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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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沒有起訴，理由卻與爸爸有關。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麼多苦，最後卻原諒了迫害他的造反派頭頭。這事比我在做院長期間為造反派學生解困難多了，因為被爸爸原諒的，是整整威脅了我們全家十年之久的猙獰臉譜。

爸爸原諒造反派頭頭這件事，我曾經在台灣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過。據當時發表的記錄，我是這樣説的──…父親在“文革”十年中受盡苦難，多次都想自殺，真可謂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惡的造反派，有關人員多次詢問父親“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幾個人，我父親總是説:“大概是幾個年輕人吧，完全記不得了。不能怪他們“文革”是上面發動的，他們年幼無知，響應號召罷了。我如果不被關押，可能也很積極。”他的這種態度使我很生氣，幾次盤問，他都不講。我想起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曾去求過一個造反派，便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説:“問這個幹什麼？他那次不是讓我們見面了嗎？好的青年，名字忘記了。”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甘肅的信。信中説，他是我的忠實讀者，但每次讀我的書都到深深的愧疚，因為他是“文革”中鬥爭我父親的造反派頭頭，給我們家帶來過不小的災難。他説他見過我，還記得我去農場前與父親告別的可憐樣子。信後，是他一筆一畫的簽名。

我猶豫再三，終於把他的來信、他的名字告訴父親。父親本沒忘，聽我一説，失神地想了一會兒，立即回過神來問:“他怎麼到甘肅去工作了呢？那兒離上海太遠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問好。”這時我看看蒼老的父親，忍不住下了眼淚。我們民族的災難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讎相報來延續災難。他一再説忘了，是想讓他的兒子們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寧靜。

於是，我在寧靜中寫下了那麼多文章，在眾多的讀者中擁有了一位甘肅高原的讀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晚，台中市東海大學）記得我剛剛收到這封甘肅來信時曾反覆想過，寫信的這個人，究竟是我們記憶中的哪一個？是那個能言善辯、怪招迭出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還是那個長得極像我們學院工宣隊頭頭的瘦個子青年，或是另一個我當時沒有注意的人？他本來完全可以不寫這樣一封信來，但他寫了，而且一筆一畫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是他的勇敢，但對我們全家來説，他的來信，以及爸爸對他的原諒，卻是對災難歲月的另一番承受。當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現在要重新喚起並立即抹去那番承受，無異於一場心理苦役，分量與以前的承受一樣重，就像把一副重擔原路挑回。這是滲透到家門裏的事，信封內的事，老人牀邊的事，其間的隱痛難以描述。

正因為有過這樣的承受，我對於震動海內外華文讀書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沒有起訴。

“石一歌”事件發展的最高峯，是北京一家研究魯迅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題為《餘秋雨與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無限上綱的聲調中，不小心也漏了一點實情，例如，那個教材編寫組確實是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過，而且，在我離開很久之後才有其中個別人開始寫一些跟風文章。讀遍全文，沒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話、哪個字，出於我的手筆，但居然用了這麼一個標題。文章還故玄虛地説，有關證據刊登在香港的《明報月刊》。我託香港朋友查證，沒有；再問《明報月刊》編輯部，還是沒有。顯然，這是欺侮大陸讀者讀不到《明報月刊》。

這個騙局本來很容易通過法律手段來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態度，還是沒有起訴。

已經決定不起訴的事情，對方再鬧，我也不會改變主意。從北京餘某和上海《文學報》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經整整五年，我知道在這漫長的子裏，有一批人始終在見縫針、鉅細無遺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間的全部言論和行動，據説把十年間的每一個月都排了個遍，更沒有放過北大胡傳的所謂多少篇文章。憑良心説，全中國知識界有幾個人經得起這樣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結果如何，他們自己心裏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門徹底敞開，任那麼多極不友好的人士在裏邊東敲西打地盤查了一千多天。對此，我深驕傲，又深遺憾。驕傲的理由不必細述，而遺憾的理由卻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個作家，如果在一場民族大災難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幾件值得深切懺悔的事，那該引發多少刻骨銘心的彩文章啊，實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於父親的原因連做那樣的事的機會都沒有，至今只能時時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總需要有一個了結。我的了結方案是這樣一個聲明:“石一歌”事件已經鬧騰了整整五年，影響遍及海內外。為此，本人要對這一事件的兩個主角、三個配角，發出懸賞。

這五人中的任何一個，從本書出版之起再順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義寫過任何一篇、一節、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為酬勞。同時，把揭出來的文字向全國媒體公開。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們可以自行裁處，我絕對不會要他們懺悔。

這樣的方案，總算夠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對纏着白繃帶、穿着舊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發生了變化。

我怔怔地想，誹謗在中國，是一場巨大的歷史災難而不是個人事件。我個人可以寬恕誹謗者，但有誰來解救無數被誹謗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誹謗的，因為我不屬於任何社團機構，不躋身哪種代表委員，構不成和誰爭權奪利，從不批判別人，從不參加爭論，從不參加會議，還長期不在城市，不在國內，然而即便這樣，還是遭到了那麼多誹謗。那麼，中國還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誹謗而無處講理的人呢？

我細細回憶，當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離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間，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當時，既不想報仇，又不想反擊，更沒有想到哪一天能夠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願望，只想找到一個能夠講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個地方説一句:事實並不是這樣，你們也許搞錯了。

那個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實在想不出普天之下會有這麼一個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發抖、縮肩跺腳。

沒有地方講理，也就使得那位從甘肅寫信來的造反派頭頭，以及“文革”中的其它大批判干將，沒有機會聽到別人講理，也不知道世上還有那麼多做人的道理。

這對他們來説，也是一種不公平。他們最後終於皈服了一些道理，卻已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尤其是他們自己的人生代價。

時至今，能不能讓他們的後繼者們少付一些代價呢？那就需要為他們尋找一個講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許正是這樣的地方。

我找鮑培倫律師諮詢。我問:“對於誹謗和誣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訴，而作民事案件起訴，有可能嗎？”鮑律師想了想，説:“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為什麼要違避？”我説:“中國文人多數是法盲，不教而誅，馬上把他們關起來，於心不忍。而且，要關的人不少。”鮑律師點點頭。

我又問:“訴訟請求中，能夠只要求他們道歉，不讓他們賠款嗎？”鮑律師奇怪地反問:“為什麼？”我説:“天下一切以毀人為業的人，總是貧困的。”

“你又於心不忍了？”鮑律師笑了。

“對。”我説。