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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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律師仍然沒有反駁，再問:“胡錫濤先生的回憶中，明明是説餘秋雨先生用學術方式抵制了當時的大批判，為此，胡先生還向餘先生表達了欽佩和抱歉之情，你現在要把這件事情完全翻過來，我現在再問你一句，能提供任何一點點翻過來的證據嗎？”被告開始亢奮，説:“為什麼那麼多重要的報刊都發表了我的批判文章？大家都很明白，我自己也是那個時代過來的，那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聽到這裏我不能不閉住了眼睛，想着法院西邊當年叔叔的墓地，法院東邊當年爸爸的隔離室。然後我睜開眼睛，扭頭找窗，希望能看到一九六八年冬天在這裏長久注視過的蕭殺雲天，但這個審判庭沒有窗。

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一次次咬着嘴提醒自己:千萬忍住。

這有點困難。因為我只要一開口就會説到當年的真實災難，聲音就會變調。鮑律師事前聽過我的敍述，知道我的弱點，就一再告誡我:“你儘量少説，讓我來説。”我努力讓聽覺麻木，只是長時間地盯着對面被告席上的那個老年男人，不斷自問:站在佛教慈悲為懷的立場上，我在説明事實真相之後，能夠原諒這個人嗎？

哪怕有最後一絲可以原諒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終於，我抓住了。──我想，自從我起訴之後，海內外媒體均有報道，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歐美華文界的讀者們得知基本案情後，大多認為這是最典型、最嚴重的誹謗案件，但在中國大陸，凡是在媒體上發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他們完全不在乎我起訴的內容，只説“這是言論自由”、“不能讓司法干涉文學批評”、“文化人不應該動輒打官司”、“名人難道不會犯錯誤嗎”、“法律應保護弱勢羣體”

…

等等，讓人不得不嘆息，這片土地離“言論自由”、“文學批評”、“弱勢羣體”等等概念的本義確實太遠了。因此，被告只是一大羣人的一個代表，而這一大羣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長的歷史，代表着一個強大的話語權力，代表着一種社會災難的生成機制、蔓延機制和復燃機制。這麼大的空間含量和時間含量，投到一個人身上，這個人本身就有被原諒的理由。

想到這裏，我隨手翻了一下由法庭複印換的雙方證據。被告拿出來的“證據”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個金牙齒提供的，與孫維世命案完全無涉，只證明金牙齒“清查”過我。讓我興趣的是，被告還把我十四年前寫給他的一封回信當作“證據”給了法院，證明他那麼早就在“研究”我了，與我有過一次通信往來。由此，我讀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筆跡。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寫道:大文溢美之詞頗多，由我薦出似有不妥，只得奉還，請諒。

這封信寄出的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

讀了這封自己寫的信，我的心態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與我之間，已經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我已經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氣教訓他溢美和求薦的失當。那麼現在，為什麼不能繼續對他進行一點教育？他長期在一所非文科學校裏“研究台港文學”但當代優秀的台港作家幾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這樣的人，會做什麼樣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貶我，都無關愛憎，只是一種追趕，一種試探。他對報刊是仰望的，剛才我的律師問他證據，他回答説:“為什麼那麼多重要的報刊都發表了我的批判文章”這居然成了他的“證據”了，當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內心卻是一種真實。他從報刊動向中尋得選題，為了發表，把話説得更加極端，試着投稿，正好投合了報刊追求聳人聽聞的企圖，果然命中。他覺得有那麼多“重要的”報刊墊底，而所有這些報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對這樣的人，很難認真生氣。

就在這時，我發現法官的眼光轉向了我，並對我説:“原告要不要對今天的庭審作最後陳述？”最後陳述？難道今天的庭審要結束了？我向法官點了點頭。

我終於開口了，先向法官説了幾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處境，然後把臉轉向被告，想給他説説學術研究的入門規則。但一説到“學術研究”這幾個字我就噎住了，覺得在這裏説這幾個字，太奢侈。

那麼，怎麼勸説呢？我頓了頓，突然想到，不如從他的另一個極端説起。我選了他在一本書中對我的一段過分頌揚，作為例子來分析。他在那裏寫道:餘秋雨教授繼出版了《戲劇審美心理學》後又開始了卷帙浩瀚的《戲劇美學》的寫作，這部著作，將體現一個現代中國人對東方戲劇文化最終的探討。

