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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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全國報來的文電和情況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總理看，全向總理彙報，首先要經過我們秘書的篩選過濾，有選擇地呈送，有選擇地彙報。

有次國務會議結束後，一位副總理問周思來有關黃河水利的問題:“總理，這個文件我們報上去了，不知您有什麼意見和指示？”總理馬上搖搖頭，肯定地説:“這個文件我沒見到，也沒聽秘書講過。”他找來有關秘書李巖，果然，是被李秘書篩選下去了，沒報總理。但凡報上來的，總理都是“過目不忘，過耳不丟。”此後，為避免篩選出差錯影響工作，我們改變了作法。就是對篩下來的文件報告，得空時便向總理嘮叨幾句。不要小瞧這幾句嘮叨，總理聽過就不會忘，萬一哪位負責人向總理問及這件事，總理就不會不知道。

由於“第一辦公室”的特殊環境，便難為了陳浩、楊純她們這些女秘書。她們不便進，有了急件只能求我們男秘書代勞往裏送。如果可能，她們也把那些十分緊急的電報預先送進“第一辦公室”等總理起牀後，進了衞生間就能及時發現處理。那種特別重要的電報，收到就要馬上送總理，如果總理已經進了“第一辦公室”就只能喊人，請我們往裏遞，一刻不能耽誤，耽誤了就要挨批。有次陳浩收到某駐外大使館發來的一份關於邊界問題的電報，電報上註明是特急。陳浩考慮總理正在休息，沒有馬上送，也沒事先送到“第一辦公室”結果捱了總理一頓嚴厲的批評。那以後，再沒人敢耽誤急電“第一辦公室”在秘書們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總理“第一辦公室”裏還準備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報紙文件。椅子是因為有領導同志需要立即見總理時，能坐着彙報，接受指示。所以，有時總理坐馬桶，對面椅子上就坐了副總理或部長，這邊彙報，那邊指示，迅速解決一些緊急事務。

有一次廖承志趕來見總理，值班衞士説:“哎呀，總理今天的活動全排滿了，實在找不出一點空兒，恐怕談不成。”

“這事很急，不見不行。”廖承志着急問:“現在總理在哪？”

“在廁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這個“第一辦公室”立刻放下心，説:“不要緊，不要緊，我去去就出來。”説着，不管衞士是什麼意見，自己就闖入了“第一辦公室”在總理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開始請示彙報。

事後，廖承志也只説他去了總理第一辦公室，已經請示彙報了，而不會説去廁所向總理請示彙報。

由於我們這些秘書常説“第一辦公室”漸漸地，國務院及各部委辦的許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總理的衞生間稱呼為“第一辦公室”一般情況下，總理在“第一辦公室”只處理急電急件，大事要事。那種常公事，不能拿到這裏辦。因為總理還要看報紙，可以説一次也沒缺過。

總理主要看四種報紙:人民報、光明報、文匯報和解放軍報。他讀報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們這些秘書快3倍。這是在長期接觸中我們悄悄對比過的。

他的目光飛快地掃過字裏行間，耳邊嘩嘩地響着翻報紙聲，他對每個版面登什麼內容，有哪些專欄，瞭如指掌；有的看標題，有的讀，有的細讀，一陣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瞭解了。

從“第一辦公室”出來，若沒有緊急會客或澤東電話約見，總理可以做5分鐘的。由於作不屬於辦公，所以卡時間很緊，多半分鐘也不行。

不過，無須人監督時間，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編練的保健，作完全套動作準準是用分鐘，動作的節奏速度他很有數。

這套自編的保健主要動作有:雙手卡，兩腳站立與肩同寬，然後左右扭，然後旋轉，然後左右扭頭，然後仰頭低頭，然後伸臂，然後擴，然後抬腿，然後踢腿，然後收式結束。

做完，他用兩分鐘的時間洗漱，然後就進入了“第二辦公室”所謂第二辦公室，就是總理的餐桌。説餐桌不説餐廳，是因為總理無論在哪裏吃飯，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間，宴會也不停止工作嗎？不停止。無論宴請外賓內賓，本身就是做工作。

