。

有次，外部報來個案子，不算大成。秘書陳浩接到報告，沒有完全查清就送給了總理。總理一看報告裏許多事情提法不準確，問題沒清楚，立刻火了，嚴厲問陳秘書:“這個案子你問清楚了沒有？”陳浩不安地説:“哎呀，我也沒太清楚。”

“怎麼這個樣子就給我送來了？”總理把報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們叫來！”陳浩忙去打電話，把外部主管副部長和有關司的負責同志叫來。總理嚴厲批評之後，把案子打回去，叫他們重新搞。

總理辦公的第四個特點是，復一，年復一年，沉浸於習慣的忘我勞作之中，真正是堅韌頑強，鞠躬盡瘁。

正常情況下，總理的睡眠時間也往往只有三四個小時。在那長達十幾小時的連續勞作中，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不但有力超人，更有堅持和苦撐的人毅力。

我曾長期觀察總理辦公過程中，力和身體所歷經的幾個階段。開始是亢奮昂，緊張熱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緊急的公事處理完後，總理和秘書就像打完一場衝鋒仗，可以稍微息一口。這時，總理必要藉機喝幾口濃茶，然後就進入了連續持久的帶有一定節奏的繁忙工作。這個階段很長，可以四五個小對，也可以七八個小時，我們這些秘書當時普遍是30歲上下的盛年，常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澀的覺。但總理在這段時間，一直顯得朝氣，熱情洋溢。正因為這樣，他才給我們留下了力超人的強烈印象。

然而，繼續往下批閲文件，勞作超過10小時後，總理就進入了“堅持”和“苦撐”的疲勞期。他疲勞的程度也是分幾個階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處於一種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勞開始襲來時，他並不自覺，完全是出於生理上的自衞本能，打個哈欠或抬起頭作一下深呼。

疲勞在悄悄加重，終於影響到辦公效率，並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頭來深呼。這時，他意識到累，第一個反應就是大口大口喝濃茶，以刺漸漸麻木的神經重新興奮起來。

這樣堅持一段後。似乎茶鹼已失去效力，總理會煩躁地突然站起身，圍繞辦公桌快速地走幾圈，並配合着眼窩和太陽，然後坐下繼續辦公。

他終於到這樣也不解決問題了，便拿起辦公桌上放的那件“寶”打開鐵盒，用手指擦點清涼油，抹在額頭和太陽上。這時，彷彿冥冥中有什麼天靈應，鄧大姐會出現在總理辦公室的門口，悄悄地在門外轉圈，憂慮而心疼地朝裏面伏案勞作的總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輕易不進總理辦公室，不去幹預總理的公事，這是結婚時就有的協議。

總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一把在警衞手中，警衞接班時，鑰匙屬於接內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書手中，一般是放在機要秘書那裏。總理自己有一把，睡覺時放枕下，起牀時揣兜裏，從來不離身。鄧大姐沒有鑰匙，總理不在，她就進不了辦公室；總理在，她也極少走進去，在門口轉了一陣，終於向着門裏輕輕喚一聲:“恩來呀，該休息一會兒了。”總理掀起眼皮，目光從鏡框上方望一眼鄧穎超，點點頭，卻馬上又伏進了文件堆，繼續他的批閲修改。

片刻，鄧大姐又輕喚一聲:“恩來呀，起來活動活動吧。”總理再次掀起眼簾，似有所震動，雙手在桌上一撐，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動活動，你去休息吧。”總理又開始繞辦公桌快走，這種活動更多的是為了安鄧大姐。快走兩圈，便朝大姐揮揮手，叫她放心休息去。當鄧大姐的身影在門口消失時，總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來。習慣地擦一些清涼油。

這樣又堅持一段時間後，疲勞便達到了難以克服的地步。眼皮會不知不黨地耷拉下來，手中的筆在總理瞬間的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點或道的墨跡。出現幾次這樣瞬間的糊磕睡，總理會痛苦地拍拍額頭，臉，猛地丟下筆，朝後仰身靠在椅背上，大聲吩咐:“給我一條熱巾！”一邊用熱巾拼命地擦臉，眼窩，一邊繼續批閲文件，總理是在盡力聚集全身僅存的一點熱能，投入到勞作中去。這樣堅持一會兒，又會大聲吩咐:“誰有煙？給我一支煙。”總理的辦公桌上放有一塊“請勿煙”的牌子。他不煙，我們也自覺地不，以保證室內空氣不受污染。但他睏倦極點時，就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規定，燃一隻香煙，以便給神經強刺。

