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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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的背景是什麼？有無超級大國手？現在形勢怎樣？一切情況都末明朗。

飛機在開羅機場降落加油時，周恩來通過總書記鄧小平，向澤東報告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原來沒有訪問開羅的計劃，現在是否可以改為訪問開羅，以便觀察亞非會議能否繼續在阿爾及爾準時召開。

經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研究，同意周恩來改變計劃，留在開羅訪問，觀察形勢變化。

陳毅外長打前站，已經在周恩來之前到達阿爾及爾。遇到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許多亞非國家都很焦急。因為他們都是帶了許多問題和困難要在會議上加以討論解決的。

許多亞非國家都是對中國有着特殊的情和信任，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又與陳毅元帥保持了友誼，都説陳毅元帥有思想有見解、正直、熱情又富鬥爭，所以信任很強，紛紛來找他打聽中國的態度。

陳毅元帥戎馬一生，剛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國朋友着急，他就“熱血沸騰”了。這一沸騰就免不了放炮:“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陳毅聲調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開好！”他把話講死了。一炮打出，沒留餘地。

由於形勢不明，人心浮動，意見不一，會議無法舉行，各國代表紛紛離去。周恩來也從開羅返回北京。

本來許多亞非國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國，以為中國外長講了話會議一定會準時開。如今陳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響。

總理知道這個情況後，氣得不輕，連連踱步連連説:“胡鬧台，簡直胡鬧台！”陳毅自知有錯，一回北京當即趕去見總理，剛進西花廳前院已經開始對見到的工作人員喃喃:“負荊請罪，我是負荊請罪來了。”看來陳老總心裏很有些不安，這對他是少見的。

但他畢竟是元帥，是敢做敢當的痛快人。在門口悄悄問一聲:“總理於什麼呢？”

“等你呢。”衞士朝陳毅擠擠眼，吹風道:“生氣了。”陳毅不再猶豫耽擱，一步跨入西花廳。

“總理，我來了。”陳毅以軍人的標準姿態進門報告。他平時只有見澤東是這樣子，和總理私深，一般不這樣，今天確實例外。

“你無組織無紀律！”總理的濃眉剎那間揚起，目光灼灼，朝着陳毅急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陳毅，車轉身又是幾個急步，立到辦公桌旁。我們以為總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將拍過桌子，嚇得那個大將臉蒼白，站立不住，氣地一股坐到了沙發上。拍完大將這次就該拍元帥…可是，這次總理沒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對着陳毅虛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聲桌:“這是不允許的！”還好，敲得不狠。但陳毅臉已經變白，本來有些低垂的頭猛地向上一抬，脖梗直，好象那三聲是敲在腦殼上，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繃繃緊，站得更加立正。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的四川腔聽上去別有一番誠懇、令人愛惜的韻味。

“就這一句就完了？”總理轉身，犀利的目光迫着陳毅，聲俱厲，聲音很大:“你是中國的外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裏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主席，向黨中央檢討！”總理以新的烈的勢頭講。他的聲音很少這麼大，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緒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陳毅，目光和聲音都放緩和些:“外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主席、黨中央彙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彙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都沒有？

…

”陳毅低下頭:“我向主席、黨中央作檢討。”陳毅元帥走了。當時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總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小心翼翼向總理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我們在場人一圈，説:“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裏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我藉機也小聲説:“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説，一向你彙報工作就緊張害怕。”總理氣已經消了，搖搖頭説:“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病，被當眾罰站。”總理發脾氣也是分場合，分對象的。他不會向外賓發脾氣，也不會向基層幹部更不會向羣眾發脾氣。他只對犯有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發脾氣，只向自己親近的身邊人發脾氣。這同一般中國人的習慣是一致的，因為親近的人彼此瞭解，發發脾氣不會產生什麼隔閡，彼此容易理解。

總理跟鄧大姐鬧點脾氣時，表現是“拂袖而去”離接觸，過那麼幾小時，雙方氣就消了，再見面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總理跟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發脾氣，表現就又不同了。因為我們整天和總理“泡”在一起，十幾個秘書一天到晚輪番跟他打疲勞戰，太親太近了，無須任何顧忌，所以發起脾氣也隨便些，不必“注意影響”若是我們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錯，總理發點脾氣，這是沒什麼話好講。我要講的是，有時總理在外面生了氣，遇上不順心的事，回來偶爾也會對我們批評幾句。大凡世間，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無二致。生活中許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順心的事，回到家來或見了親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現嗎？我們的總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後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着，心裏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麼，在什麼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一種什麼神。

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隨行人員中有警衞喬金旺。

喬金旺是1947年參軍的老同志，給朱總司令站過崗，給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衞，也在總理身邊當過衞士，是個老實、謹慎，富有經驗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氣不好，刮一夜大風。總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時熄了燈，天剛亮屋門就打開了。

總理起牀有清嗓的習慣。聽到清嗓的咳聲，老喬就守過去，怕總理有事。

“昨天夜裏誰值班？”總理問。

“我值班。”老喬心裏有點犯喃咕。因為見慣了微笑的總理，和藹可親的總理，所以總理只要臉一陰沉，人們就會到分量重。可能夜裏沒睡好？

喬金旺剛想到這裏，總理已經板着臉説:“昨晚你沒把門關好，響了一夜。”

“是…總理。”喬金旺嘴裏應着，心裏有點想法。所有身邊作人員都知道總理睡個覺不容易，腦子總是興奮過度，所以入睡很困難。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樣每晚三次服安眠藥，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誤事，所以到睡覺時，值班警衞都是認真關緊門窗，鎖好門，鑰匙帶在手上不敢稍松。老喬是個仔細人，怎麼可能沒關緊門窗呢？但他不能解釋。我們都有經驗，總理批評你時，有理也不要當時辯解，那樣反而更惹總理生氣。

叫他全説完了，氣就消了，過後再辯解，他就會完全站在你這一邊，檢討自己主觀。糟糕的是，總理這次沒把話説完，當然也就沒消氣，只説那麼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鄧大姐來了，對喬金旺説:“昨晚總理沒有休息好，説門總是響，生氣了。”喬金旺張了張嘴，心有委屈沒説出口，可那個嘴巴的形狀已經表明了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