當然，我要講的還不是宴會談話那種工作，我講的工作仍然是指處理各種公務。包括讀報、看文件，批電報、聽彙報，開小會，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辦公室”主要還是指他家中的客廳兼餐廳。

第二辦公室遠不如第一辦公室名聲大，因為趕早不趕晚，急事大事都趕在第一辦公室處理了，沒有特殊情況，不是臨時發生急事大事，秘書們輕易不忍心在吃飯時間去打擾總理。何況鄧大姐是為此發過話的:“你們20多個秘書對着他一個，輪番作戰，也得給他個吃飯氣的時間啊。”話是這麼講，我們還是無法給總理安排出吃飯時間。總理的辦公桌上擺有枱曆，值班秘書事先都將總理一天的活動安排記在台歷上，枱曆的正反面都記得滿滿的，寫不下還有一塊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寫得滿滿的，所以總理的工作也排得滿滿的。開會、匯。

報、談話、會見、接見、批閲文件、作報告，時間是以分鐘來計算。比如澤東主席約周恩來下午4點見面，我們可以把總理的活動表一直安排到3點58分，剩2分鐘是總理走路的時間。他走路快似一陣風，從西花廳到菊香書屋，兩分鐘就一溜小跑地趕到了。

年1月20，鄧大姐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將周恩來總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曆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這是周恩來1950年1月1到1976年1月8所使用過的曆，叫作工作曆。因為記滿了26本曆零8頁曆紙的內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曆，一分鐘追一分鐘，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種工作，唯獨找不到吃飯時間安排在哪裏？

因為總理吃飯多數是見縫針，因為總理吃飯從不離工作。

澤東吃飯沒有規律，周恩來吃飯也沒有規律；澤東吃飯手不釋卷，周恩來吃飯也手不釋卷。周思來主要是看報，在第一辦公室末及細讀的文章，都要在第二辦公室細讀一遍。

不過，周恩來與澤東也有不同。當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時，澤東帶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學的，所以談判中，有關援建項目和中國經濟生產的現狀，澤東和他帶的一班人都講不清。在場的同志曾告訴我，斯大林對澤東説:“談生產和援建項目你不行，你叫周恩來來談。”周恩來隨後帶了一班人馬趕到莫斯科，他帶的一班人都是搞經濟的。宴會上，澤東講過一句:“現在，我們搞上層建築和搞經濟基礎的全套人馬都來了。”搞哲學可以擺大量具體事務的糾纏，搞經濟就必須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所以，總理吃飯不但要看報，還得批閲文件，隨時聽我們的彙報並作出指示。總理每天吃什麼飯，我們基本都知道。因為20多個秘書，總得有幾個碰上吃飯時間找總理請示事情。

只有遇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時，我們儘量避免去請示問題。總理吃飯沒規律，極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這種時候，也確實讓人為難。

有一次，秘書楊純就遇上了這個難題。有篇關於農業政策的稿子要見報，定稿時有幾處改動，需要總理審定。她拿了稿子找總理，正碰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等等再來吧？那邊又盯着立等回話，她可真作難。在門口轉磨似地走幾圈，忍不住朝門裏探一下頭。臉孔在門邊剛閃過，恰巧被總理看見了。

“進來嘛，”總理馬上招呼“有事就進來嘛。”楊純只好走進去，看看總理又看看鄧大姐，樣子很是尷尬。

“唉，”’鄧大姐笑着搖搖頭；“吃飯你們都不饒過他啊！”

“嗯，嗯…”楊純可真狼狽了。

總理笑着瞟一眼鄧大姐，又看看楊純，温和地説:“沒關係，你説麼。”楊純就趕緊説，趕緊送上稿件請總理審批。由於總理的時間太寶貴，我們秘書都養成説短話，説快話，説“是”或“不是”的講話習慣，一切客套話、寒喧語，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釋話都不要，連形容詞都一律刪掉。有人評價我們總理秘書説話是“開門見山於巴巴，單刀直入赤。”其實，越這樣越能直接明確地説清事情，為總理節省一點寶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