我説，這裏講的全是“好話”但基本上都是虛假的。我從來沒有寫過《戲劇美學》，更何來“卷帙浩瀚”？一個人書寫得再多，也不可能達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來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個學者能對某種文化作出“最終的探討”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康德、朱熹、王陽明都不能，你怎麼輕易地加到了我的頭上？

我勸他仔細想想這種奇怪的吹捧和後來奇怪的誹謗之間的共通關係。

這次庭審結束之後，被告又幾度被法院從湖北傳喚到上海，我就不出場了，一切由鮑律師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報紙上説自己清貧，付不出官司的賠償款項，更動了惻隱之心。每次聽鮑律師講述在法庭見面的情況，我都要順便問幾句，被告這次穿什麼樣的衣服？提什麼樣的口袋？大概住在什麼樣的旅館？是坐火車來、輪船來，還是坐飛機來的？是否有律師陪來？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錢？

我還問鮑律師，如果到時候判下來了，他拿不出賠償款，法院會怎麼做？鮑律師説:“強制執行，一點兒也不會客氣。”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賠款了，光讓他道歉就成？

鮑律師説，這豈不就成了調解了。

我説，那就調解吧。

法院聽説我有意用調解的方式了結此案，就要被告寫一份調解草案。被告在調解草案上表示，會在他發表過有關文章的幾家報刊上發表致歉聲明，他還把這些報刊列了出來。我對鮑律師説:“到報刊上一家家發表致歉聲明也得花不少錢，我們乾脆好人做到底，只讓他在法庭致個歉，不要他在報刊上一一致歉了。”那天，當鮑律師向法官轉述我這個意見時，連法官也很驚訝，向我投來徵詢的目光。我沒有表情地點了點頭。

於是，被告道歉，承認所發表的文章與事實不符；我宣佈放棄賠款要求，但全部訴訟費用還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數字很小，我問過。於是，雙方簽字畫押。

事畢，走下法院台階時鮑律師問我:“不讓他登報致歉，文化界輿論仍然不知真相，怎麼辦？”我説:“這些年來，那些人從來不會對我説好話。既然他們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們知道不知道真相。”鮑律師又問:“這樣一來，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後在社會上、媒體間亂説怎麼辦？你看那次庭審結束後他還戴上老花鏡在庭審記錄上改了那麼久，真是奇怪。”我説:“希望他不會。如果他不會，我也不會在文字間提到這件事情。但這位先生，確實有點難説。”果然，後來被告在湖南衞星電視上亂説這個案件，連我的主訴內容“孫維世命案”都掩蓋了，還在重複所謂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調查的可笑自辯，竟引起了現場觀眾的掌聲，最近他又宣稱還將就此寫一本書。這本應重新起訴，但我還是再一次原諒了他，只是不得不在這裏寫下以上這些文字。考慮到他畢竟曾經向我正式道歉，仍隱其名。

我與鮑律師邊走邊説，已經從法院邊門走到馬路上。臨別，鮑律師站住，鄭重問我:“準備什麼時候起訴背後那個人？”他説的那個人，當然是指多次給我製造了重大的人生災難的金牙齒。

鮑律師知道，我這次起訴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獲得有關金牙齒非法窩藏和散佈整人材料的證據。現在，證據拿到了。

朋友們都知道，我是一個能夠原諒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這個金牙齒，卻讓我受到一種橫貫幾十年的“新仇舊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記他，但他總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現在你眼前。天下怎麼會有這樣奇怪的生命？

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説:“也放過他吧。算起來他已經很老，聽一位記者説，他身體很不好，他的子不斷為他的行為與他吵架。…年齡法則超過其它法則，我永遠也不會去懲罰一個老人，何況他身邊還有一個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其實，世間很多事，人們只想探究底細，並不想對這個底細有所行動。

此生就是來解謎的，人生的引力主要由懸念構成。當答案一經顯，在心底嘆一聲“果然是他”就已非常滿足，不必留連過度。

歷來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不會懲罰“冤主”的，僅讓受害人和讀者的眼光最終掃到他，並注視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濛的煙霧中。甚至，欣賞着這個背影以什麼樣的身手一次次逃。一旦懲罰，便落入因果報應的通俗套路，雖未嘗不可，卻降低了等級。

文學作品是這樣，真實人世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