彷彿還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種天靈應，或者叫生物電？我多次遇到這種情形，總理燃香煙不久，電鈴忽然響了。這是睡醒一覺或難以入睡的鄧大姐在按鈴，她的卧室有個按鈕，她那邊一按，總理辦公室這邊的鈴就響，是專為她和總理之間聯繫而裝設的電鈴，目的就是讓鄧大姐督促總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衞士進來，傳達鄧大姐的吩咐:“總理該休息了。”看着總理疲憊已極的樣子，我們這些秘書都心痛。可有時掂掂手中的文件又覺為難，那邊都等着回話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還有明天的事，説不定比今天還要忙啊…總理疲勞過度的最嚴重表現，就是鼻子裏突然地出血來。淡紅的血有時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贏。這時，我們會不由分説奪下他手中的筆，配合衞士把他拉到沙發那裏坐下，仰靠沙發，用涼水浸過的巾覆蓋在他前額和鼻樑上。我多次見總理勞累過度大鼻血。為中國向蘇聯爭取156項援建項目，為抗美援朝，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擺三年困難，恢復國民經濟的發展，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減少損失，保護幹部，維持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繼續運轉，苦撐危局，都曾大量血。那場面令多少人心碎神傷，熱淚哽咽！

每次總理累得鼻血時，我們只能默默地幫他用冷巾敷額，找棉球止血，卻不能強迫他去休息，那樣只會讓他着急生氣，反而血更多。這是有教訓的。我永遠忘不了抗美援朝時發生的那次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殘酷的階段，美國飛機狂轟濫炸，給我們的運輸造成極大困難，加上放毒氣，撤細菌，無所不用其極。總理連續工作，三天三夜沒閤眼，那天夜裏連續兩次鼻血。第二次鼻血時；斜靠在沙發上，敷了冷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滲出棉球繼續往下淌。我們又痛又急，再三勸説他去休息，就是勸不動。他堅持要等前線的一個特急電報。

我見總理臉灰白，呼問，不但有血水悄悄出；而且還有無數纖小的血粒隨着出氣成星狀地濺灑在鼻孔下方的各個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過去勸説:“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不行，這個電報很重要，我必須等。”

“我得為你負責。”我招呼衞士“來，扶總理回去休息。”我扶住總理肩膀，想強迫他去睡一會兒，可是，總理忽然發火了:“胡鬧台！你怎麼就想不到要為我們的志願軍戰士負責？”我被嚇退一步，看到總理網滿紅絲的，眼睛惱火地盯緊我，由於生氣動怒，鼻血淌得更厲害了。

“總理！”我叫了一聲，我哭了“你，你別生氣啊…”總理下意識地擦一下到際的鼻血，皺着眉頭，放緩一些聲音；“我可能嚴厲了一些。可你想過沒有？我們有4萬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前線血犧牲，我這點鼻血又算得了什麼？我現在去休息，耽誤了電報，對得起志願軍戰士嗎？”

“總理，我錯了，我考慮不周。”我着淚説，上前替總理換棉球止血“你別生氣了，不然血得更厲害，你不要説話了…”總理一直堅持在辦公室，直至收到前方來電，又口授了覆電內容，簽發了覆電，然後才服藥休息。那以後，再逢總理累得鼻血，我們決不敢強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機勸説幾句。總理據情況，有時不聽勸，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繼續工作；有時情況不那麼急，沒有重要的事非辦不可，他就聽大家的勸，隨手抱幾份文件，走進他的卧室。

總理無論怎樣疲憊不堪，上牀後必要辦一會兒公，否則無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牀後不看一會兒閒書就難以入睡一樣，已經養成習慣。所以，這個卧室可以算作總理的第辦公室。

總理的牀頭也是三件“寶”: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如果總理主動停止辦公睡覺，那就會心裏有事，難入睡，睡着也不踏實。他經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睜不開了，就抹清涼油，繼續看，直到“失去知覺”也就是在無意中自然入睡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